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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人的风潮一个月才过去。奇怪的是我平安无事，连厂里的保卫科长都没找我谈过话，真是神了。那一个月，我吃了不少好的，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钱花冒了，还跟好友“借”过钱吃喝——心说我都是快进去的人了，“借”你点钱享受一下不应该么。生活上呢，也有一点破罐破摔，跟着不良青工晚间从天窗翻进食堂偷吃的，用肉和圈套诱捕附近农民的狗——但最后我没吃，还在工厂自制的汽水中偷兑上廉价白酒专门打给女青工们喝以图稍后观看她们慵困之态，因为每一天都当成在外面的最后一天过，便没弄一个短期恋爱计划，加上心情不放松只顾得上满足口福——有关艳福呢，也仅是更加贪婪地窥视厂子里的那些美女，比如我想办法去食堂买饭时排在人家后面。那时女工都穿肥大、严捂的工作服，能看到一截白皙的脖子就不容易了。
在6月上旬某日以前，我过着瞎吃瞎喝有今儿没明儿的日子，当然也看书、玩篮球踢足球。偶尔也想想万一进去了怎么办——不知道，再说呗；我的筋长，老虎凳得好几块砖才会疼但电棍滋味据说特别受不了。后来我才知我侥幸的原因有几条，据说4月5号过了几天，有公安人员拿着我的照片来我厂调查，但，第一我那天的考勤是全勤连迟到都没有，第二照片上的我因是疯狂表情、头发炸乱、脖子斜梗、五官也一反常态，与我平常的照片判若两人，第三任何领导都不愿自己单位出个反革命，加上我平日工作很好以及团员的政治面目，可能也为我说了好话。
镜头七： 终于落网；我被查出是“反革命”，隔离审查
“四五事件”过了两个月，因车间的保护和现场照片与我不“符”，我仍逍遥“法”外，其间我不知公安来查过我而未果即归。1976年6月上旬的某日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那个矮矮的保卫科长说找我有事。我随他去党委书记办公室。路上我心说多半是那个事了，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呀。
办公室中有一白衣警察，有候厂长、孟书记、保卫科长和一个陌生干部，后知他是我公司上级二轻局专门为我成立的专案组组长。当时的情形我大概记得。
先是孟书记问：知道找你干嘛吧，站起来说。我说：知道，是因为清明节的事，去广场。我站了起来，凳子被人撤走。孟是河北籍，部队转业到特种工艺公司当团委书记，又调我厂当党支部书记。他又问：到广场干什么去了。我说：悼念周总理。路上我就想好了我在广场上的一切举止都是出于对总理的悼念心情，周总理呀，就委屈您了。
那个白衣公安无声地走到我身后，忽然踹了我两脚但并不很重。他说：你还不老实，可以马上把你铐走你信不信。他拿出手铐晃了晃，又说：你以为我们查不到你，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你给我老实交待，不老实马上铐走。
那个专案组长是个较文静的中年人，他开始说话了：赵世坚，你一定要坦白你的罪行，你的事我们都调查清楚了，证据也有，你彻底说清才有出路。我说：那些天，我常去广场，悼念周总理，国家也没说不让去。一付光明磊落还有点儿冤的样子。至于怎么坦白，我在“四五”之后的抓人风潮中就想好了：实话实说，反正我也没干打砸抢的事，也没领喊反动口号，唱《国际歌》不犯法，至于我朗诵《告工农子弟兵》、上小楼与当局谈判，也出于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我最放心就是我不会出卖谁，因为广场“闹事者”的地址我都不知道或者就说不知道；惟一不好圆场的就是我半道去工友家换了件衣服，说出是去张XX家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总觉小事“抬人”也不道德。
有人记录，好几双眼睛都在盯着我。那公安说：现在说就在这说，现在不说就带走你。
我说：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因为我去广场是为悼念周总理，好几天的事，我说哪天的啊。对方说：先说4月5号的事。我于是慢慢叙述那天早晨如何坐车到的广场、看见纪念碑在戒严、上面一个花圈都没有。
对方着急，说：捡重要的说，否则换了地方你就该后悔了。我的表情肯定特老实，半畏罪半无辜的样子。我说出我爬上纪念碑帮着放置花圈、下来后领呼口号、又挽手走向国旗，但我没提中间离开广场去张XX家换衣服的事，对方也没问，我觉侥幸，万一问我先后的衣服为何不一致我也早编好了说辞。
