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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还有蓄疑之意，我可以再打比方，另作阐释。例如，世上宝石品种亦颇不少，中华自古也有“七宝”之目。但有一点非常奇怪——西洋人更应加倍不解：西洋专重钻石，以它为最美，最贵。中华却独不然。清代也有“宝石顶”，那是官场上的事，高雅人士没听说有以钻石取名的，比方说“钻石斋主”，可谁见过？你一定知道“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那是周朝后期诸国（诸侯）“国际”上的一件大事，只因赵国的和氏璧，其美无伦，天下艳称，秦王闻之，愿以十五城的高代价请求“交易”，演出蔺相如二段堪与荆轲比并的壮烈故事（他归赵了，并未牺牲。“烈”字不必误会）。“连城璧”已成为最高的赞词。但是，你可听说过秦王要为一块大钻石而出价“十五城”？当你读《西厢》，如看到这么一首五言绝句——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钻人来！
那你的审美享受会是怎样的？这只能出现在“说相声”的段子里逗人捧腹而已。
孔子很能赏玉，他也是艺术审美大家，他形容玉的光润纹理之美，曰“瑟若”，曰“孚尹”。他以为玉有多种德性。他的师辈老子，尽管反对机械区分，主张“和光同尘”，而到底也还是指出了石之“碌碌”与玉之“珞珞”。假使他不能品味石玉之差，他又如何能道得出那不同之处？中华文化思想认为，石是无知觉的死物，玉却是有灵性的“活物”。
至于钻石，它根本不在中华文化的高境界中享有地位。
玉毕竟不难解说。可是那“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红，对我们来说，是七彩之首，是美丽、欢乐、喜庆、兴隆的境界气氛的代表色。它还代表鲜花，代表少女。
过年了！千门万户贴上了春联，那是一片红。结婚了，庆寿了，衣饰陈设，一片红。不论哪时哪地，只要有吉祥喜庆之事，必然以红为主色，人们从它得到欢乐的美感。也许由于汉族尤其重红色，所以辛亥革命之后，成立了民国，那代表五大民族的国旗是五色以标五族：红黄蓝白黑——汉满蒙回藏。
花，是植物的高级进化发展的精华表现，显示出大自然的神采。花，有各种颜色，但人人都说“红花绿叶”。李后主的《相见欢》的名句：“林花谢了春红！”他怎么不说“谢了绿叶”？宋诗人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你也许辫论：这不也出了个紫吗？要知道，红是本色，紫不过是红的一个变色（杂色）罢了。
这就表明：中华人的审美眼光，是以红为世界上最美的色彩〔１〕。
花既为植物之精华，那么动物的精华又是什么呢？很清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造化的一个奇迹，他独具性灵。而人之中，女为美，少女最美。于是红就属于女性了，这真是顺理成章之极。于是，“红妆”、“红袖”、“红裙”、“红颜”、“红粉”……都是对女性的代词与赞词。宋词人晏几道，在一首《临江仙》中写道是：“靓妆眉沁绿，羞脸粉生红。”这红奇妙，又有了双重的意味。
说到此处，我正好点醒一句：红楼，红楼，人人口中会说红楼，但问他，此楼为何而非“红”不可？就未必答得上来了。
昔人爱举白居易的“红楼富家女”之句来作解说，我则喜引晚唐韦庄的诗，比白居易的诗有味得多——
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美人情易伤，暗上红楼立。
明白了这些文化关联，才会领略雪芹所用“红楼梦”三字的本旨以及他的文心匠意。
好了，由韦庄的佳句正又引出一个“情”字来了。
情是什么？不必到字书词典里去查“定义”“界说”。此字从“心”从“青”而造。中华语文的心，与西医的“心脏”不同，它管的是感情的事。而感情亦即人的灵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再者，凡从“青”的字，都表最精华的涵义，“精”本来之精，又喻人之精。“睛”乃目之精。“清”，乃水之精。“晴”，乃日之精。“倩”“靓”，也都表示精神所生之美。那么，我不妨给“情”下个新定义：“情，人之灵性的精华也。”
