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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成书，层次纷繁，目又甚艰，多得女儿伦苓为助。应在此表出一句。
责任编辑陈建根伺志为此书稿付出了很多心力，个别字句上助我推敲抉择，并且代为查确了三处典故的来历；我凭记忆而写下的征引古人的诗文语录常有不甚准确的字句，他也一一为之校正无讹，减少了失误。对他深表谢意。为校对、美工贡力的同志，同此致谢。
周汝昌
时在癸酉、甲戌饯岁迎春
之际写讫于燕京东皋红庙
〔１〕过去的《红楼》悲剧论，有的只是解成了一个个别的“不幸事件”，并非悲剧意义。有的如王国维的人生痛苦“解脱”论。更不合雪芹定名“金陵十二钗”的命名本旨。至于要写一○八名女子的英才屈枉大悲剧。是雪芹从《水浒》的一○八位屈枉英雄人材大悲剧而得到思想与艺术启迪的，此义已在本书正文讲“九”与“十二”的结构章中粗略说及了。这也实在需要很好的专题论证才行，此刻恕难详说了。
跋语
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是父亲多年来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他曾多次“鼓动”一些朋友们和高校的老师们，盼望他们努力探研《红楼》艺术。他也曾多次为红学研究者的艺术论稿撰写序文。
若稍一回顾，便可看清一条“线路”，例如1953年初印的《红楼梦新证》中，早有专段论及《红楼》艺术的特色。1963年香港版的《散论红楼梦》中第一篇、《红楼梦欣赏一隅》，即是他论《红楼》艺术的专文。到1985年出版的《献芹集》里，已收有两篇重要的有关文章。其中一篇是为中国作家协会讲习班所作之讲演记录，另一篇是1980年他为段启明同志的《红楼梦艺术论》所作的序文，是对这个课题作的较有份量的评述。但是父亲为《红楼》艺术所作的贡献，人们似乎不大清楚，也很少提到——这也许是被“考证派”的标签所掩盖了吧？
我记得上大学学《红楼梦》的时候，老师讲到它的艺术特色时，和讲其它作品一样，仍然是“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结构严谨”，另外再赘上什么“炼字炼句，栩栩如生”等等习见之词。后来我得到的一个“诀窍”是：无论评论哪部作品，只要是分析人物，讲艺术特色，一律冠以那一串词句，大体就不会有什么“错误”了。
我曾就这个问题几次问过父亲，他只是摇摇头，笑而不及多言，或者告诉我说：“等我空闲了，我要写写这些，一时是说不清的。”
其实，这些问题，在他以前的不少论文中，早已有所涉及。并且他也讲过：我曾求助于一些对于《红楼梦》的艺术特色的评论。最常见的、那意思大约离不开四句话，十六个字：“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结构谨严。”谁也不能说这是评论得不对了。可谁也不清这到底明了曹雪芹这个伟大作家的什么特点特色？我想，那样的评论，只能是任何一个只要称得上小说作家的起码要求，而绝不能成为对一个像曹雪芹这样的作家的分析鉴赏。因为那等于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因此不禁也有感想：我们中华古国，数千年的文学艺术的光辉历史中，那有多少评论文的精湛独绝的“理论语言”可资借鉴、可受启发、可以消化运用？为何一个时期弄得只剩下了那种“十六字真言”式的文艺评论万金妙诀？思之思之，不得其故。由此可见他对此课题的感触并非不深不重了。
这本书，可以说早已存在父亲心里多年了，只不过没有系统地落于纸上罢了。他曾说过：《红楼梦》既然是小说，那里面当然有合乎一般小说规律的东西，这些共性的东西不必讲，同志们通过别的小说早已明白了。父亲着重论述的是《红楼梦》与众不同之处，即《红楼》艺术的特殊性，特殊手法。他认为，这些特殊的
手法是曹雪芹创造的，而同时又是他运化前辈大师的智慧的成就，历史是有脉络贯通的。
和1991年底的情形一样：那年是他辛苦地伏案撰写《曹雪芹新传》，我为他抄写、整理，两人整整忙了三个多月；去年（1993）年底，他又在为这部书勤奋地工作着，几乎是“一日三班”，到晚上还要写上一阵子。
1994年的元月中旬，这部书终于完稿了，而他的足疾又有所发作。望着他那满头的银发，蹒珊的步履，浮现在我面前的，是那“为芹辛苦”四个铮铮大字。
周伦苓
癸酉大寒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