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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护天使就翱翔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可是父亲却从那些婴儿、幼童和少男少女的遗体上，看到了上帝依照自然法则存在并依从自然法则的明证，不管这法则是何等残酷。孩子们因为重力、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原理，因为自然的选择而夭亡。车祸、麻疹、插在烤面包机里的刀、家用毒剂、实弹的枪、绑架犯、连环杀手、阑尾炎、蜂蜇、卡喉的硬糖、未得到治疗的哮吼病，凡此等等，他目睹了太多的事例，全是上帝无意干预自然秩序的例证，除了飓风、陨石和其他自然灾害，最残酷的一项，就是儿童们遭受的那些异乎寻常的劫难。
唯其如此，每当我和兄弟姐妹们请求去某个地方玩这玩那时，父亲总是脱口而出：“不行！”他刚刚埋葬了一个孩子，正是因为这个才惨遭不幸的。
那些男孩子有的死于打棒球没戴头盔，有的死于钓鱼没穿救生衣，或是吃了陌生人给的糖果。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一天天长大，导致那些孩子死伤的行为也越来越成人化。他们不再死于意外或自然的灾变，不知不觉间，他们越来越多地死于人际关系。儿童被雷击的故事逐渐让位于失恋自杀，让位于少年人因开飞车、酗酒和吸毒而丧生，以及数不清的只是因为不小心而导致的死亡，一句话，他们不该在“错误的时间置身于错误的地点”。
母亲对祈祷的力量和自己的爱护能力深信不疑，对于父亲的禁阻常加以否决。“哦，埃德，”晚餐上她会这么反驳：“由他们去吧！他们不能老呆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啊。”有一次，我想去对街一个朋友家过夜，父亲不同意，母亲不客气地说，“别犯傻了，埃德。你是不是要说，你刚安葬了一个因为在吉米谢洛克家过夜而完蛋的倒霉家伙？”
父亲从不把母亲的干预当作顶撞，而是看成这个疯狂世界里的理性声音。也就是说，母亲以其坚定的信仰战胜了他的忧虑。每当母亲拿出有力的证据反驳他时，他的反应就像醉汉接过一杯凉水或热咖啡，嘴里嘟囔着：“谢了，正需要呢。”
然而他的恐惧不是装出来的，亦非毫无道理。就算是郊区那些备受宠爱、备受呵护的孩子，谁也不能担保不出事。社区里少不了疯狗，能传染疟疾的蚊子，和冒充邮差与教师的歹徒。日常经验告诉他，最糟糕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在父亲看来，就连蝴蝶也难逃嫌疑。
所以，当母亲做完祈祷，像个上帝的孩子一样安然入睡，父亲却一直警觉着，提防着，电话和收音机都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听殡仪馆半夜打来的电话，和监听打给警察局和消防队的求救电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一天早晨他不是守候在床前等我们醒来，没有一个夜晚不是直等到我们回家才回房就寝。这一习惯一直持续到我十九岁。
每天早晨，他都能从收音机里听到昨夜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消息，每天晚上，他都要带回葬礼上的悲伤故事。我们的早餐和晚餐，话题中总少不了新寡的未亡人，伤心的、承受不了痛苦而垮掉的、丧失了亲人的可怜人，包括因痛失孩子而终生痛苦的父母们。每当此时，母亲眨眨眼，针对他的担心说出一番道理，最终我们仍能获准去打棒球、露营，独自去钓鱼、开车、约会、滑雪、开支票帐户以及冒其他人生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母亲的信心就这样抹平了由父亲的恐惧树立在我们面前的高山。
她的口头禅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有一次，母亲甚至成功地为我哥哥丹争取到玩射豆枪的权利。丹立马戴上头盔，穿上皮夹克，全副武装，威风凛凛，让他的弟弟妹妹们在伊顿公园跑，他在后面边追边打，练枪法。如今丹已是陆军上校，我们呢，至今不敢摸真枪。
