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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黎澍先生是挚友，母亲更和黎澍夫人徐滨女士是中学同学。黎澍先生住在灵通观一号楼八层，当时灵通观的三栋九层楼，是北京少有的高层建筑。在晴朗秋日，从黎澍先生家门前过道远眺，可以看见西山。黎澍先生酷爱藏书，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满几千册书，几乎涵括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文学经典。这些书经历文革奇迹般保存下来。从薄伽丘一路到雨果，我能背诵卞福汝主教和G代表的对话，还有《欧也妮葛朗台》最后一段“她既无子女，也无家庭，。。。独自向天国行进。”天国是什么样子，中国人一向漠然。当1988年我听到黎澍先生一跤摔倒长眠不起时，相信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几位魂灵会去天国的长者之一。黎澍先生面黑，神情严肃，烟不离手，手不释卷，我在他面前总感拘谨。然而，我很喜欢听大人聊天，而他们除了说秘辛和小道消息，大多时不避讳我在场。文革后期的话题，不管怎么绕弯其实都和时局有关，黎澍先生尤其爱谈政治而且敢言。如果我没记错，他对《赫鲁晓夫回忆录》有很高评价。他和父亲，或用手指天，或称“老人家”，或如《参考消息》外电报道呼其姓而不名，对斯大林及“肃反”、对个人崇拜直接批判。
这些话自然是关起门来讲的，而外部世界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墙上的标语年年翻新，与时俱进。人们习惯在单位说一套，回家说一套。这是生活的常态，却没有人觉得奇怪。也许因为年幼无知，也许由于游离在外，我曾经问过这是为什么，但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开始抱怨前几年写的检讨和外调材料逾百万字，比他以前写的文章字数都多。我觉得他有点夸张，但暗暗打定主意自己长大不做这么没劲的事。没想到若干年后，为了坚持这一点，我不得不远走他乡。
有时家里来客人，我帮着把窗帘拉严、大门锁好。即便如此，大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放低声音。这种暗室里的谈话，有些细节足以穿透时间。我记得王晶垚先生在我家讲述妻子被红卫兵打死的情形：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失声痛哭。后来，卞仲耘之死经王友琴女士的史笔广为人知。我前年在《我虽死去》里又见到王先生，耆耄之年，却腰板挺直，比当年多了几分坚毅。这部电影令我重温记忆里的那些孤岛，而岁月湮没的，是无数平淡的起居。记忆也大半会走样，但远望海上那些孤岛，边际本是不甚分明的。模糊记得，我在1975年窜个到1米72，下巴出了一层软髭。家里人开始公开讨论我的前途问题，结论之一是最好能去茶叶店当售货员。夏天我第一次喝白酒，一口气喝了二两，然后躺在地上睡着了。我被认为懂事、嘴严，忒让大人放心。然而，我开始变得不爱说话，或者躲在家里读书、或者独自在外流窜，常倚着公共汽车车窗无目的地看风景。冬天，我去天坛散步，公园几无一人，天色灰白，树秃草枯。我忽然有自己长大了的感觉。我就带着这种感觉走进1976年。
三、地动天崩
还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好像是张遵骝先生曾经预言：就看谁先走。然而，先走的是当时集人望与期望于一身的周恩来。讣告播罢、哀乐响起，永安南里的大人们多半两眼红肿。我从小泪腺不发达，而且越觉得该哭时就越干燥，虽然我也明白这是出大事，而且心情激动地上了长安街。我自觉思想成熟，实际上和大院里喜欢起哄架秧子的同龄人差不多，由于无聊，有事情发生难免一惊一咋。在长安街百万人群中目睹灵车缓缓驶过，集体悲情是如此震撼，于我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茫然。