公安、专案组长、孟书记也插问不少。比如：谁指使你爬的纪念碑？冲击纪念碑戒严线是什么样的人领的头？呼的口号有无事先写好的条子？谁出的主意走向国旗？有人在纪念碑上打人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照实答的：没人指使，我身高力大，一般人还爬不上纪念碑；没人领头冲戒严线，是群众集体冲的；口号都是随口而出的，没有一个反动口号；打人的人像是几个小痞子，但打得不重。
因为须记录，我说的慢，“四五”那天的一幕幕我基本没忘，且在近两个月前我就理好了基本如实的供词——但脑子里的想法肯定是不能如实披露的。交待的第一回合，对方像是满意，说：重要的你还没说。
我也怕他们把我带走，便直接挑大个的说：我和四个人上小红楼跟联合指挥部的人谈判过。见对方并不惊异，而是说：讲详细些，全部过程。我就像口述回忆录一样，以客观视角尽量具体地讲述。只是对方老打断插问，其中几个插问肯定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比如：到底怎么商量的成立谈判小组？谁出的主意？你还知道那四个人什么事？他们不满我的回答，一再说我不老实，那个公安还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天安门广场的所作所为是反革命活动，对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绝不手软的。
我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一时半会儿真地记不起好多事情，因为我觉得悼念总理是无罪的，才不怕如实说出。
中午吃没吃饭我忘了，反正除了上厕所我没出那个屋。厕所在楼下，有两人跟着我去，我还努着说了一句一点不幽默的笑语：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上厕所的路上被厂子个别人看到了，他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故意微笑一下，肯定不自然。看看远在几十米外的车间和食堂，我忽然觉得很远，难道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到那里了吗？我更担心的是呆会儿他们会不会把我带走？不像，因为没有警车跟来，二是也一直没给我带铐，可我又知不少事儿比我轻的人早就被抓走了。管他呢，爱咋地咋地吧；我只是想若是真判我个10年可真耽误我交女朋友呀，女人之谜我还没亲自破解呢。
接着讯问，我又大致说出了在大会堂台阶接过别人的诗稿念《告工农子弟兵》。对方这次等我大致说完才提问。他们提问的底儿我听得出来，就是希望我说出更“反动”、更极端的内容。可事实并不那么激烈，我也无能为力。
我尤其强调：我离开广场时烧的汽车才冒烟，我没参与翻车和纵火；4月5号下午只是6点左右路过广场并没进入并且此后再没进过广场。这两点对我不被“从严”很重要。
到下午五六点，我已交待了4月5号我在广场的主要事情。对于他们问的“你真的没殴打战士——若是我们拿出证据来你再承认也就晚了”、“你不可能不认识那些闹事的反革命头头——你若不交待而他们交待出你可就对你不利了”等严重问题，我当然铁嘴钢牙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没做的事干嘛要承认，你们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
专案组长发话了：今天先到这里，先给你一次机会不抓你，我们要看你明天的表现再考虑抓不抓你，今天你交待了一些犯罪事实，但有很多重要的事你还没有讲，今晚你要好好想。孟书记接着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今天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一旦你不老实，立即逮捕，你只有交待了并检举立功，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晚饭是由人送到屋里吃的。当晚我被锁进办公楼的一间有床铺的屋子，屋里有水和便桶。不知门外有无人看守。可能他们审问我时看我那副畏惧以及怕被抓的样子便根本不担心我会自杀和逃跑。那晚我睡得不错，也因白天脑力活动过大，紧张也是消耗体力的。睡着前也不是一点没愧疚过：我为何不能像许云峰、牛氓那样跟他们拍桌子，慷慨激昂地讲有罪的不是我，把审讯当成辩论；我今天的表现是让他们比较满意的，否则弄个车拉走我还不容易。我估计，今天没带走我，明天也不会了。我又想：我这个谈判代表也不抓，那这个谈判代表的份量也太轻了，便觉得有点失落。
镜头八： 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不小心“抬”了个人
