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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马修几乎肯定会赞同的观点，我的记忆有点模糊。
我觉得，我耳闻目睹的一些事，虽然有限，或可作为来自经验的证据，满足马修此时的渴求。我告诉他，我曾装殓过一个废金属场的工人，他是被汽车砸死的。若论有说服力，讲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会更好。但米尔福德最高的楼只有三层，没听说过谁从楼上下来摔死。所以，我们这儿看不到伊卡洛斯（2），看不到有人从天上掉下来。对于那个不幸的遇难者，毋宁说是天掉下来了：一辆在车祸中被撞坏的野马汽车，当时吊车正吸住这辆烂车在空中，恰巧这时出现了人们所谓的“金属疲劳”现象，吊车一时失灵，汽车连同吸住它的大铁盘同时落下，砸在正在下面一辆汽车上翻弄车盖的工人身上——实实在在，他不该在这么一个错
误时间出现在一个同样错误的地点。
诗人和食客斯文尼（3）
这类事没什么好说的。保险公司的赔偿，不着边际的对死者的赞扬，同事们的同情，都难以弥补大错。这正像我的大儿子所说的，“一件倒霉事”。尸体是他从停尸房运回殡仪馆的。
从马修的神情上可以看出，尽管不及细问死者的背景、家庭等详情，他已完全把自己与这个在工作日死于飞来横祸的工人等同了。
但我觉得应该向朋友说明的是，尽管造成了如此沉重的伤害，尽管这样的事多得说不完，那个被砸死的工人脸上表情平静如水，这本身意味深长。这种安详无异于明确宣告，他对带给他灾难的“未知力量”要么无所谓，要么只能默认其作为。死的脸上除了伤痕、碎损和裂口，还有一种表情，仿佛要对我们说，“祝你愉快！”我想，也许对于他母亲和家人，这多少是点安慰吧。可是亲人们的心，却依然紧紧贴在已经合严的灵柩上。
此刻，心中充满对同类的哀悯，斯文尼双目含泪，伫立在窗户边，凝望着太阳西沉的北大西洋，凝望着立在岸边的妻儿在暮色中的剪影（罗丝玛丽坚持带孩子们出去“透透气”），海鸥在他们头顶的悬崖上空翻飞，划向岸边的小船亮起灯火，与天边最初的星星交相辉映。
我为他叫了一杯白兰地。
如果人生像一盒巧克力，一顿龙虾大餐，也没什么不好。活着的人可以吸取很多教训。我学到的一条就是：我们有的人狼吞虎咽，有的人仔细品尝；有人视吃为麻烦，有人则当作享受；有人吃完，拔腿就走，有人边吃边想；食物中有些是猎杀的，有些是收获的；有的新鲜，有的经过腌制；有的是活的，有的早已死掉。我们的胃口并不相同。
经过多年与马修斯文尼共餐，交换诗作、小说、菜谱和朋友，我差不多可以得出结论，他幼年所感受的，他童年所了解的，他成人后所领悟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都会死。在这一点上，他绝对正确。如果他的谨小慎微看来太仔细，太过分，有时不免神经质，我们不妨视之为一种天赋。
也许他在镜中瞥见了鬼影，在每一次触摸中感到了凉意，也许他比别人更清晰地听到了爱伦坡所说的“反常之声”，或是从甜蜜中嗅到腐败的气息。
也许只是因为，从生命中感受死亡的征兆，他的味蕾比别人更发达。
艾迪大叔的公司（1）
在数学考试中，用的不是“答案”，
他们应当径直称之为“印象”。
如果你得出的是不同的“印象”，那又怎么样？
难道我们不能皆成兄弟？
杰克韩迪《深思集》（1）
艾迪叔叔打算申请一个800免费商业电话号码。他的副业，清理自杀现场，眼下势头挺旺，生意应接不暇，飞虫似地一落一片。他需要另开一条电话线路，设计公司徽章、公司口号和磁牌。他来找我，他的大哥，出主意，我挺感动。
“你觉得1—800—Suicide（自杀）怎么样？听起来太可怕？太直白了？”
“这个，艾迪……”
“要么换成1—800—TripleS（三个S）？你知道，三个S代表特别清扫服务（SpecializedSanitationServices）。”