四月五日是个温暖的春日，我一如往日，上午一睁眼就想：到广场去。从三月二十八日起，我每天都有一半长在那儿听演讲看诗，是众多血脉贲张的看客之一。我从小腿脚不太好，到那时总算走路正常了，但自行车连碰都没碰过。所以我每天只能乘大1路去广场。这一小小事实在那天对我而言很重要，历史的偶然性时常在个人身上也会显现。当我走到1路车站时，发现街上站满了人，没有车来，一直没有来。大1路好象停驶了。兴奋，惶急，忧虑的人群在长安街上，没有人说得出西边正在发生什么，不断有人向广场方向走去。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觉得徒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实在太远，需要先回家吃午饭再说。就在这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车，人们蜂拥而上，我也溜边蹭了上去。车子很挤，却没有争执。人在似乎有了共同目标时就和谐起来。然而那辆车在中山公园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就开到了西单。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车没有停，想不起当时广场上的景象，只记得西单街上已经开始拥挤，玩儿了命才挂上一辆往回开的车，这一辆一口气就穿过天安门到了北京站。我一点也不曾意识到接着会发生什么，只觉得很丧气而且很饿，再也不想朝广场奔，回家郁闷地睡觉，与一次在身边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失之交臂。几天后，楼下来了几个穿蓝色便衣的人，转悠了一下午，专政的铁拳一下子从报纸广播走近身边。原本亢奋不已的人们蔫儿菜，彼此见面连话都懒得说。不过，母亲没有叮嘱我要说话小心，父亲打着装病一类太极拳逃避运动，不去上班拄着拐棍四处看朋友，打听与交换各种小道消息。毕竟，从照片上看，伟大领袖已经连脑袋都直立不起来了。
异常闷热的夏日里，邻楼在东郊插队的小伙子来串门，说生产队鱼塘里的鱼忽然都死了，浮上水面。我最怕热，整天光着膀子躺在竹席上，象鱼一样喘气。躺到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大震得几乎被掀下床，我大叫一声“要穿裤子吗？”母亲的回答简短：“穿！”第一次感觉自己象飞起来，回过神来已在百米开外的空地上。空地上很快挤满了人，穿成什么模样的都有。某所平素严肃不苟的老支书只一条花布裤衩挺着肚子跑出来，而老先生们大多穿着衬衫，有的连头发都一丝不乱。到下午6时许余震大作，不远处，高高烟囱摇晃出毕生难忘的扇形。午夜，街上依然拥挤，母亲却决定回家睡觉。天花板上，一道道细细的裂缝清晰可见，再震的流言随风飘荡，地震棚如雨后蘑菇迅速蔓延。正在犹豫不决时，胡沙先生热情相邀，我们就蹭进了教育部大院的集体地震棚大通铺。
那一个月的露营生活格外美好，最初的惊惶过后，日子仿佛一场末日狂欢。抽烟喝酒打扑克，晚上在大院里边走边唱“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没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夜里听着此起彼伏各式各调的鼾声，夹杂着体腥汗味的风不时吹过。集体地震棚搭在大木仓胡同35号院的第二进，院里都是平房，王小波家就住在东南角上。他家兄弟姐妹5人，除了小波都很要强，在艰难时世不断努力改善处境，小波却吊儿朗当，踢着踏拉板、斜叼一根烟。他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好像是两班倒，作息不定，独自住拐角采光不良的一间小屋。其弟在卷烟厂上班，常带回些没印商标的“散烟”，多数质地不佳，偶尔有“凤凰”牌，散发出巧克力香味。小波性滑稽、好讲故事，貌似随和憨厚，当时教育部院里就颇有几个小伙子，有事没事找他聊天，不知是否算骨灰级粉丝？那间小屋属于据点黑窝一类，烟雾弥漫，被子长年不叠，床单常灰不白，脱下来的衣服丢在床上，同样随意乱放的是一个个练习本，小波早期小说就字迹潦草地写在上面。我在一片说笑声中读了《绿毛水怪》，那原初之美，印象深刻。当时读过这一篇的亲友，都夸奖小波的才气，惊讶他怎么编出这样的故事。在大家印象里，小波是个老实孩子，和女孩很少接触，甚至有些腼腆。他病退回京后，来往的都是男孩子，那间小屋、他的邋遢兵外表加一颗形状怪异的大脑袋，足以吓跑不少女孩。如今回首，大概恰是无性时代成就了超现实的想象力。小波去世多年后，我在网上重读，它夹在后来的长篇巨制里已显得毫不起眼，却比他的三个时代更给我简单的感动。