在中华文学中，“情”是内心，与外物、外境相对而言。现代的话，略如主观、客观之别。但在雪芹此书而言，“情”尤其特指人对人的感情，有点像时下说的“人际关系”。
在中国小说范围所用术语中，有一个叫做“言情小说”。这原是相对“讲史”、“志怪”、“传奇”等等名目而言的，后世却把它狭隘化了，将“言情”解得如同西方的“恋爱小说”了。
那么，雪芹所写，所谓“大旨谈情”，是否是“男女爱情”呢？不就是“宝黛爱情悲剧”吗？这有何疑可辩？
答曰：不是，不是。
我提请你注意：二十年代鲁迅首创《中国小说史略》时，他将第二十四章整个儿专给了《红楼梦》，而其标题，不但不是“爱情小说”，连“言情”也不是——用的却是“人情小说”！
这道理安在？请你深细体会参悟。
上文讲“红”时，已引及了宝玉在幻境饮的茶酒是“干红一窟”、“万艳同杯”，百年前刘鹗作《老残游记》，在自序中早已解明：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刘先生是了不起的明眼慧心之人。
既然如此，雪芹写书的动机与目的，绝不会是单为了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小悲剧”（鲁迅语也）。他是为“普天下女子”（金圣叹语式也）痛哭，为她们的不幸而流泪，为她们的命运而悲愤。
这是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级的博大崇伟的深情。懂了它，才懂了《红楼梦》。
至此，也许有人会问：你既提出这三纲，那它们是各自孤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如是前者，似觉无谓亦无味；如是后者，那关联又是怎样的呢？
我谨答曰：当然是相互关联的。试想，此是三种天地间突出特显之物的精华极品，即矿石之精，植物之华，动物之灵。三者是互喻而相联的。好花亦以玉为譬，如“瑶华”、“琪花”、“琼林玉树”皆是也。南宋姜夔咏梅的词，就把梅瓣比做“缀玉’——梅兰芳京戏大师的“缀玉轩”，即从他取义。所以人既为万物之灵，遂亦最能赏惜物之精与植之华，如见其毁坏，即无限悲伤悯惜。“玉碎珠沉”，“水流花落”，这是人（我们中华人）的最大悲感之所在！
“众芳芜秽”，“花落水流红”，“流水落花春去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更愁人！”“无可奈何花落去！”……
雪芹的《红楼梦》正是把三者的相互关联作为宗旨，而写得最为奇妙的一部天才的绝作。
这就是《红楼》文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道理。
为了讲说《红楼》艺术，先对此“三纲”得一总揽的认识，那是太必要了。
〔１〕一位英国译者认为，基于不便明言的理由，“怡红院”只能译成“怡绿院”，他真的这么做了。但他似乎也意识到，书名是不好译成“绿楼梦”的，他很聪明，他“绕过去了”，他译成了“石头的故事’。但从这一点，更看出《红楼梦》的文化涵量之丰富与“红”的关键性质了。
第二章 “奇书文体”与《红楼》“三要”
1993年8月25日，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Andrew H。Plaks）教授的来函并论文打印本。他是小说叙事美学的专家，兼通汉学，尤其对中国明清章回小说有独到的研究，是我佩服的学友。他的新论文的命题是：《红楼梦与“奇书”文体》（此论文是用中文撰写的）。他写于10月10日的来札中说：
祝颂您和阖府近来迪吉。上月在北京出席中国小说会议时，未能前往拜访致敬，心有歉怀。（引者按：他前此不久到京曾来晤谈。这二次来时，也曾电话询问，欲谋一面。但因我外出，未能如愿。）现将与会的小论文一份寄奉，如您有片刻之暇而一寓目，则您会看出我对本主题的思路是受了您那部对《红楼梦》的重要阐释的著作的启迪。——引者译自原英文信件。
浦教授指的是拙著《红横梦与中华文化》一书。此书虽于1989年出版（北京、台北分出），但我于1987年4月1日曾到普林斯顿大学，在校中的“壮思堂”作了《红楼梦结构学》的演讲，引起了听众的注意。那次浦教授是邀请人和主持者，虽然他早就研究小说结构学；但我的结构论可能增添了他的思考意兴；而我那本书，也就是彼时在海外动笔撰写的。
