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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人和情境。没有客观现实，只有“你的”现实，“我的”现实，“他们”眼里的真相，我们没法弄清到底什么是现实和真相。我们按照合法不合法，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机能和机能失调，按照它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自尊，如何顺应我们的感觉，如何应对下一次选举，以及市场如何反应等规范，把我们的个人问题分门别类。既然一切事务都能依此办理，相对有益于所有关注的问题，那些人生之大问题，关于存在的问题，关于生死的大事，谁活着，谁已永别人世，那么，需要的就是我们最珍贵的本能，最敏锐的直觉，最明晰的智慧，以及真诚，这种真诚源自我们的参与感，作为整个人类一份子，而不是作为某个团体，某种性别，某种宗教，特殊利益集团和种族的一员的参与感。
艾迪大叔的公司（3）
到此，对话似已奇怪地沉默了。是不是意外我们太忙碌，或根本不在意？我们宁愿把这些问题都留给专家？
我们这代人，人口统计学上所谓的婴儿潮一代，应当谨记，存在着这样无奈的讽刺性的可能：计划和操纵生育的第一代，他们的死将操于侥幸逃脱了节育之罗网的子女们之手。我们的终老依赖子女们的选择，正如当初他们的出生依赖于我们的选择，根据同样不外乎简便、有利、有效，五年计划、作用、出色表现、良好时机、充裕的财力和精力。我们总是这么告诉他们：少就是多！也许我们不该糊弄大自然，我们只应当顺势而为。
“你觉得棒球帽和风衣怎么样？”
艾迪叔叔在考虑选什么样的制服。
“深色，就是深绿色，现在正流行呢。再在金字塔形图案里绣上三个很有品味的金色S。你看，又古典，又不过时，非常专业。你觉得怎样？”
我提醒他注意开销，一开始最好规模小点。先揽点活，赚点钱，然后再考虑制服什么的。我说，“先学走后学跑嘛。”
一连串的“难活”让艾迪尝够了苦头。其中一例，发生在镇南公寓楼里的凶杀加自杀案，厨房里的家伙和大口径滑膛枪全用上了，对于三S公司，报酬固然不错，“实习”的艰苦同样可观。艾迪已为员工买了手套、面罩、呼吸罩和一次性的靴子，又买下一辆面包车，当然也是墨绿色的，配备了木桶、拖把和清洗剂。他还购买了臭氧机，用以驱除现场的异味，印制了合同和单据。他开设业务讲座，教导员工谨慎履行职责，发扬团队精神，熟练业务技术，适当处理有菌污物，防止细菌感染。他还筹划圣诞餐会，发红包，出钱为员工注射B型肝炎疫苗，为他们配备手机和证章。
像爱滋病和酗酒一样，自杀也有一定的传染性。为什么？对此没有完整的答案。为什么不呢？我们这么反问，试图把这种反常行为纳入可理解的范围。要想让自杀显得“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只需将其视为危险病症的最后一种显著的致命症状，一种抑郁或忧郁症。但若要使之成为法律“允许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就得对生命的绝对价值提出质疑。生命的价值就得变成“相对的”、“可讨价还价的”，一个观念问题，可以任意解释。我们宣称它不过是一种观念，一个选择。“去死还是活下去”，就像抽烟和不抽烟，座位靠窗还是靠过道，沙拉配什么调料，喝什么酒，不过是个人品味、情境和环境的不同罢了。它只对公众舆论、地方法规和政治现实负责，不再听命于神和自然。
我们把很大精力放在生育和抚养子女问题上，分成这一派，那一派，各执一端，决不妥协。反观生死问题，鲜见如此争议。在子女问题上观点相左的双方，隔着人群互相责骂，往对手身上泼污水，满耳只闻污蔑攻击之辞，全不管民众在他们的喧嚣声中，根本没法提出关心的问题。没人愿意静下来听一听，每个人都在大嚷大叫。
艾迪叔叔的口号是：“现场清理一净！请洽三S公司！”他用金色的22号黑体字把这句话印在深绿色的衬底上，附上800的电话号码（1－800－668－4464），做成贴在冰箱上的小磁卡，半打一包，成包成包地寄给密歇根东南部的各个警察局、消防队、殡仪馆和停尸房。他在附信中加上他24小时开机的手机号码，表示乐意与保险公司合作，声称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员，并提供免费的网上报价单。所有这些关键字眼，“体液”、“血液感染病毒”、“人体组织”、“腐烂”、“蛆”，以及“消毒”、“复原”、“清洁”和“谨慎”，充分解释了公