母亲这样的态度，绝非漠不关心。生死事大，她一概托付给上天，从而得以把精力用在日常生活中，保证我们健康成长。她关心的是“性格”、“正直”、“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和“我们灵魂的赎救”。她相信，上帝把她孩子的灵魂交由她亲自负责，她的天堂靠的是我们的良好品行。对此她从不讳言，这在今天，要算相当偏激的观念。
对于父亲来说，我们做什么，我们成为什么人，取决于人生的脆弱本性。我们生来似乎就是可怜的、忧心忡忡的。除此之外，皆属非分。
保不准的事总是有的。经历了寻常的感冒、出痘、麻疹，到六十和七十年代，我们都进入青春期。有一次帕特在酒吧被人打伤，一个家伙在他头上砸碎了一只啤酒瓶。还有一次艾迪驾车从桥上翻下，跌落在河岸，车子毁了，人居然毫发无伤地走回家。他告诉爸妈，一辆显然是醉鬼开的车把他挤下了路面。朱丽安坐朋友的车，朋友把车开到树上，她从车窗里飞出去，摔破了头皮，但拣回一条命。布丽姬有天晚上用烈酒灌下大把安眠药。她为何这么做，多年来一直是个谜，秘密只有母亲知道。说到我，大学三年级时，我从三楼阳台的防火梯掉下来，摔断了几根骨头，骨盆破裂，三节脊椎受到挤压，但一直没有丧失知觉。我的英
语教授和导师，诗人迈克尔赫夫南，第一个跑下楼，冲出大门跑到我跟前。估计我当时看上去像是昏过去或没气了，等他确定我还活着，就一个劲儿地问我：“摔着头了吗？今天是星期几？谁是美国总统？”为了使他相信我脑子没问题，我背诵了艾略特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后来他们告诉我，我背得非常动情，只在背到“呵，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我将要卷起我的长裤的裤脚。”这两句时打了个嗝，然后就吐了。这倒不是因为摔的，而是因为喝的那些葡萄酒，据说就是酒救了我的命。通过灌下一些肯塔基酸麦芽浆，我的身体不再僵硬，避免了落下后遗症。
基督的右手（2）
在医院里，我一睁开眼睛，就看到父亲的脸，脸上的表情我永生难忘：那是一张交织着愤怒和如释重负的脸，在两种情绪的冲突中变了模样。陪我到医院的这帮朋友也够他瞧的。假如一身花呢西装，穿着领尖带纽扣的衬衫的赫夫南教授还能予正派人以好感，研究物理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瓦尔特休斯顿就不行了。休斯顿学生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住在校园外的一棵树上，时常跑到学生会的废物堆里找东西吃。迈尔斯洛伦曾为了逃兵役，体检之前喝了不知多少壶咖啡，再吞下整整一包香烟，终因体内咖啡因过高成功地捞了个身体不合格。后来，迈尔斯因非法持有大麻而入狱，很吃了一番苦头。他出狱后一个月，持有大麻变成轻罪
，只须罚款二十元。最糟糕的是格伦威尔森，这家伙只要六瓶啤酒下肚，嘴里就只会叫：“好极了，哥儿们！”没有理由，更不分场合。无伤大雅的酗酒，时不时出点乱子，我的朋友全是这号人，父亲不免怀疑我交友不慎。
母亲为我的大难不死谢过上帝，然后两眼紧盯着我，那神态表明，她从前已经这样经受过了：一双长期忍受痛苦的冷静的眼睛，凝视着一个醉醺醺的亲人的脸。父亲去年戒了酒，加入了“嗜酒者互戒协会”，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兄弟几个都很惊讶，因为从未见过他喝酒。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听说姨妈埋怨父亲好酒，我还气冲冲地跑到一条街外的帕特姨妈家，告诉她，我爸不喝酒。祖父过世那年的圣诞节，有天夜里，他和母亲回家晚了，我听到父亲说话，语无伦次的，我以为他是伤心过度。他坚持叫医生，说他心脏病犯了。现在回想起来，医生来了以后，明明是帮他醒酒，却假装他真的有病，与醉酒无关。我从阳台上摔
下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戒酒一年了，一个人是不是喝醉了，他当然看得出来。但这一次，诅咒换成了祝福：他的儿子，尽管摔断了骨头，可是能治好，还活着。
如今父母已双双故去，依我推想，在父亲的天国里，他的孩子一个也不在；母亲那边呢，她相信我们都会跟她来，或迟或早，但一定会来。
