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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死者是“谁”亦无关大局。说“我没事，你也没事，只是他死了！”对于生者，这是一种自我安慰。
为什么我们会不惜兴师动众地在河中打捞溺死者的尸体，在失事飞机的残骸中和爆炸现场不辞辛苦地搜寻？理由正在于此。
为什么MIA（在战斗中失踪）听起来比DOA（到达医院已死亡）更令人揪心？理由正在于此。
为什么我们要瞻仰遗容，为什么人人都关心报上的讣告？理由正在于此。
了解总比蒙昧无知好，知道是别人远比知道是自己好。一旦自己成了死者，“你”好不好，“他”好不好，皆和己无关。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死者不会在意。
活着的人，受行为习惯和保险计划的约束，当然还会在乎。你瞧，区别就在这里：正因为有人在乎，我的生意才能做下去。生者小心谨慎，时时关切；死者粗心大意，或是漠不关心。不管怎样，他们不在乎。事实就是如此：看来平淡无奇，却是千真万确。
我从前的岳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喜欢像电影里著名的芝加哥大盗詹姆斯卡格尼一样大放豪言壮语，说什么，“要是我死了，只须装进棺材，随便找个坑扔下去就成。”可是只要我一提醒她，我们安葬死者本来就是这么办的，她就满脸不快，发起脾气。
没过多久，她又会故态复萌。有一天，她正吃着烤肉饼和青豆，忽然说道：“等我死了，直接拉去火化，骨灰不留，都撒掉！”
前岳母只是想把这种不在乎的态度表现得像是无所畏惧。她话音甫落，孩子们停下刀叉，彼此相视，不知所措。孩子妈妈赶紧央求：“噢，妈！别老说这个。”我呢，则掏出打火机，在手里玩来玩去。
当年主持我和她女儿婚礼的那位牧师，是一个生活非常讲究的人，好打高尔夫球，喜欢金色的华美圣坛，穿爱尔兰亚麻布的法衣，开一辆黑色大轿车，车内装饰成酒红色。他还一直盯着红衣主教的职位。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有一天离开墓地时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上好的铜棺。老兄，我不要！不要兰花，不要玫瑰，也不要豪华轿车。普通松木棺就行了，搞一场小型弥撒，造一座平民的坟墓。不要搞大排场。”
生死如梦（2）
他解释说，他要以身作则，奉行一个神职人员应有的，也是所有基督徒应具有的节俭、质朴、虔敬和庄重的美德。我告诉他，根本不必等到那一天，现在就可以开始以身作则。事情很简单，他可以退出乡村俱乐部，改到公共球场打高尔球；放弃豪华敞蓬车，换开一辆旧雪佛莱；开司米毛衣啦，佛劳谢姆名牌男装和皮鞋啦，上等肋条牛肉啦，夜晚的宾戈牌游戏啦，孜孜不倦的基金积累啦，全都可以放弃。基督在上，他立马可以成为圣弗朗西斯和圣安东尼的活生生的化身。我还说，事实上，连我都能帮他一把：帮他把存款和信用卡分发给教区最需要的
穷人，到最后时刻，他蒙主恩召，我可以完全免费按他届时已经能够接受的简朴方式安葬他。听我说完话，他一言不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神情就像诅咒斯维尼（1）的教士，随时准备把我也咒成一只鸟，万劫不得翻身。
其实我想告诉这家伙的是，做一个已死的圣徒，实在不比做一条死鱼或一棵枯树更值得。生活就是磨砺，一向如此。活着的圣徒尚不能摆脱尘世的欲火和刺激、保持贞操的艰难、以及良心的剧痛。一旦永别，一切都随着遗蜕的肉身化为一缕青烟，这正是我要告诉那位牧师的：死者一无所求。
只有生者营营不休。
我很抱歉不得不又一次老调重弹，但这正是我们这一行的核心问题：一死万事空，世上再没有任何事能施加于你，为你发生，和你一起出现，或因为你而发生，给你带来好处或造成伤害。我们为善为恶，如果影响确能及于他人，都是仅对生者而言，在他们身上逐日积累，你的死也是相对于他们而发生的。生者无法摆脱这些，你则不然。你的死为他们带来忧伤或喜悦，使他们有得或有失，留下痛苦或快乐的回忆。他们拿到的是葬礼费用收据，是邮寄来的应付的帐单。