司为何取名为三S，即“特殊清扫服务有限公司”。信的末尾是艾迪的签名，自封的头衔是：创建人兼总裁。
结果，诸事甫毕，电话已经打进来，起初一个月一、两次，后来一周一、两次。艾迪叔叔说：“他们拼命找我！”找他帮忙的事包括偶发的谋杀案，死了很久没发现的无人照料的孤寡老人－－有个老头八月里死在小屋的地板上，过了大半个月大家才知道。从那以后，艾迪叔叔的工作设备中又增添了地板铺沙器和煤油。但大多数时候，三S的生意还得靠骇人的家庭暴力自杀案，否则难以抵销开支。
半年过去，经历了在卧室、浴室、地下室、车厢、旅馆房间和办公室的奋斗，艾迪叔叔野心勃勃，计划去申请经营特许权，还想装备直升机，大大扩展业务范围。
1990年6月，我们奥克兰郡出了位大“名人”，一个无业的病理学家，破产的电影投资人，杰克科沃基安，把一个名叫珍妮特艾德金斯的老妇人请上他的老爷车，开到往北几里远的格罗夫兰镇，拿出他发明的机械装置，一架命名为“死神”的自杀机器，告诉她开关怎么用。机器是用在车库甩卖中买来的旧零件拼凑成的，说穿了就是一架氯化钾注射机。艾德金斯按下机钮，机器发动，老太太一命呜呼。尸体被送到陈尸所，做了胸部和头部检查。科沃基安被捕，关进位于陈尸间楼上的囚室。珍妮特不久在常青公墓火化，杰克的照片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他们各遂所愿。
只有艾迪叔叔不开心，他指着报上的消息，脑门青筋直跳，怒气冲冲地大叫：“这个该死的杀人医生是谁？干吗要毁我的生意？”
我说，三S公司不会受影响的。但我弟弟说，这是真正的威胁。他向来看得远。他接着解释道，这种旁人协助的自杀，不流血，不出乱子，现场干干净净，艾迪的特别清扫服务完全是多余的，水桶拖把什么的一概用不上，就像打字机和电报，注定要被淘汰。“坏兆头已出现”，他叹口气，“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劝他先别灰心，科沃基安肯定会坐牢，要么被送进精神病院。注射毒剂是非法的。很明显，自杀算不上一种“治疗”，尽管对于摆脱精神、肉体和情感上的痛苦十足简单有效，但归根结底，杀人的成分比救人多。“协助自杀”如同历史上的“圣战”，无非是听起来漂亮的自相矛盾之词，意在把杀人装扮成慈善行为、一种恩惠，或高尚事业。人要自杀，很快就会觉得，还是那些老办法靠得住：几片药、煤气、跳河，或一把手枪。
近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错了，彻底错了，又错了。
到1996年底，科沃基安一共协助了近五十起自杀。提倡安乐死的人，提倡自助自杀的人，在网上设立自杀主叶的激进的经验主义者，全都赞不绝口。人们把这类归于“自杀”条目下的网站通称为“死网”。你可以在家试试看。
艾迪大叔的公司（4）
艾迪叔叔说这不是自杀。自杀自古屡见不鲜。做生意靠的是这个“协助”。但珍妮特艾德金斯不需要协助，至少不需要别人协助她死。她还没有衰老到咽不下几片药，扣不动扳机，发动不了汽车，拧不开煤气开关的程度，一切传统的方法都对她敞开大门。她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来克服死的恐惧，这和我们对一切未知事物的恐惧一样。她的信仰使她相信，上帝或其他任何高高在上的神灵，能够理解她的所为。她唯一缺乏的仅仅是一声断喝，把她心中最后的一点犹豫压倒，抛弃那些部分由于本能、部分得自熏陶的“生命虽然不完美，充满痛苦，却仍然值得珍稀”的观念。杰克医生凭着他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那架东拼西凑的“奇妙装置”，以及一大堆道德上显得不偏不倚的术语，使珍妮特变成他的“病人”，毒剂变成“治疗手段”，他所做的事变成“协助自杀”。再一次证明了一项现代公理：越是弥天大谎，越是能骗人。借助于自己发明的设备，他提供的协助只是个“手段”问题。在北奥克兰郡，六月初的那个下午，在他面包车的后座，发生的事看上去并无异样，很自然，很正常，很正确，很欢乐，只是一个选择问题，受宪法保护的正当权利，也许某一天值得政府拨款资助。老太太启动机器，他祝她“旅途愉快”，似乎她正要去巴哈马或英伦三岛渡假。