我被隔离审查的当天，便交待了主要“罪行”，也许因此我没被铐走，但也被吓唬：你还有重大犯罪事实没有交待，再给你两天时间，否则就逮捕法办。审查的第一夜，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小屋里，但我有了定心丸：我不会被抓进去了。虽然在这小屋里不自由，但比起4月份抓人风潮时的惶惶不可终日我现在倒踏实了。交待就交待呗，人在无产阶级的铁拳边上，怎能跟它较劲。我已经被定性为参加天安门广场暴乱的反革命分子，从即日起停发工资，不许乱走乱动。我当时有点像在梦中：我是反革命？以后就完了？别逗了。
从这日起，上面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和一个警察就天天到我的小屋来上班了。在座的还有我厂的孟书记；头几天还有一个记录员。隔离的第二天，照样是讯问。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我当然看到了同情或怀疑的目光，也有一半人似不知道。
这两天，他们专门提出一些问题问我。主要有：谈判小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真正出主意的人反而没进小楼？我只好又重复一遍昨的话，只不过稍具体了点。我说的大致意思是：乱哄哄的场面，谁起个头一般都会获得大家响应；我看不出谁是头，连一个初中学生都能当谈判代表，这个谈判小组的素质可想而知；我不觉我被利用了，我想的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一定要回花圈和战友。他们打断我：你不要老提周总理，你们就是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明白他们是想挖出一个有预谋和组织能力的领导集团——这好像是我国斗争史上的惯例，没有集团怎么能弄出反革命暴乱。
他们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什么具体的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我回答的也是事实：我没听见有打倒具体人的口号，只有“打倒法西斯”。我后来知道，直接攻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
他们也详细问了另四名谈判代表的情况、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言行。我老老实实讲出那四人的体貌五官特征，也说出我所见到的他们的举止。还好，他们四人和我差不多，都没说极端的话以及做暴力之事。当然，他们四人万一有谁喊了“打倒江青”，我在被审查时也不会承认，因为用“广场各种声音很大、我没听见”来撒谎也说得过去，这种不损人不害己的作法是一般百姓的良心基础。
他们问：《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在广场上念了多少回。我也据实而说：我念了一遍，是在大会堂东阶上。
我每天都要在专门印刷的审讯记录纸（黑色横格线，外带粗黑框）上摁下我的手印。那感觉像是承认这是自首书，心情略灰。
大概第三四五天，专案组叫我父亲来到了我被隔离的小屋。他非常生气，跟我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必须老老实实交待罪行，也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我们家不要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回去就办和你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我爸训我是当着专案组的，他的愤怒很真实。大概几天后我的户口就被转到工厂了——是孟书记告诉我的，他还夸我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因为被家里开除，我故意在专案组和那个警察面前表情凄苦，可怜兮兮的，这当然是想让他们早一点宽大我。其实我有点得寸进尺了：被抓与被隔离，后者太幸福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做了很多“认罪态度”比较老实的交待，但也总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还声称：我当时没觉做的不对，所以现在才没必要撒谎。可对方也嘲讽地问：既然你做的没错，为什么“四五”那天明明旷工去搞反革命活动反而让记考勤的给你记了全勤，你做贼心虚呗。