此时此刻盘旋在我脑海里，这样浅显的道理，本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对我的老岳母，对于那位教区牧师，对于那些我总能在理发店、在鸡尾酒会、在学校的家长会上邂逅相逢的陌生人，对于那些像花岗岩一样固执，仿佛出自神圣职责似地召我前去，要求我在他们死后做这做那的人，则似乎是最不可理解的事。
要我说，让死者安息，这就是你要做的。
有朝一日你离世而去，平伸你的腿好好躺着，工作已结束，让你的丈夫或太太或子女或兄弟姐妹决定，是土葬还是火化，是让你随着加农炮的一声巨响抛出天外，还是留下你躺在某处的深沟里风干成木乃伊。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你看热闹的日子，你是死者，而死者一无所求。
人们常爱和我预先讨论他们葬礼的细节安排，其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每个正常人都怀有的对死亡的恐惧，这不足为怪。它使我们更严肃更认真地对待生活。这种态度应该传给下一代。
我约会过的大多数女人，当地扶轮社的会员，以及孩子们的朋友，普遍认为，我，一个殡葬师，对于死者一定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一种特殊兴趣，知道死者的隐密内情，甚至与他们存在着某种联系。他们甚至假设，我离不开他们的遗体。这些人啊，我相信，有些恐怕是出于自我保护才这么胡思乱想的。
一个有趣的想法。
然而真相如何呢？
死亡是困扰我们以及其他生命族类的一系列不幸中的一个，是最惨重也是最后的一个，好在死亡只有一次。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幸或灾难，包括齿龈炎、大便梗阻、离婚官司、税务检查、精神痛苦、财务困境、政治动乱以及其他无数种种——人世从不匮乏倒霉的事。我对死者的兴趣，丝毫不比牙医对病人的烂牙床、内科医生对病人溃损的内脏、会计师对客户无节制的开销的兴趣更强烈。我对噩耗的胃口也丝毫不能和银行家、律师、牧师或政客相比。不幸随时随地都能发生。不幸是一张空头支票，是离异的丈夫和妻子，是街头大盗，是国税局——他们如死者一般完全丧失了感觉，而且如死者一般，什么都不在乎。
但这并不意味着，死者真的无关紧要了。
不是这么回事，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上周一的早晨，米罗霍恩斯比去世了。霍恩斯比太太凌晨两点打电话来，说米罗“过去了”，问我能不能去“照料照料”他。说照料，好像他仍是一个病人，和别的病人一样，随时可能好转甚至康复。凌晨两点，从睡梦中被叫醒，我糊糊涂涂地想，拿一枚两毛五的硬币给米罗，叫他上午给我打电话。但米罗死了。一瞬间，一眨眼工夫，米罗已经不可挽回地脱离出我们的掌握，从此诀别了霍恩斯比太太和孩子们，诀别了他洗衣店里的女工，诀别了退伍军人协会和共济会分会的同伴，第一浸信会的牧师，邮差，诀别了选区划分委员会、市议会和商会，诀别了我们所有的人，也因此永远诀别了我们心中对他可能怀有的敌意或善心。
米罗死了。
他的双眼紧闭，目光熄灭，眼帘长垂。
无助地，无害地。
米罗死了。
生死如梦（3）
我顿时清醒过来，风风火火地起床，匆忙灌下一杯咖啡，剃须洗脸，戴上毡帽，裹上外套，启动“死亡马车”，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奔驰在快车道上。这样做，严格说来，并不是为了米罗。米罗已不再需要别人为他做什么。我是为了霍恩斯比太太。同样短暂的一瞬间，同样的一眨眼工夫，就像水变成冰，她变成了霍恩斯比的未亡人。我匆匆忙忙，全是为了她，因为她还会哭泣，还会在意，还会祈祷，而且，还会付我的帐单。