浦教授寄来的论文，非常重要，本章文字即拟就此略作介述，并参以讨论。因为要讲《红楼》艺术，这实在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也是研究界的一项崭新的课题，在我们之前，是无人从这个角度做过研讨的。
浦教授首先致憾于一点：中国的小说名著“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的体裁与文格，至今还没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光是叫它“古典小说”、“章回小说”是太宽泛、太不足以标示其特点了。因此，他创立了一新名词：“奇书文体”。
这是一个很新的文学概念，它似乎可以与“唐传奇”、“元杂剧”等成为“平起平坐”的具有极大特色的文体分类。它是否百分之百的完美而无语病？当然可以讨论，但我觉得这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方便性。
然后他就在论文中以主要的篇幅集中在结构分析上，将《红楼梦》与四大奇书顺次比较：规其规律与先后继承的迹象。这疑疑是一种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
他很重视“太平闲人”张新之评点《红楼梦》的一种见解，以为雪芹作书是“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慨叹治文学史者对此置之不理。他文为“脱胎”之说引及了宋人黄庭坚论诗有“脱胎（一作‘夺胎’）换骨”之说，并解释道：
黄氏之言的原意似乎在于指出诗词创作过程中之化身蜕形；而“脱胎”二字则借自佛理轮回思想中的投胎托生观念，可以解释为继承不灭的诗体本位。如果我们再引伸这种出于自然生育的生物学比喻，那“胎”字就表示一本有机生物从母体接承的胎形，用遗传学的话语便是细胞基因编制的深层结构程序，即是宰制有机体日后发育约遗传密码。现在拿这比喻去回顾《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设说这部书从小说传统的母体所承受的骨肉，主要是属于结构方面。
这段话从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指出了小说结构学的异常的重要性。这在西方，也许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吧？——他接着说：换句话说，我以为《红楼梦）从《水浒》《西游》和《金瓶梅》继承的美学模范可以归结为一种特定的文体。
他一向对此特定文体还没有一个必要的专称而抱憾。他曾在专著《明代四大奇书》中称之为“文人小说”，用意是来区别于真正的“通俗小说”。他说：“我把这一组作品〔引者按：指四大书加上清代的《红楼》与《儒林》）泛称为‘文人小说’，以强调这一文类，无论是它的美学手法或是它的思想抱负，都反应〔引者按：原文如此，不作“反映”）明清读书人的文学修养。”“我取‘文人小说’这名称的用意，并非要否认四大奇书演变自民间文化里的通俗叙述资料这一事实，而只是特指这些作品的最完整的‘写定述’〔１〕——即嘉靖和万历年间问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以及世德堂本《西游记》—迥别于那些先后通行、名副其实的通俗小说，这一组的写定本，观其刊刻始末、版式插图、首尾贯通的结构、变化万端的叙述口吻等等，都是一门与市井说书传统悬殊的深奥文艺。因此我觉得无妨借取‘文人画’、‘文人剧’‘的用法，来推类标榜这几部小说特殊文化背景，以免辜负其文人作家的艺术成就和苦心雅意。”
我早就表示过，浦教授作为一位西方汉学小说专家，对中国文学有如此透辟中肯的论述，实为仅见，而他的论点，我是十分同意的。
他接着说——无论如何，要说《红楼梦》一书出自一位文人之手、描写一户书香家庭的生活方式、针对一群有文艺修养的读者——此外始终与任何民间故事资料无关——因各种关系必算定一部地地道道的“文人小说”，这种说法想来不会有人反对。所以在这个报告里我拟探讨《红楼梦》从典范“文人小说”四大奇书——特别是《金瓶梅》——所承受的文体惯例和美学模型；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将题目分成结构、修辞法和思想内容三个层次。