我们按照父母养育我们的方式来做父母。我开始体会到这一点，是在一九七四年。那年二月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六月，我们买下米尔福德的殡仪馆。在这个生死都受人注意的小镇上，我是个刚当上爸爸的人，又是一个新殡仪员。我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我们受托料理的死婴和死胎的数量。二十年前，附近没有医院，镇子周围没有一家诊所，产前护理根本谈不上。那些日子，我们每年除了安排上百场成年人的葬礼，还要安葬十多个夭折的婴儿，有的是生下来就死了，有的没活多久就因为种种病症而送命，每年都有几个婴儿死在童床上，这种死现在称作“幼儿猝死综合症”。
我常和这些不幸的父母坐在一起，他们神魂恍惚，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变故。一向担当保护角色的父亲，感到全然无助；母亲们则内心深处浸透了痛苦，随时会崩溃。他们脸上的表情像是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安排小型的守灵和安葬仪式，订购那种内部可以转动、漆成粉蓝两色的小棺材，把棺架上的灰尘擦得干干净净。所有的布置和安排，都尽量缩小规模，表明死者还是个孩子。
当我们安葬老人时，我们埋葬的是已知的过去。我们曾把它想象得比实际更好，但所有的过去都是一样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曾栖身其中。记忆是压倒一切的主题，是最终的慰籍。
但埋葬孩子就是埋葬未来，难以控制的，不为人知的未来，充满希望和可能性，和被我们的梦想所拔高的美好前程。悲伤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座落在墓园一角和栅栏边的那些小小的坟茔，永远容纳不下心头的伤痛。有些哀伤永生难消。死去的婴儿没有给我们留下回忆，他们留下的是梦想。
我忘不了初为人父和殡仪员的最初几年，生育孩子和掩埋孩子对我都是新鲜事，半夜里我常会醒来，悄悄跨进儿女们睡觉的房间，俯身床前，听他们均匀的呼吸。这就够了。我并不奢望他们成为宇航员、总统、医生或律师，我只要他们好好活着。像父亲一样，我学会了恐惧。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尽职安葬的那些男孩和女孩的身体也在长大，婴儿变成蹒跚学步者，变成小学生，变成少年和青年。我在少棒联合会或家长教师协会，在扶论社和商会，通过不同的场合熟识了他们的父母。我手头从来不存童棺，用时现去订购。随着需求上升，各种规格的，从两尺到五尺半，都得用上。有时孩子的遗体还没从乡下停尸房送到我这里，要估量尺寸，我经常借助自己的同龄孩子。我订购的棺木样式虽异，却总不离“纯洁和金黄”，四角画着天使，内部漆成粉红和淡蓝。批发价之外，我不多收一分钱，服务完全免费。通过这样做，我希望上帝能体察我的善心，让我免尝这些父母们所尝受的噬心的悲苦。
什么事都有例外。有一次，一个当爸爸的——他的名字我至今记得——枪杀了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八岁的女儿，一个四岁的儿子，然后自杀。孩子的妈妈在城里的餐馆做女侍，当时还在班上。我们为当爸爸的准备了一具十八号钢棺，两侧绘着“最后的晚餐”，他的一儿一女并排躺在一具小棺材里。当妈的卖掉房子一走了之，帐单一直未付，我也没有去追讨。
有一年圣诞节期间，一对六岁的双胞胎兄弟不幸失足掉进结冰的河里。这条河穿过小镇中心，流经他们家的后院。不知道这两个孩子是同时掉落，还是其中一个想救另一个。一具尸体当天就找到了，另一具直到两天后消防队从河堤打破河面的冰层，才在下游漂起来。我们把他俩脚对脚放在一具棺材里，各枕一个枕头，穿着同样的牛仔裤和妈妈为过节从希尔斯百货店为他们邮购的方格衬衫。他们的父亲，年纪轻轻的，一夜之间就老了，此后陷入哀伤之中不能自拔，不出五年也过世了。悲痛所至，他们的母亲因罹患癌症而死。这家人唯一留下来的，是双胞胎的一个哥哥，很早就离开这块伤心地，如今快三十岁了。
我记得一个满脸哀痛的可怜男人。他太太用皮带勒死了八岁的儿子，然后写了长达十四页的遗书，解释说，儿子有阅读障碍，将来一辈子都会受人嘲笑，遭受失败，她杀他，是为了解脱他。写完信，她吃下三十多片安眠药，躺在儿子身边，伴随他去了。开始他选了一付樱桃木棺材，母子合葬，孩子歇在妈妈的臂弯。但下葬前他变了主意，把儿子挪出来，单备一具小棺，下葬在另外一个墓穴。我照他说的做了，觉得他有道理。
基督的右手（3）