聪明人想的不见得都一样。这一边，杰克科沃基安一心要扬名，如其律师所言，如今他的知名度快赶上圣诞老人了，脱口秀主持人和公共电视台都注意到他了。另一边，艾迪叔叔从中看到的是最终的失败，在科沃基安的新世界秩序中，自杀和看牙一样不足为奇，到此地步，三S公司还能有何作为？
奥克兰的三次审判未能将科沃基安定罪，也未能限制他的行动；郡检察官被指责滥花纳税人的钱去起诉杰克医生，因而落选（科沃基安准备在选举日为辛辛那提的59岁的伊丽莎白默兹注射毒剂，以此表示他对选民支持的乐观。投票刚结束，他也把默兹的遗体送到了医院）；两家联邦地区法院相续作出认可协助自杀的裁决，还有人提议将案子闹到联邦最高法院。在此之后，艾迪叔叔关闭了三S公司，冰箱磁牌、咖啡杯、棒球帽、风衣等等，全部封存入箱，遣散员工，取消电话答录服务，卖掉面包车，最后发信给所有联络过他的机构，表示歉意。
一整夜我无法安睡，一方面替艾迪难过，一方面又想起我知道的那些自杀事件。一个男孩子吊死在树林里，尸体直到打猎季节才被发现；一个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的男人，手持猎枪，坐在地上，枪管顶着下巴，足足想了一小时，决定把全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最后扣了扳机。头骨碎片嵌进木托里，他太太过了几个月才找出来，问我该怎么处理，又问我，我什么他一直把摄像机开着。
服毒的一群，多半是女人，她们用半瓶淡酒送下满满一把安定剂。其中一位穿上婚纱，用香槟酒服药，恭恭正正书写的遗书后来扭曲得像虫子爬：“对不起。我爱你。我实在太痛苦了……”家用有毒化学品，老鼠药，水管疏通剂，油漆稀释剂，漂白剂，全都能派用场－－我们看到她们的身体，从每一个孔窍里冒出白沫来。
有一个姑娘是爬上水塔摔死的。起初大家以为是意外，后来检查发现，从臀部到足跟都摔烂了。医生说，“人掉下来一般是头先着地。脚先着地说明是自己跳下来的。”他的结论：自杀。她的家人思忖，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而没有做，才把她逼上绝路的吗？不管是该做什么，还是不该做什么，酿出的苦酒他们只能自己喝。一个女人拿了一杆枪，一座电炉，挟持着刚会走路的孩子守在房间里，她考虑了几天，送出孩子们到父亲身边，留下一纸遗言，饮弹自尽。丈夫对她又爱又恨，终生难以忘怀。还有一位是我的朋友，他躺在别克车的排气管下，大口呼吸，直到断气。大家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要说原因，不外乎老一套：承受不了压力的父母们；丧失信仰；性爱上的困惑；折磨人的发疯；天才的怪癖？不管怎么说，人早已去了。活着的人受到伤害，至今还在寻找答案。想起泉下之人，他们脚步蹒跚。
每个自杀者都处在病态中，处在无法摆托的悲哀之中。他们觉得事情难有转机，世上难找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别无选择，无处求助，只有早早了断。绝望使他们萎靡不振，毫无生气，目光一片茫然。有一次我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这种表情，我不寒而栗，因为我知道，弄不好他也可能走上那条不归路。他因伤害而盲目地决绝，尽管有爱的一切，但那种漠然是如此决绝，他真的可能独自迈出最后的一步。对于这种坚定，每一次我都钦佩之至，同时感到恐惧。
这和珍妮特艾德金斯的情况不一样。俄勒冈州波特兰的艾德金斯，还有威斯康辛州贝洛伊特的的琳达亨斯利，伊利诺斯州斯科基的艾瑟尔柯安，宾州的凯瑟琳安德烈耶夫，新泽西州哥伦布的的露丝纽蔓，弗吉尼亚州切瑟的洛娜琼斯，俄亥俄州的贝蒂洛汉密尔顿，加州的帕翠西亚卡什曼，约拿丹格伦兹，玛莎珍卢沃特，以及其他几十名来自外州和外国的人，他们决心去死却没有行动的勇气。在这里，在密歇根，有人替他们开放煤气，替他们注射毒剂，我们称这种行为是“帮助”。