米罗去世所在的医院是一流的。每扇门上都有标志，说明这是哪个部门，哪个科室，其分类和人体各部分的机能密切相关。我原以为，这些词总合起来，应是表明“人类状态”的意思，其实不然。米罗的遗体放在地下室，位于“收发室”和“洗衣房”之间。米罗如果还能喜欢什么，他会喜欢这样的位置。米罗所在的房间叫做“病理室”。
对于死，医学和技术用语总是强调“失调”。
所以，我们总是死于各种机能障碍、机能不全、机能紊乱、机能衰退、机能异常、机能停止，直到最后“完事”。这些病或是慢性的，或是突发的。死亡证明书上的语言一向软弱无力，米罗的死亡就被说成是“心肺功能衰退”。同样，哀痛中的霍恩斯比太太，会被形容为“垮了”、“毁了”、“散了架子”，仿佛她身体上真出了什么结构性的毛病。这就等于说，死和悲痛并非万物神圣秩序的一部分，米罗的过世和他的未亡人的哀泣，都是，或者应当归类为，一种难堪。对于霍恩斯比太太，“举止适当”意味着表现坚强，经得起狂风暴雨，好给孩子一个榜样。这方面，我们有热心的药剂师可以慷慨相助。至于米罗嘛，当然了，举止适当的意思大概就是，他回到楼上，咬牙坚持，让心电图仪呀脉波仪呀一概“嘟嘟嘟”地尖叫不停。
但米罗此刻却身处楼下，在“收发室”和“洗衣房”之间，安放在不锈钢抽屉里，用白塑料布浑身上下包得严严实实。而且，由于米罗脑袋小，肩膀宽，肚皮大，双腿消瘦，脚胫上又系了个标识牌，垂下一条白线，他看上去像一颗大得吓人的精子。
我签字把米罗领走，一度曾经想到，米罗对这些是不是很在意。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不在意，因为死者一无所求。
回到殡仪馆，在楼上的涂油间，在标着“非请莫入”字样的门后，米罗霍恩斯比躺在瓷桌上，沐浴在明亮的灯光里。解开裹布，扳直身体，米罗多少恢复了一点他的本来面目——双目圆睁，嘴巴大张，恍如重返人世。我替他刮脸，合上他的眼睑和嘴巴。我们把这一步叫“整容”。有些“容”，如眼睛和嘴巴，永远也不会恢复生前的样子：开开合合忙个不停，专注于某事，露出某种表情，告诉我们这事那事。在死亡中，它们告诉我们的，是它们从此再不会有所作为了。最后处理的细节是米罗的手，一只交握着另一只，安放在腹部，摆出轻松、安详和休息的姿态。
这双手从此不必在忙碌。
摆姿势前，我为他净手。
几年前妻子搬走时，留下孩子，也留下了一堆没洗的脏衣服。妻子弃我而去在镇上是件大新闻。洗衣房是人们说东道西的好地方。当时虽然议论甚多，却没人知道如何安慰我。我想，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啊。为了弥补，他们送来蒸锅和炖牛肉，带我的孩子出去看电影，划船，请他们住在附近的妹妹来看望我。米罗所做的，就是一周两次派洗衣店的车来，帮我处理换洗衣服，这样做了两个月，直到我请到管家。米罗每天早晨来，带走五大包脏衣服，中午时候，再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得整整齐齐地送回。我从未要求他这么做。说来我和他并不熟，从没去过他家，或光顾他的洗衣店，他太太也不认识我太太。他的孩子太大，和
我的孩子玩不到一块。
新管家安顿下来以后，我去向米罗道谢，并交付欠帐。米罗的收据上详细开列了清洗和烘干的次数和数量，消耗了多少洗涤剂、漂白粉和柔软剂。全部算下来，我估计要六十元。我对米罗说，取衣服，送衣服，熨烫、折叠、分类，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和孩子们，让我们有干净的衣服穿，干净的毛巾和床单可用，这笔钱该怎么算。米罗闻言一笑：“别放在心上。一只手洗另一只手，谁跟谁呢？”
我先是让米罗的右手压在左手上，然后反过来，然后再反过去。后来我想通了：这无关紧要啊。不管怎么放，一只手洗另一只手，分什么彼此呢。
涂油大约花了我两小时。
做完这件工作天已大亮。