他所注意的三个层次，我将于另处介绍讨论，如今特别需要尽先标举的，乃是他对《红楼梦》提出的三个特点，即：一，作者是一位文人；二，内容写的是“书香”家庭的事情；三，拟定的读者对象是一群有文学修养的人。
这就是我在本章题目中所标出的“《红楼》三要”，这对理解雪芹之书，俱是关键点，而对研论《红楼》艺术来说，则更是重要无比。因为，雪芹笔下的艺术特色，都是由“三要”才发生、才施展、才造极的。
关于第一点，浦教授因是从四大奇书总括而立论，故此也称雪芹为“文人”，这并无可议。但对本书来说，我则必须首先指出：雪芹这种类型的文人，却与一般的“读书人”、“能文会写”、“骚人墨客”等等概念皆不尽同。他是一个清代满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公子，从曾祖起文学事业与艺术环境竟已历四世，他们的“门风”是文武双全，多材多艺，精通诗文词曲，书画弦歌，百般技能。他与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并非“同类”，他特别富于灵心慧性，多情善感的“诗人型”气质，而同时又是善思善悟的学人哲士。这样的人，写人物就不只是“身高八尺，豹头环眼”，写饮食也不只是“大碗酒，大块肉”—那种直来直往式的手法风格了。《红楼》艺术的极大特色，基本来源于这个“三要”之首。
第二点特别要涉及所谓“借径《金瓶梅》”的问题。盖《三国）者，写的是帝王将相、文武人材；《水浒》者，写的是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的人材与命运；而《金瓶）方始专以一姓家门、一男多女为其题材，它的小说史价值，端在于此。但是，兰陵笑笑生尽管才华盖世，他写出的西门、金莲、李瓶……等等众多角色，却一色是低文化、少教养的庸俗之辈。这部名著丰富斑斓，但没有多大境界，不大能唤引人的内心灵性的美感享受。雪芹的“借径”，就在于他由此得到“启示”，也决意要作一部专门叙写一姓家门、一男多女的小说，——但他只“到此为止”，内容寓意，笔墨风规，情思气味……，一切一切，都大大地与《金瓶》相反了！这大约即是太平闲人所谓的“取径”之义，只借它一条“道路”，形神本质，都崭新特异了。
那么，这就十分清楚：《红楼》的艺术与魅力，自然也与《金瓶》悬殊大异，——你可以举出很多“例证”，说明雪芹从兰陵笑笑生“得想”“启思”，二者关系“密切”，但你总难进而推论，说两书的总风格与总效果是一致的。
由于雪芹所要写的这个家庭与其主要成员所接受（包括薰陶）的文化教养是高层次的，所以写这些人物与环境的笔法，肯定要与《金瓶》之类又大有畛域之分的。比如说，人们都能指出兰陵运用口语口吻的妙处，以为雪芹也不过如此而已。其实这也有论形不论质、见物不见人之嫌。两书在口语对话的艺术上，区别也是巨大的。其馀可以类推。
至于浦教授的第三层次，是思想内容方面了，已非本书的主要目标，所以只能从简从略。当然，这也绝不是说我以为艺术与思想是毫无关联、各不相涉的事情，思想内容也是决定艺术风格的一个因素，那是没有疑问的。
回头来再讲“三要”的末后一“要”，就是浦教授特别指明的“针对一群有文艺修养的读者”的间题。我以为，这一点实在也是一个真知灼见之点。
若打开《石头记》，照“字面”理解，那你会看到雪芹“交代”作者宗旨，说的是为“市井”之人而作（“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２〕之言，可以为证）。实则大大不然。真正的市井之人，是看不懂《红楼梦》的，他们也并不爱看这一部难懂的小说。这种事实，鲁迅也早就说过了——《红楼》出世之后，风行天下，“家置一部”，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情形，至于“细民”（即市井小民也），爱看的仍然是《三国》、《水浒》。
这就是说，没有足够的中华文化素养的人，是无法“看得入”雪芹之书的。硬着头皮死钻，也钻不出什么兴趣滋味来。这个问题，更是研讨《红楼》艺术的一大关键，而过去对此似乎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