天气转凉搬回家，已布满尘土和蛛网，不数日，毛泽东逝世。永安南里的人们都戴上了黑箍，肃穆紧张、窃窃私语，却没有多少悲痛的气氛。家里没有电视，我去邻居家看新闻，报道全国人民哭天号地如丧孝妣，忍不住笑了一声赶紧咽下去。夏天玩疯了缓不过劲来，在禁止娱乐的一周里，我度日如年。终于有一个晚上，大朋友谈完时局，被我缠着打升级。我们门窗紧闭，上了两道锁，被禁止的快乐尤其刺激。那个秋天，心理气压超低，窒闷的空气里，混杂着不安、期待和焦虑。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但不知道出什么事。其实每天过得乏善可陈，我照旧去齐家园菜市场买菜，偶尔排队买两毛钱肉，然后回家做饭。9月20日，家里一位亲近的朋友晚年得子，激动地打电话报告母子平安。全家为他们高兴了半天，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
由于无人坐班，一家人都成了夜猫子。1976年10月8日上午九点半，全家还高卧未起，忽然有人用力敲门。母亲慌忙起身，见黎澍先生喘着气衣冠不整奔进来，挥舞着双手大叫“抓起来了，都抓起来了！”，我们都从床上跳了起来，速度之快不亚于地震时。三十年后，黎澍先生的一位旧识来美探亲，我陪老人小酌，向他说起这一幕。他告诉我黎澍先生在九月中旬就预测江青会垮，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快。不过三十年，旧事就已被有意无意地遗忘。2006年秋难得的几篇纪念文章里，流传较广的是《“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是怎样传播到民间的？》，文中提及黎澍先生和父亲等人，讲得很生动。作者是文革史家，应该是采访过依然健在的当事人如于光远先生，可惜与我亲历的情景不符。虽是小事，也足见历史的原貌真伪难辨。
无论如何，一个时代结束了，我自由孤单的少年岁月也接近尾声。进入1977年，恢复高考还停留在小道消息阶段，但读书又成了时尚，尤其文革前的老中学课本行情紧俏。虽然心算快，自我感觉良好，可长到十六岁仍只会加减乘除。大哥的同学好友老钟在中学教数学，一边辅导我数理化，一边帮忙联系上学。此前我只上了两个月小学一年级，连学籍都没有。有一次家人在填表时这样记述我，年龄：13岁，成分：无业。老钟费了大力气，总算把我的成分从未成年游民改回学生，并在两个月教完两年的初中课程，让我跌跌撞撞插班进初三。
四、春衫年少
我虽自幼营养不良，却发育早，主要是性的觉醒。我父母虽然性情通达，但都是极严谨的人，家中又都是男孩子，几无女性气息。我却很小就对异性好奇，不过十岁的时候，发现大衣柜深处竟然藏有一件黑丝绒底绣深红花的旗袍，是母亲烧自己家“四旧”时的漏网之鱼，大喜，拿出穿在身上，还在胸前塞了俩毛线球。母亲发现，大惊失色。
1972年冬，父亲朋友之女西燕从四川来京，她那年十八岁，名字漂亮、气质文静、人尤其美。走后，我写下平生第一篇作文，记述了她走进我家时骤然生辉的那种感觉。文中还用了“惊鸿照影”一语，但那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引用了母亲送走西燕后的感叹。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热衷于读爱情故事。《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些柏拉图式奔放的爱情文字让我着迷，三十年代《东方》杂志合订本里那些电影明星的照片为我提供了美人的真实形象，似乎至今还影响着我的审美趣味。当美国流行小说《爱情故事》被当作内部书翻译出版后，我曾经短暂地为之倾倒，时常默诵“爱，就是永远也不用说对不起”，结果八十年代初我看这部名动一时的大片时，竟有些失望。
单相思在1975年的某个夏日黄昏来临。我抱着一只早花西瓜抵达一位大朋友的家，看见一个女孩的侧面，阳光在带绒毛的鼻子上勾出神秘的线条，而尘埃在空气中浮荡。那是短暂的瞬间，我几乎把西瓜掉在地上；引起一阵哄笑。那瞬间历历在目，虽已经过时间的加工。这是我个人史从黑白照片进入彩色照片的开始。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年纪相仿的女孩，即便是女孩，也是大姐姐级的。舒桦大我两岁，由于少年丧母又得过大病，早熟而略带忧郁。她喜欢西方文学，说话文静，穿着素朴用心。最初的印象往往靠不住，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也有激烈的一面。自己何尝不如此呢？我自幼就貌似老成，浑然不觉中说些深沉虚无的话，比如“人生是一片斑驳的尿布”一类。