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恩斯特富勒都要来我办公室。他在朝鲜受过伤，据说相当严重，但伤在何处，本地却无人知晓。恩斯特富勒走路不瘸，没有缺胳膊断腿，人们都以为，他准是在朝鲜看见什么受了刺激，变得有点头脑简单，偶尔还会犯迷糊，倒不是什么大毛病。他一天到晚散步没完，有时会突然停步，面对路边的杂物沉思不已，或是看着地上的瓶盖和口香糖纸发呆。恩斯特富勒笑起来有点神经质，握手时手又凉又硬。他头带棒球帽，架着厚眼镜，每周日晚上必去超级市场，把收款台旁边架子上所有花里胡哨的小报各买一份。这类小报的头版标题，通常离不开暹罗双胞胎、电影明星和飞碟那一套。恩斯特读东西奇快，
是个数学天才。但由于受伤，他一直不工作，也从没去申请一份工作。到周一上午，恩斯特会把一叠剪报带给我看，内容不外是“体重六百零一磅的男子跌破棺材掉落地面——场面混乱”，“为艾尔维斯涂抹遗体的殡仪员声称，这位超级歌星是永生不死的”。
米罗霍恩斯比去世的这个周一早晨，恩斯特送来的剪报上说，英格兰东部某个地方，一坛骨灰发出呻吟和咕哝声，有时还吹口哨，估计它不久就要说话了。科学家做了好几次试验，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骨灰主人是个男子，死后留下九个孩子，没有任何财产。他的未亡人信誓旦旦地说，她那贫困潦倒的丈夫是想告诉她奖券的中奖号码。她说：“杰基不会让我们一点希望没有就甩手离开的。他爱家人胜过一切。”报上登出了寡妇和骨灰坛子在一起的照片，那是生者和死者，肉身和金属，维克多唱机和著名的维克多广告小狗的合影。寡妇站在坛子边，侧耳倾听。
生死如梦（4）
我们永远在等待。
等待一句动听的话，一组中奖号码。等待从死去的亲人那里传来的他们仍然在挂念我们的消息。每当他们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事，从坟墓中起来，从棺柩中掉下来，在梦中同我们说话，我们都为之欢欣鼓舞。是啊，我们真的感到快乐，仿佛他们仍然关心，仍然有自己日常生活安排，一句话，仿佛他们还活着。
然而，为人熟知的不幸的事实却是，他们大多数人只会老老实实躺在棺材里，长年累月做个死人。他们的骨灰瓮，他们的坟墓，绝对不会弄出声音。他们的理念和安魂曲，他们的墓碑和追思弥撒，既不会帮助、也不会阻碍他们进入天堂。他们生命的意义和对他们生命的回忆，属于活着的人，一如他们的葬礼。不管死者现在变成了什么，他们只存在于生者的信念之中。
时值严冬，大地冰封，我们先得把墓地烧热，才能让教堂司事开锄破土。米罗是周三下葬的。值得感恩的是，安放在冻土之下橡木棺中的那具躯体，已不再是米罗。米罗变成了他自己的理念，永久的第三人称和过去时态，米罗变成了他太太寝食难安的根由。我们在常见到他的地方再也见不到他，我们习惯于他在我们中间，现在这习惯破灭了。他成了我们的幻肢，那只已经失去、我们却以为它依然存在的相依为命的手。
基督的右手（1）
我的童年平淡无奇。母亲视孩子如珍宝，父亲却总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危险无处不在，灾难随时发生。它们就像念着我们名字的幽灵，徘徊在周围，等待父母万一疏忽的一瞬间，把我们席卷而去。甚至在最单纯无害的事情中，父亲也能看到危险。橄榄球赛使他想到撞裂的脾脏；每家后院的游泳池，使他想到淹死人；擦伤使他想到破伤风，蹦蹦床使他想到胫骨折断；而每一个小疹子或虫子的叮咬，都使他想到致命的水痘或高烧。
原因还是殡葬。
作为殡仪员，他习惯了意外和看似不可能的伤害。他学会了担惊受怕。
母亲把大事托付给上帝。她最喜欢对我们说，“原先计划”只生一个孩子，结果生了九个，多出来的，都是上帝的礼物——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原因她自己明白——因此还得靠上帝来保佑。我敢肯定，她坚信，上帝的守护天使就翱翔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可是父亲却从那些婴儿、幼童和少男少女的遗体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