这么早我就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恐惧。我从孩子们的每一个动作中，都看到可能致命的后果。我们住在殡仪馆隔壁的一幢旧房子里，孩子们在侧院玩橄榄球，在停车场遛旱冰，然后是滑板，骑自行车，最后是开车。在四个孩子分别是十岁、九岁、六岁和四岁那年，他们的母亲和我离了婚。她搬走了，孩子留给我。面对四个伤心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完全失败了。长久以来，婚姻已成为痛苦，离婚虽然使我得到解脱，我大致也为之高兴，但我同时突然意识到，做一个单亲家长，意味着在诸般不便之外，全靠你的一双眼睛盯着孩子们，不再有第二双；你的一对耳朵得时时注意倾听；只有你一个人的身躯为他们挡开灾祸；只剩下你一
颗心。冲突少了，担心多了。房屋本身隐藏着危险：水池下放着毒剂，每件电器都可导致触电，地下室有氡，厨房垃圾能传染疾病。被法院裁定为更“合适”的家长而获得孩子们的监护权后，我决心不负此名。
我得早起，趁孩子们吃麦片时准备午餐，然后开车送他们上学。我请了一个管家，中午过来，洗衣服，做清洁，迎候最小的孩子从幼儿园回家。九点半至四点是我的工作时间，四点一过，下班回家做晚饭，多数是肉菜合炖的浓汤、意大利面条、鸡肉和米饭。我准备的他们从来吃不完。晚饭后做家庭作业，上舞蹈课，打棒球，然后上床就寝。一切忙碌完毕，孩子们进入梦乡。屋子里，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音响，各行其事，发出不同的声音。我给自己倒一杯爱尔兰威士忌，坐在高背椅上，抽着烟，喝着酒，侧耳细听着——时刻准备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很多夜晚我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有时是因为累，有时是因为酒，或两种原因兼而有之。醒来后我爬到床上，摊开手脚大睡，第二天又早早起来。
和恐惧紧密相连的是愤怒。
每当孩子不仔细两边看路就跨进车如流水的大街，我们不免急火攻心。或者牢记这样的忠告：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他们不出纰漏，不出差错。打耳光、破口大骂、摔门、踢狗，握紧拳头想揍人，老天，全是因为爱。爱给人伤害，因为有爱才会有哀痛。那是我们向生活中我们无力控制的一切宣战。这样做，适合装英雄，适合演戏，却不是抚养孩子的正道。
有很多次，早晨醒来时怒气仍在，宿醉未醒，浑身难受，为生活中无能为力的事满腹烦恼：没完没了的工作，独守空床的孤独，为孩子似乎没出息而犯愁。虽然我真正气恼的不是孩子，但十有六次是为他们发火。谢天谢地，我从未打过他们，也没有大吼大叫。我的话虽然字斟句酌，但仍然是闹情绪。事后我道歉，多给他们些零用钱，我请求宽恕的方式，与醉鬼醒后向家人讨饶无二。
但如我所知，信仰是治疗恐惧的唯一良药。信仰就是你知道有人在此负责，检查身份证，守护边界。信仰如我母亲所言：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一步跨进不由我们支配的未知领域，但我们在那里始终是受欢迎的。有时候，它像是说出一句大白话，有时候，它感觉就像，我们是彻底的孤独。
有这么一件事。不久前我刚送走一个女孩，她叫斯蒂芬妮，得名于石匠的保护神、第一个殉教者圣斯蒂芬。她是被仍下的一块墓地的石碑砸死的，当时她正睡在父母箱形车的后座。时当半夜，他们全家驾车沿着州际公路前往佐治亚。他们是傍晚十分从密歇根出发的，要到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场看圣母显灵。据说每月的十三号，圣母都会现身对信徒讲话。当他们在夜色中穿过肯塔基中部时，在往南半小时车程的地方，一群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正在墓地里橇石碑玩。他们最后选中了一块，大约十四磅，天晓得准备拿去干什么。走过高速公路上方的天桥时，他们累了，不想再要那块石头了。桥下，南行车流的灯光闪烁如一条长龙，他们
没有恶意，纯粹是恶作剧，把那块石头越过栏杆扔了下去。不偏不倚，就在此刻，斯蒂芬妮父亲驾驶的车疾驰而过，被石头砸个正着。石头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速度向下坠落，汽车以七十英里的速度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