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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爸爸的名字一模一样：他叫谢尔盖，我也叫谢尔盖。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件事大概就不会发生了，我现在也就不会急着去机场退飞机票，而且也不至于放弃我整整盼了一冬的旅行了。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半以前，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在六年级学习。
1
我们的动物课老师兼班主任常常对我说：“你的行为违背了所有的遗传法则。简直不能想象，你会是你父母亲的儿子！”平时，他总是把学生们的品行同他们生活和成长的家庭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有的学生来自不美满的家庭，有的学生来自美满的家庭，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模范的家庭！动物课老师也正是这么说的：“你是模范家庭出来的孩子！你怎么能在课堂上偷偷地给同学提示呢？”
也许是动物学使他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叫他时时记住谁是属于什么家族的吧？
我经常偷偷地给我的朋友安东提示。同学们都管他叫长面包安东，因为他又胖又喧，脸颊绯红。当他害羞的时候，他那又大又圆、像球一样的脑袋就整个儿都变成了粉红色的，似乎他那淡白色头发的发根也从里往外泛着红色。
安东是个仔细和认真得出奇的学生。可是他一站出来回答功课，就羞得什么也说不上来了。而且他讲话还结巴。同学们都巴不得老师多叫安东上黑板，因为在他身上至少也要花掉十节课的时间。但我总是坐立不安，翕动着嘴唇，做一些暗号，想方设法使我的朋友能把他比我掌握得好得多的功课记起来。这可把老师们惹火了，于是就把我们俩安置在那两个“应急”座位上，它们在教室正中一行的第一排——正对着老师的讲台。
用动物课老师的话来说，这些座位是专为那些“害群之马”准备的。
我们的班主任并不去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安东答不好功课。他认为一切都很清楚：安东出身于不美满的家庭——他的父母早就离了婚，他生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我们的动物课老师深信，假如安东的父母不离婚，我们的这位同学就不会这样无缘无故地害羞，就不会在黑板旁边这么受罪，说不定就不会口吃。
我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我违反了遗传法则。我的父母每次都出席家长会，可是我却常常写错别字。他们一直按时在我的记分簿上签名，而我却往往在上最后几节课时溜掉。
我的父母领导着学校里的一个体育小组，而我却经常偷偷地给我的朋友安东提示。
在我们学校，大家几乎从来不以名字和父称来称呼其他同学们的父母亲，一般都这么说：“巴拉班诺夫的父母”，“西多罗娃的父母”，……唯独我的父母亲是例外，他们似乎不受我的行为的影响而得到了应有的尊敬，虽然我的行为有时可能有损于他们作为社会活动家、年长的同志，以及我们的动物课老师所说的“校集体的真诚朋友”的好名声。
不仅在学校里如此，在我们住的那幢楼里也是这样。人们一谈到我的父母就会说：“这是个幸福的家庭！”即使我在前一天想用水龙头把水浇到三楼的窗户里，人们也并不责怪我的父母，而对于别人的父母这可是饶不过的。有些邻居，特别是有些妇女看到妈妈和爸爸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地绕着院子跑步，看到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手挽着手一起上班又一起回家，总是慨叹不已，并经常带着对某家人进行责难的口气说：“这真是个模范家庭！……”