大概由于从小与女孩绝缘，加上天性愚钝，难免有些愣头愣脑。没过几天，我就窜到舒桦家，她很诧异，却温和地和我聊天。我开始常去看望她。一段绵延了四年的故事，没有什么情节，大半是去舒桦的小屋，偶尔在外面散步聊天、交换书籍和感想。父辈们关系不错，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单相思不是爱情故事，没有难忘的时刻，只是一些悠闲的充满阳光的下午，纯净如水温暖如流。回家路上，有时幻想激动，不知是快乐还是悲伤，一切就这样过去了。我上中学第一年，舒桦还在读高中，一天晚上，我到她的学校操场上转悠了一圈，做点唱小夜曲的梦，其实她早回家了。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写新诗，读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和冯至。由于馋嘴，便有“月亮象冰淇淋一样升起”之类的句子，后读《围城》，发现和默存先生笔下的曹元朗有一拼，不禁对自己的写诗能力有了怀疑。1978年我转入师大附中，舒桦考上大学，除了假期，很少见面，但她推荐借阅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和许良英先生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在我枕边躺了很久。十年后，我去东京一条小巷看舒桦，回忆起当年这两本书的影响，她却早已不记得了。
那是解冻的年代，一种悸动的氛围，在半公开的议论与流言中。父辈还在从文件与讲话不断解读新的信息，揣摩报刊或斟酌自己的文字，年轻一代却已失去耐心，开始自下而上的突破。从年底开始，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变得热闹非凡。我放学后常去那里，在橙黄色路灯下看大字报、听演讲。我忘了究竟是在那儿还是在美术馆外买到《今天》。日子不疾不徐地滚动，人人都急着考大学，我还在高中晃悠，读书不大用功但也不大费劲，写些后来再没有回头看过的文字。我常从中午就旷课去北京图书馆读小说，直到关门，好歹挤上14路公共汽车，从车窗探出半个脑袋，让风吹得头发立着归去。
1979年初夏，我站在一条从南而北笔直的柏油路旁，下午的阳光有点混沌，斜射下来，落在斑斑的马粪上。这条通向西郊大院的支路并不忙，极少机动车，只有些骑车上下班的人，间杂着赶马车的农民。父亲调到那个大院工作，有一间办公室兼做卧室。周末他回城时，我常会从城里到那儿住一宿。一栋巨大的九层办公楼，有着仿苏式的宽敞，周末空无一人，我喜欢夜里满楼逛荡。那天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舒桦姗姗来迟。这段时间她和我的见面多了起来，还约好暑假一起去看海。这是头一次和女孩约会，过度兴奋让人晕乎乎的，超级话痨加放声大笑。夜色渐渐降临，窗外不远，是颐和园后山模糊巨大的背影。两人并排静静坐了很久，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直到无限倦意才和衣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入梦。
早晨六点，突然有人敲门，吓得我弹簧般蹦起。打开一道门缝，看见一个瘦小拘偻、肤色黑黄、皱纹密布、鬓发灰白的男人带着女人和孩子站在楼道里。他毕恭毕敬告诉我，他是来找他的哥哥郑先生。郑先生借调到父亲单位已有一段时间，他原是中央某部的才子，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外地二十年，满头白发但目光如矩、清癯挺拔、精气神十足。他的女儿1978年考入北大，是常和我聊天的大姐姐，曾告诉我郑先生有一个弟弟，大学毕业不久就在1957年被株连，送到农场劳改，妻子弃他而去，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