他心里特别希望，SSS有一天会像代表全美汽车协会的AAA，代表万维网的WWW和代表黄色电影的XXX一样出名。艾迪叔叔常说，看着这些标志，让他从心底为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宪法修正案感到骄傲。
我想，他的业务恐怕太“特别”了，知道有这项服务的，只有州和地方的执法部门、郡医检官和殡仪馆；需要提供服务的，只有死者的家人或房东。室内自杀，凶杀，意外事故，以及其他自然灾祸，这些就是需要艾迪叔叔及其三S公司的雇员－－他太太、他的高尔夫球友、球友的太太－－收取适当费用，提供特别清扫服务的机会。这样的业务虽然在电话黄页上找不到，但毕竟是一项需要人做的苦活儿。
“其实呢，申请到什么号码就用什么好了。艾德，申请一个尾数是几个零的也不错。”
听到这话，艾迪叔叔脸色变了，有点惊讶，有些茫然，一副古代玛雅人面对生命之无常而苦思不得其解的模样。
若是几年前，艾迪这活我会分文不取替人家干。当初，我搬到米尔福德还只几个月，某天半夜，当时的警长、我在扶轮社的一个伙伴，打电话到殡仪馆，问我有没有人手去接一个“难活。”他说，“你知道，现场实在惨不忍睹。”
“在高原路出了事，太可怕了。尸体已送到停尸房，你来把它整整吧。不好好处理一下，亲属不肯回来。实在糟透了。”
警长一定觉得，殡仪馆应该专设一间办公室，挂上“难活”的牌子，里面坐着专门收拾这类烂摊子的专家。
我说，“嗯，专门的人当然没有，不过我马上过去，找韦斯来办。”韦斯就是韦斯利莱斯，我们的首席遗容师，老式学校出来的，习惯了深夜处理突发事件。
警长介绍的情况大致如下：高原路那栋错层式住家的屋主人，对于老婆和其开按摩诊所的老板有染越来越不堪忍受，自杀了。偷情的事不是很清楚，大概开头也就“服务一下”什么的，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唉！”警长叹到，“该死的三角关系。”他朝屋前人行道上狠狠唾了一口。“女人带孩子去了她妹妹家，说是未清理干净前决不回来。”
通过现场查证和未亡人神情激动但不失明晰的陈述，警长弄清了事情经过。那天晚上，老婆先上床，声称要在头上簪发卷。这是他们之间的某种暗语，意思是，今晚她不想做爱，而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明天上班让老板看。戴绿帽的丈夫听了，一言不发，独自坐着喝闷酒。一瓶邓菲牌爱尔兰威士忌喝完，将老婆的安眠药吞个精光，然后打开抽屉，找出那把复活节、感恩节和圣诞节才有机会一用的“布莱克－德克牌”电动切肉刀，拿到卧室，插上床头的电源，在女人身边躺下，牙关紧闭，将嗡嗡飞转的刀口对准脖子，切断了两根颈动脉和颈静脉，直到切进食管，人已断气，才松开开关。女人早已睡熟，男人上床，电刀飞转，男
人弄出各种响动，似乎都不曾惊醒她。惊醒她的是男人汩汩直流的热血，流得满床都是，她的身上、头上都沾了血，床单、床垫、弹簧褥子，几乎湿透了，血一直流到地毯上。女人被热乎乎的血弄醒，还以为是在做梦。
韦斯和我一直收拾到天亮。地毯、床垫、弹簧褥子、床下塞满的丈夫的软色情以及狩猎和汽车杂志，女人看的各类广告和《大千世界》期刊，一古脑儿搬出去扔了。屋里的小件用品逐一用洗涤剂洗干净，擦掉电话、闹钟和彩电上溅的血点子，用在地下室找到的油漆把地板和墙壁整个儿粉刷一遍，只除了天花板。由于血把地毯和衬垫浸透了，硬木地板上留下处处污斑，我们擦了好一阵子，擦不掉，留下一条浸透漂白剂的毛巾在那儿，走了。
韦斯缝好尸体，给他穿上一件高翻领汗衫遮住脖子，估计对付着能放在棺中供人吊唁了，尽管嘴巴不太好弄。因为死者为了忍痛而嘴巴紧咬，扭曲得厉害，正如你在电影上看到的，伤员动手术取子弹甚至截肢时，人们给他喝口酒，让他咬一块橡皮，他就死死咬住，咬得脸都扭歪了。
可怜的死者，正如他一个远房表亲所说的，看上去“死意已决”。