有人说，人们在一起生活得久了，就会变得彼此相似。我的父母就很相像，这一点从挂在我家沙发上方的那张彩色照片上看得特别明显。爸爸和妈妈，两人都晒得黑黑的，牙齿雪白，两人都穿着浅蓝色的运动服，聚精会神地看着前方，大概是看着绐他们照相的那个人。满可以认为，是查理·卓别林给他们照的相，因为他们笑得简直合不上嘴。我有时甚至觉得，这是一张有声的照片，我似乎听得见他们欢快的笑声。当然，这件事与查理·卓别林毫无关系——只不过我的父母都是很认真的人罢了。比方说吧，如果有谁唱起歌来，他们就会马上跟着唱，而且不是像有的人那样，不出声地动动嘴唇，而是大声地、清晰地从第一段唱到最后一段。那么自然罗，如果照相师要求他们笑一笑，仅仅笑一笑，他们就会像看喜剧片似的哈哈大笑的。
是啊，他们在生活中无论干什么事都好像要超额完成任务。这也不会惹得谁生气，因为他们做得很自然，仿佛不可能不这样做。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觉得我有权犯些过失和错误，因为我的父母所做的正确的和有益的事情足足顶得上五户甚至十户人家做的那么多。我心里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无论发生什么不痛快的事，我很快就会安下心来——那些不愉快的事比起我的父母是世上，或至少是我们全楼和全校最好的人这一主要之点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永远也不像安东的父母那样离婚……难怪连陌生人也从不把他们两分开，而老是把他们联在一起，用一个姓来称呼——叶麦梁诺夫夫妇。比如：“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认为！叶麦梁诺夫夫妇这么说的！叶麦梁诺夫夫妇出差去了……”
妈妈和爸爸经常出差。他们在共同设计一些工厂，这些工厂建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很远的地方……
遇到这种时候，我就同姥姥一起留在家里。
2
我的父母亲彼此很相像，而我却像姥姥，而且还不只外表相像。
当然罗，姥姥为自己的女儿感到幸福，她也为女婿，也就是我的爸爸而感到自豪。可是，她跟我一样，时常违背那遗传法则。
妈妈和爸爸总是叫我们锻炼身体，想使我们永远不得感冒和传染病（他们自己就连流行性感冒也从没有过），但我和姥姥却不听他们的。我们不愿意用凉水擦身子，不愿意在星期天为了滑雪或是去远足而比平日起得还要早。我们每天早晨也不认真做早操。
我的父母亲常常埋怨我们俩做事总有差错：我们不能准确地告诉他们，谁给妈妈和爸爸来过电话，“最新消息”中广播了些什么，我们也不能严格地遵守作息制度。
每次，妈妈和爸爸出差，我和姥姥刚把他们送走，便立刻像要搞阴谋似的，举行紧急会议。瘦小枯干、剪着短发的姥姥就好似一个狡猾而顽皮的男孩，而这个男孩，正如人家所说的，很有点像我。
“喂，咱们拿出多少钱来看电影呢？”姥姥问。
“多拿点儿！”我说。
于是，姥姥就多拿出一些钱来，因为她也同我一样，非常喜欢看电影。我们还通过了另一项重要决议：不做午饭和晚饭，而是到设在我们楼下的食堂去吃，我很喜欢去食堂吃饭。在那里，我和姥姥也总能找到共同语言。
“喂，咱们不要第一道和第二道菜，好吗？”姥姥动不动就问。
我们在食堂里经常不吃汤菜，有时连第二道菜也不吃，然而总是要叫一道咸鲱鱼，并且每人要两份盛在小铝碗里的果子冻。我们吃得很香，而且省出了看电影的钱！……
同姥姥在一起，我甚至看到了那些不让未满十六周岁的孩子看的影片。
“我身子太虚了，”姥姥向验票员解释说，并且当面就做出一副年老体衰的样子。“我到哪儿这孩子都陪着我……我向您保证，他不会往银幕上看的！……”
“对不起，你怎么还是往银幕上看哪？”她在漆黑的放映厅里问我……
我的父母认为，为了使姥姥能延年益寿，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例如体育活动和长距离散步等等，而姥姥想摆脱这一切的时候，就会说：“我身子太虚了！”
我和姥姥都不是“规规矩矩”的人，正是这一点把我们联合了起来。
那一年，爸爸和妈妈出差去了两个月……
在那些不美满的家庭里，父母亲离开家以后，根本就不给家里写信，在美满的家庭里，大概每星期写一次或两次，可是我和姥姥却每天都接到信。我的父母是严格遵守次序的：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爸爸写一封，妈妈写一封……程序一次也没有乱过。信的末尾必然有写信日期，稍下一点总是写着：“于晨八时。”那就是说，爸爸和妈妈是在早晨跑步之后和上班之前写的信。
“怪事！”有一次姥姥说。“哪怕有一次倒个个儿也好！……”
我不明白，她究竟是在赞扬我的父母呢，还是在责怪他们什么。
这是姥姥的一个特点：你从她的口气里往往听不出来，她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讲正经话，是在夸奖还是在讥笑。
