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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动作；心情稍好时把写交待当成练书法，能以钢笔写出类似钟绍京小楷那样的字，沮丧时则瞎写，那字像叛徒一样恶心；有时小声地唱《国际歌》自娱抑或找悲壮感；无聊时默背我所知道的诗词，有时过一个唐诗之夜而忘记时间地点；学会很香地趴桌睡觉，有时哈喇子流在了认罪书上；我没哭过，但在专案组的吓唬面前，真想做出痛哭流涕的样子；下决心等解除隔离后，一定好好吃喝以及旅行，决不掺和天安门的事。
1976年秋冬之际，厂子为我平反，恢复正常生活，没什么人过多地打听我那时的事，更没人歧视或抬举我，因为我犯的不是作风、偷盗方面的事，一点不好玩，大家没兴趣口传。
1976年平反后，我又可以回家蹭饭，工资我得攒着用于出去玩。我家可能也觉那一阵没顶住压力把我开除家籍有些对我不起，便在伙食上显出了诚恳歉意。我妈擀的面条以及粉丝豆角肉沫卤很不错，我还爱吃家里的肉沫黄豆炒大头菜、带鱼烧心里美萝卜、肉皮丁炸酱、煎带鱼小黄花鱼、炒茄子，但我父亲酱的牛肉很一般，因为是纯肉我才爱吃。有时我还陪着父母包包饺子，却再也不用像小时包得难看而被拧腮帮子了，也不用再被罚吃自己包破的饺子。
阿坚 原名赵世坚，别名大踏，男，汉族，1955年生于北京，老家崂山县。当过5年钳工，半年中学老师。1983年5月退职，以写作、当半专业运动员或旅行向导谋生。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发布： 2008…11…01 11：45 ｜ 作者： 李零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