在所有成功的自杀行为中，“死意已决”是最突出的特点，这也是我唯一佩服的一点。如此决绝地、毫无逆转余地地伤害自己，需要多么坚定的决心！坚定与否，是区分真正的自杀者和一时起意的寻死者的标志。因为生活小事，因为完成不了作业，因为身体检查发现了毛病，因为失恋，因为怀孕而一时想不开的人，和一门心思赴死的人，是不同的。其中的区别微妙却不容小觑。后者是极少数，前者则司空见惯。
至于凶杀也是如此。说真的，假如我会发疯，我的疯狂是攻击型而非抑郁型的，我更倾向的是毁灭别人，而非自我毁灭。和多数殡仪员一样，我心里藏着奇怪的念头，觉得有一天，地球上就剩下我一个，卸掉了悲惨而又有利可图的担子，不再掩埋他人，这时我升入天国，一生中第一次，所有账单全部付清。是啊，我们常常暗自希望别人都死掉：离异的配偶、牙齿保健师、政府工作人员，高峰时间一块挤车的乘客、街头少年、电话推销员、电视布道家、外家亲戚、父母、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无不一度成为我们杀人冲动的对象。但我们绝大多数都不会杀人，因为我们明白，气得想杀人和真去杀人毕竟是两码事。
虽然如此，将痛苦外泄到他人身上和内泄到自身的冲动犹如孪生姐妹，不论我们凡事归罪于自己还是别人，我们仍然处于这个痛苦不断的世界的中心。他杀和自杀是同一首悲歌两篇不同的歌词，其病理几无二致。
艾迪大叔的公司（2）
杀害自己或自己的同类，无论如何，在那一瞬间，需要坚定的决心和冷酷无情，置一切反对的声音于不顾。当然了，很多反对声音出自习俗和制度。政府立法禁止杀人和自杀，宗教经典明确宣布杀人和自杀是不道德和不可宽恕的。他们说，生命是神圣的，具体到每个人均是如此。生死予夺是上帝的权力。环保人士将此观念推及到其他濒临灭绝的物种，如鲸鱼、镖鲈、猫头鹰和榆树。这是政客和神学家的职责。但值得指出的是，存在着法律和宗教性的例外，如圣战和死刑。以上帝、正义、宽恕和自卫之名进行的他杀和自杀，虽然背离了准则，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但更响亮的却是我们自己的声音，那是我们的自我本能，心理的、生物的、灵魂的、社会的、智慧的本能。没有旌旗，不设偶像，每个生命都在与死亡抗争。每个曾经拍死过野蜂，抓过鱼，射杀过野兽，在垂死者身边陪坐过的人，都知道，生命－－在细胞层次上－－是如何激烈地反抗死亡。从我们身上发出声音：“不！不要！”
我们在殡葬学校学过，生物肌体在死亡发生时，立即开始发热，此一现象称为“死后生热”。细胞继续分裂，进行新陈代谢，交换氧气和蛋白质，一切照常进行。但由于呼吸、出汗、流泪和放屁等排泄性的活动终止，肌体过热，细胞因此停止工作：时间已到，该收工了！之后，已死的肌体慢慢冷却到室温，比活人的体温低差不多三十华氏度，所以人常常会问：为什么凉透了？
死亡有多重意义。听诊器和脑电波仪测出的，叫“肌体死亡”；以神经末端和分子的活动为基准确定的，叫“代谢死亡”；最后是亲友和邻居所共知的死亡，“社会性死亡”。
同样，出生也有多层意义，从怀孕（代谢的）到出生（肌体的），直到命名和洗礼（社会的）。生与死的多层意义的排列顺序非常重要，人们习惯的正是我前面所列的一种，它显示了我们对于新发生的生与死的接受准备和意愿，有的过程只有几个小时，有的几天，有的则长达几星期甚至几年。对出生的婴儿，在确定他能存活之前，不会为他取名和施洗。随着时代的进步，为孩子命名和施洗越来越早。同样，在确定一个人确已死亡之前，我们不会急于安葬－－古人这么做，旨在防止“活埋”。丧葬礼仪的大部分，都在“唤醒”（2）死者的努力之后进行，就是为了确定死亡的事实。
在各种文化中，在每一历史时期，葬礼的目的，均在劝导亲友正视和接受死亡的事实，意义与新生婴儿的洗礼相同，区别仅在于后者的目的是接受生命。围绕着出生和死亡的仪式，为妥当而理智地应对两件人生大事提供了一个范例。