又有一次，姥姥读完妈妈在信末尾写的那句有名的“于晨八时”之后，对我说：
“喂，告诉您：您的父亲真是一位模范教练！我的女儿简直已经一点儿也不比他差了。”
我还是一点儿也不懂：她是在夸我的父亲呢？还是对他不满？
邮局可不像我的父母那样具有无懈可击的严谨作风：尽管我的父母似乎是按时间表发的信，可这些信却有时在早晨，有时在晚上到达我们那个褪了色的信箱。但经常还是早晨到……我总是自己去取信，并在上学的路上把信读完。这样做在各方面都挺合适：第一，我仿佛是每天一早就同我非常想念的父母亲谈了话；第二，如果我上课迟到了，我就晃一晃拆开的信封，解释道：
“我爸爸妈妈来信啦！很重要。远道来的！……”
于是，不知为什么，老师们就不批评我了，而是和颜悦色地说：
“那么好吧，坐下吧。”
父母亲写自己的事写得很少：“我们天天上班，每晚学习英文……”他们在自学英语，并且常常互相测验。这使我感到很惊讶：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谁也不给他们打分，可是他们却又是准备，又是着急，又是默写。自找苦吃！而且还心甘情愿！
我们一向特别赞赏那些自己做不到的行为，所以我很赞赏我的父母。
他们在开头的三行谈了谈自己的情况，然后就用三页信纸来给我和姥姥提各种各样的合理化建议，我们很少按照这些建议去做，但还是很乐意翻来覆去地读这些信，因为有人记得我们，关心我们……而这总是叫人高兴的。
我和姥姥比较喜欢用明信片回信，邮局把这些明信片叫做“美术明信片”。我们深信，明信片上的图画和照片完全能弥补我们回信过短的不足。我们在信的末尾老是这样写：“详情下一封信再写！……”但是这样的“下一封信”一次也没有寄出。
有一天早晨，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我从信箱里一下子抽出了两封信。两封信上都写着：“谢尔盖·叶麦梁诺夫收”。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每天接到一封信，我早就习惯了，可一天接两封信……这简直太过份了！
我拆开了第一封信。
谢尔盖！你知道吗，假如我给你写信，那就是说我非写不可了。谢廖沙，目前我的心绪很坏。比三月里的那个日子还要糟……还要沉重。我遇到了不幸。你是我唯一愿意诉说这一不幸的人，也是我唯一愿意（并且能够！）与之商量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也不会再有比你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不要求保护，因为没有人欺侮我。在这件事情上，谁也没有过错，发生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常的、合理的！但你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尽管一切都是对的，合理的，可是你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我通常在六点左右下班。无论你在哪个晚上来一趟，我都会十分感激。如果你不来，我也不会生气。因为归根结底，你并没有责任这样做。而且你有权像上次那样，不想来就不来……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不过倘若你能来一趟，我将十分感激。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这封信没有署名，下面只有两个宇：“尼·叶”。
平时我总是边跑边看信，有时磕磕绊绊，有时撞着过路的人。可是这一次，我站住了。
谁能称呼我父亲为谢尔盖和谢廖沙呢？在信封的下方，在用绿墨水画的一条线的下面，像平常一样，写着回信的地址。可是没写姓名，而是只有“尼·叶”两个字。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她过去和今后都没有比我父亲更为亲近的人呢？只有妈妈才能这样写呀！
我反复读着这封信。我的一双手令人不快地颤抖起来。后来我无意地小声重复着最后一行：“向你的妻子致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这句话使我放心了一点儿。我自己说服着自己：“这是他们俩都认识的女朋友——如此而已。既然她认识我妈妈！又写着：‘向你的妻子致意。’当然是这样……”