也许死乃是我们的本性，而非权利。我们有能力杀人，剥夺生命和自杀，但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当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如我们在战争中），以正义的名义（如我们的死刑），或名之曰选择，而实施杀人的行动时，我们必须承认，不管它是什么，它不是启蒙，不是文明，不是进步，也不是仁慈。根本不是天赋权力，而是耻辱，悲哀和灾难。国会的立法、神职人员的宣扬、公众的认同、传统的智慧，都难以使人释怀。如果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生命的诞生被怀疑，生命的价值得不到完全肯定，死亡受欢迎而且广受好评，这个世界就远比所祖辈的时代更可耻，更可悲，更可怕。我们的历代祖辈，为新生命的诞生而惊喜，为生命的快乐而歌舞，为死者而哭泣，这就是文明的表现。
就“杀”而言，自杀是不是比杀人好一点？当杀人者和被杀者本是同一人时，杀的罪孽是不是减轻了？自杀也许成功地对我们其他人表示了蔑视，自杀者也会被天晓得由什么样的神灵经营的天国所接纳，那么，有些事确实应由自己亲自来做。自杀，顾名思义，自己杀死自己，那就不应当请求帮助，不需要经营许可，不需要道德委托书和地方推事验尸。如果说，我有能力在邻家的玉簪花上撒尿，并不意味着我拥有在邻家花上撒尿的不容剥夺的权力，那么，有能力自杀也不意味着有权利自杀。
很少人谈论这类问题。早晨和我一起喝咖啡的本地人，主要是男人，退休老人，检察官，小业主，他们不见得“支持”科沃基安，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此事。或许这只是时代的产物。即使当激动人心的审判结束，杰克医生又开始往医院输送人类遗体，用一位犯罪心理学家的话来说，以保持他连环杀手的形象，他杀人，清理掉，同时渴望更大的冒险和刺激。即使从前判他无罪的陪审员开始发出疑问，即使杰克医生已经申请秘密携带武器，没人看来会为此担忧。当然了，死者几乎清一色的女性，都不是本地人，我们谁都不认识她们，而且都不年轻，吸引不了谁。
缺乏愤怒本身就值得愤怒。
艾迪大叔的公司（5）
我应当说出本来不想说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自杀。我们当然可以。这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嘛。同理，我们可以拒绝所有延长生命、防止死亡的治疗手段。整个人类将永远不必忍受这些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经济目的的“特别措施”。我们不必等到垂垂待毙之日才这么做，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只须说“不，谢了。”只须说“再见。”我不是说我们因为这样做而进不了天国，去不了拉斯维加斯，无法消失在虚空里－－随你怎么称呼那些地方。我也不是在建议大家都去忍受那些本可以减轻或消除的痛苦。
我的意思不是说，政府、企业、护理和“协助自杀”行业的专业人士，已经为我们这个饱受惊吓、面临危险、急需帮助的族类尽力而为了。不是有太多的人终其一生都得不到最基本的物质享受和保护吗？而在我们国家，穷人太多向来被认为是丢脸的事，是不幸。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容忍从来没限度。我们照顾部分远胜于照顾全体，善于拯救灵魂而不善于安慰罪人，长于杀戮而不习惯照料伤者。
专家如此，我们这些业余人士，我们做父母的，做配偶的，做兄弟、做朋友、做子女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对垂死的亲人弃而不顾，仿佛死亡已把他们变成陌路之人，照料工作交由医护人员，在后者眼里，将宝贵的时间用在一个不可能治愈的病人身上，绝对是浪费。
细心照料病殆的亲人，而不是协助他们自杀，到底能否做得到？
为什么噩运总是降临在这些女性身上？其中有何意义？在杰克科沃基安之前，每十个企图自杀的人中，九个是女人，而自杀成功－－也许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