与此同时，关于生死的仪式还满足了人类在礼仪、象征和实践上的需要，满足生者和死者的需要。在生命的此端，我们宣告：他活着呢，好大的味道，得赶紧洗洗。在生命的彼端，我们回应：他死了，好大的味道，得赶紧洗洗。自我们从茫茫宇宙、或上帝的伊甸园、或原始的泥沼中诞生以来，我们把生死的循环称为“自然之道”、“神的意志”、“伟大的轮回”、“生命的本质”：人生人死，人爱人哀，人育人灭。上帝创造了自然也好，自然创造了上帝也好，由自然或上帝决定的死另人厌恶，而同样由他们决定的生却是由衷的欣喜。尽管如此，对于生死，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心理。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欢乐，不可能了无忧虑；死，也不一定只有恐惧，而丝毫不带祝福和安慰。我们承受，接受，视之为合理的、仁慈的、适时的现象。可是直到如今，生固然是无限的欢乐，生命的奇迹，死却被当作不速之客，黑暗的天使，阴森的手持镰刀的凶神，暗夜里的窃贼，一句话，死就是他妈的王八蛋。
秩序一旦被打乱，就违反了自然，我们就陷入悖逆之中，我们的时序观念就彻底混乱了。如果“社会性死亡”跃居“肌体死亡”之前，一个人就有可能被“活埋”；相反的情形则是：在疗养院里，悄无声息地，因为并不致命的病因撒手而去。我们宁愿自然之手稍稍赶在我们作好心理准备之前将他们攫出尘世。大病之厄难逃，人们常常归咎于医学，归咎于其新技术的无能为力。哦，实在不必。该离开时就离开，顺应自然之道吧，尽管其结果并非完美无缺。
对于生命的另一端，当局面不由我们来控制时，我们却不那么愿意听任自然或上帝的安排。科学技术使人得以计划和控制生育，可以避孕、堕胎，选择婴儿的性别和头发的颜色，对此，人们坦然接受，从无疑问。没有经过这一切安排的出生，在过去，本是不言而喻的唯一途径，如今被看作是意外，是伤害，是惊讶。听说谁谁不期而孕，大家咂舌不已：老天！人们总是祈求更多更多的“选择”，就是不肯听天由命。
如此说来，人们责难自杀的理由，违背自然，违背上帝的意志，用在出生这一头，同样可以理解，可以接受。所谓“控制”和“选择”，意思无非是，我们和上帝耍着玩，我们捉弄一下自然。
我们痛恨杀戮，即使是那些为宗教和法律所不容的杀戮，是因为杀戮同样扰乱了自然的秩序。在反战、反死刑、反堕胎和安乐死的队伍中，打出的标语上写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容否定”。但支持政府发动战争和执行死刑的人，却经常反对“选择”和“有尊严的死”的权利，一如那些支持堕胎和自杀者反对越战和海湾战争，反对用毒针处死连环杀手。
更微妙、更令人困扰的事实是，战争的动因常常出于贪婪和荣誉，而非人道主义的目的，堕胎也往往为性别、种族和社会阶级的原因所左右，安乐死的背后，有时候则掩盖着种族灭绝、虐待、漠视和残杀的事实。我们所谓的“选择”，好的时候不多。
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和新世纪的上半叶的巨大分野，正是基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思索，基于生死之间的相互转换。技术进步的同时，人类丧失了对伦理问题的兴趣，而伦理道德本该永远与时俱进。由于科技的进步，我们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然而技术教会我们“怎样做”，却不能告诉我们“意义如何”。不仅如此，我们也不再相信我们的本能。如果觉得事情错了，我们感到难堪，不会像做对了事时那样直接说出来。在多元化的旗号之下，每种观念都一样有价值，再荒唐的诉求也要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举行听证会，而且要耗同样多的时间。客观现实附庸于具体的人和情境。没有客观现实，只有“你的”现实，“我的”现实，“他们”眼里的真相，我们没法弄清到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