然而我念着念着，声音中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一种嘲笑的意味，这些话听起来已是对妈妈的一种挖苦了。我想起来了，每当爸爸由于某件事想责备我的时候，他就爱用“致意”这个词儿：“你又得三分啦？向你致意！……你又在课上偷偷给人提示了？向你致意！”也许，这个女人是从爸爸那里学会在这种含义上用“致意”这个词儿的吧？……
“你在自言自语地叨咕什么呀？”我的一个邻居一边走下楼梯，一边从上面向我问道。
平日我撒谎的时候，说话总是显得格外爽快，故意表现得很自信，好让别人不致产生怀疑。这次我却没精打采地答道：“我在记台词儿……”
“派给你的好像是一个苦闷的角色，”邻居说这话时已经走到我下面一层楼的楼梯上了。
我猛然想起了第二封信。那天该轮到爸爸写信，我忽然很希望看到他写一些有关妈妈的好话和亲切的词句。可是这样的话爸爸一句也没写，他在信中提出好多这样那样的希望：他希望我别忘了数学，姥姥别忘了自己的年岁……希望我们不要每天都吃咸鲱鱼，因为姥姥机体里的盐份要是过多，对健康是有害的，忘了这点是不明智的。
还有，他作为我们校集体的一位真诚的朋友，希望体育小组不要由于他不在而垮台。可是关于妈妈他却只字末提……
这使我觉得可疑。我甚至觉得，爸爸总是同妈妈一起上下班都是可疑的了。我仿佛觉得，这是爸爸当时故意做出来的，就像我要撒谎却想让大人相信我讲的全是真话一样。
我到学校整整晚了十五分钟，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在空中挥动那两个拆开了的信封……而偏偏上的又是动物课。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的班主任说。“我看，这也不尽然，有时儿子同父亲差得远着呢。远极了！……”
3
在那一天以前，我一直觉得生活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很少对什么事发生怀疑。即使碰到什么疑问，我也几乎从来不去找爸爸和妈妈，因为他们的意见是那么明确而合理，我自己也完全能想得出来。
这些意见说说很容易，要做到却很难，因为它们只适合于像我父母这样的模范人物。
我并不是模范人物，所以多半是去同姥姥商量。
可是这一次我不能去找姥姥了，她毕竟是我妈妈的妈妈。
偶尔我也同安东商量。他总是十分用心地听我讲，与此同时头发根渐渐发红，这说明他在努力深入地考虑我的请求或问题的实质。
然后他会说：“我得好想一想。这是很严肃的事。”
我的疑难一般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所以我很快就把它们忘记了。可是我那位认真的朋友常常在过了一两天之后把我带到一边对我说：
“我全都考虑了。我觉得……”
“你考虑什么啦？”我轻佻地问道。
安东由于感到要解决我早已忘记的那个问题责任十分重大，因而口吃得非常厉害。这使我很后悔，我满心感激地、专心致志地听着他讲，以致他那淡白头发的发根竟变得通红通红。安东的劝告也很少能合乎我的心意。按照他的意见，几乎总是要为真理和正义做出自我牺牲，但我是不喜欢作自我牺牲的。
不过，我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很信任。我知道，如果我一旦遇到了真正的危险，我正是应该向他去求援。
现在危险出现了。我还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危险，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了。这大概是我不能向我的好友求援的唯一的灾难。总的说来，我也不能找任何人求援……因为我不能向任何人承认，爸爸（我的爸爸！）过去和今后会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他甚至对妈妈也不是最亲近的……因为妈妈常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母亲来说，最亲的人莫过于她的孩子。”
“这是自然法则！”爸爸表示同意。他一向是尊重法则的。
我既不能找姥姥，也不能找安东，于是我决定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家，同时保卫自己的安宁，自己内心的无忧无虑。这种无忧无虑在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