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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港版)-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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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远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在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

抢书

抄家之风激荡于一九六六年夏。最早的元老级红卫兵身穿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有的还挥舞着凶狠的皮带,一旦在街上呼啸而过,总是吓得路人胆颤心惊。他们冲进一些涉嫌敌对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么反革命罪证,只是抄走手表、字画、皮大衣之类奢侈品。把大批“毒草”书刊当众焚烧,常常是他们抄家之后的革命宣示和祝捷庆典。

到第二年,该打击的敌人都打击了,抄家所闻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发生在对立群众派别之间,带有一种派争泄愤的性质了。我也参加过这种恶行。一次是夜里去另一所中学,刚摸黑上楼,就听到有泼水声。不过那不是水,片刻之后就有人惨叫“盐酸!盐酸!我要破相啦——”吓得大家从楼道一涌而下,手忙却乱地狂找水笼头,为这位同学清洗脸上和衣领里的可怕液体。接下来,楼下楼上对骂,还有扔手榴弹一类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顺。目标是两个本校老师,因为他们不但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片,而且胆敢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学生,成立一“黑鬼战团”前来叫阵,是可忍孰不可忍,须严厉打击。不过,这两位老师家贫如洗,简陋平房里的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两位师母又哭又闹的,其中一位说倒地就倒地,抡着砖块要自残,吓得我们只能草草收场。

我们仅仅抄走了一些书。唐诗宋词三国红楼什么的很快被大同学瓜分。留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如读天书,大为扫兴。不过战利品中有一大叠草稿,包括童话,游记,英文诗歌,自传小说——大概这些都经过作者的自我审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来。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迹本文学,不免十分好奇,一扎进去就读了三四天。后来,几位同学把这位作者抓来再审,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读得不过瘾,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真相。这作者是位南洋华桥,当过美军翻译,一见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挠到哪里是痒处。虽然他也用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类词语,但履历交代简直就是开故事会,一章接一章绘声绘色,让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说到美军的巧克力和牛肉罐头,还馋得我们吞口水。

“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说得兴起,他抱臂耸肩,好像成了我们的教官。

我们也忘记了生气,忘记了拍桌子。

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气得老妈又哭又骂的。抄家者是我哥学校里的对立派,意在对我哥施以惩罚。两颗手榴弹由我窝藏,现在成为我哥对抗交枪令的罪证,有关“油炸”“火烧”的大标语刷在最热闹的街市。这其实还只是小损失。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我去街上看过大字报,发现那些欢呼胜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这些书,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耻呀可耻!我简直欲哭无泪。

多少年后,我哥与他的对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学来家聚会让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认识我,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本应该对这些大哥大姐表现出礼貌,但一想到他们中间某些人曾夺我所爱,气就不打一处来,终于拉长一张脸扬长而去。我估计他们肯定忘记那件事,肯定觉得我的无礼十分奇怪。


换书

那时中国大陆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下乡后,收到秘籍主人几次热情的来信。大概觉得这笔交易令人不安,他捎来一双新军鞋,算是聊作弥补。

说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闸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罗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把重要情节反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 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姓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呵,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它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着了。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辨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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