对此我真是哑口无言。也知道为我记全勤掩护我的组长赵师傅肯定为此受了连累。专案组透出这么个信息，他们说的是若不是你的那个“全勤”，你早就被抓起来了。我这次是亲身领教了国家机器的专业效率，在“四五”仅过了一周左右；他们就拿着照片来了。
记得在连续审我一周后，专案组长以及公安就不常来了。一周后，我只是根据他们的专题专问写些详细的“认罪书”。这样一个人是清净的，无人打扰，且去买饭也没人跟着了。停发工资（35元）后给我16元。在厂子里吃饭是够了。
工人就是以实惠方式帮助一个落难者。我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但他们可以在排在我身后时与我耳语，意思是关心、坚持、别太倔什么的。
我在专案组面前丝毫不倔，也就比奴颜婢膝好。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永远愁眉耷拉嘴，眼睛不睁大，像是这辈子的“政治生命”彻底完了。
一天上午，专案组长及公安都来了。平常是组长来看我写的交待而公安不来。这次他们果然提出一个我早已预料却没说过的问题：你在广场上肯定有知根知底的同伙，这一点你一直隐瞒着。我矢口否认。他们说出：那为什么你在广场上早晨和中午的衣服不一样？
我说：咳，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非要和我换衣服穿，于是我的蓝工作服就换成了他的浅灰夹克。
公安说：夹克要花十几元买，工作服是发的，他不认识你干嘛这样。我只好说：他可能觉得我太出众被盯上了不安全。公安又问：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换回来。我说约好第二天晚7点在西单体育场换回，但他第二天没来会我。
没想到公安非要我说出他的名字，我这次真是顺口诌的，说叫王德明。心说不可能有这个人，你们丫查去吧。
三四天后，他们又是全部上阵，说是今天给你一个立功机会，看看这些照片中人在广场上干了什么。大约三四张照片，我一个不认识。我不知怎么回事，将那几张照片摆在桌上，假装认真辨认。我无意拿起一张照片，随手一翻，见背面三个字：王德明。我心里呵呀一声，坏了，他们真地查出了几个王德明。
我还故做不屑的说：不是这个王德明。心里为这三四个王德明担忧，又一想他们没做过的事是不会承认的。
镜头九：弄出一尺多厚的交待材料；工友的仗义和管不住的春梦
我大概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和思想认识，那一个多月我写了一尺多厚的稿纸。
除了交待事实，我肯定也无数次地写过如下认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我上了坏人的当，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工具；我冲击小楼、当谈判代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爬上纪念碑浮雕是反革命的跳梁小丑；我不听政府的话，赖在广场，起到了破坏和捣乱的作用；我念《告工农子弟兵》，是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半道换衣服是想蒙混过关，但人民警察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要低头认罪。
我肯定也写了不少求饶的文字：念我还年青，请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本质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不是故意犯的错误；我有技术有文化还可以为国家干很多事情；我要接受教训，抓紧思想改造。有一次我甚至假惺惺地问孟书记：以后我若特别努力的话，我还能入党么。孟给我的是蔑笑，他说：你先不要考虑那些事了，先交待好罪行再说。
总之吧，那一个来月，我把报纸电台上的极左语言用了好几遍。说空话大话谎话已经很顺嘴了。那么多令我恶心的文字出自我手，后来我都不太相信，可当时没觉得什么，只是希望早点结束审查。我的思想更是灰溜溜的，混一天算一天，尤其是想起很多人在监狱中受苦，我就特惭愧地认为：他们在替我蹲监狱，我替他们在牢外清闲——每天能吃肉，不挨揍，买饭时照样能看见靓丽的女工，我真对不起他们，我真是小人、胆小鬼、软骨头——幸亏我不知什么有价值的地址，否则高压之下我当叛徒也说不定呢。想深了，我就自卑起来，一副甫志高的表情。
我们组的工人尤其组长和哥们赵X对我特好。有几次赵组长、赵X偷偷地给我送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