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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的朋友关心地问。
“还没有，不过很快就会发生的！我想出了一个帮助你妈妈的办法。”
“我妈妈吗？”
我知道，安东会拒绝执行我的计划，所以我就搬出了他的妈妈。
安东坐在我们那张“应急”课桌旁，而我坐在老师的位子上。我觉得我坐在这个位子上说话会更有说服力。安东很激动，他的头发根渐渐变成了粉红色。我不打算再折磨他了，便直截了当地说：
“有一个女人能给你治病。从明天就开始治。她是一位出色的大夫。神—经—科—大—夫！你懂吗？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你会成为一个勇敢而自豪的人！往后你给妈妈带来的都会是五分。”
“我得好好想一想。这是件大事。”
“没有什么可想的。我再也不想听你结结巴巴地讲话了！我也见不得你在黑板旁边那副难为情的样子！”
“谢廖沙，谢谢你……”安东说，由于这意外的建议，他口吃得非常厉害。“但我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大夫是治不好的……”
“你就忘了咱们的动物课老师是怎么说的了吗？！”我喊道。“有一回他说过，你的难为情是病态的。既是病态的，那就是说可以治好。这位大夫准能给你治好！然后我们就以全班的名义，用书面的形式向她表示感谢。”
“让全班的人都知道我在治病吗？……”
“好吧……要是你不愿意，就只有我知道。还有你妈妈……我们两人用书面的形式对她表示感谢！”
“一定要用书面的形式吗？”
“一定要！为了好留个纪念。”
“对不起，谢廖沙……可如果她的药不管用又怎么办呢？”
“我求你去治病……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
“谢廖沙……你真要我这么做吗？你真的是在为我犯愁吗？我过去还真不知道……”
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我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还不够真诚。
像往常我耍滑头那样，我的话讲得既流畅，又显得特别自信。看来，这事我办得又有些“差错”。
“可是安东确实会给治好的！”我在心中激励着自己。“那么一切都会是诚实而又高尚的了！关键是要使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也同意……”
“我有要紧事找您！”我一进门就对她说，像是请她原谅我的到来。
她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甚至对我的来意究竟是什么也没问。但是进了房间以后，她似乎是要使我抛开我那件要紧事，开口便问道：
“你是直接从学校来的吗？”
“我回了一趟家。”
“你大概想吃午饭了吧？”
“我已经吃过了……在小吃店吃的。”我不知为什么又加了一句：“这是真的！”
“在小吃店？”她惊异地说。“怎么，家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不，我同姥姥在一起。”
“跟妈妈的妈妈吗？”
我点了点头……无论在这以前或是以后，我和她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我的妈妈。我们好像是忌讳这个题目，从来没提过一次……
记得在那一刹那间，我突然希望我们以后也不要再谈父亲了。我决意把那个使我不安的问题最后弄清楚，也就是要搞清她信中那几句我所不理解的话的含义。而且我似乎也想稍微晚一点再谈自己的来意。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我说。“您在信里写着，爸爸不愿来就可以不来您这儿，‘像上次那样。’”
“你把那封信背下来了吗？”
“没有……我只是记住了这句话。您以前也给他写过信吗？”
她沉默了许久，仿佛下不了决心是否要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她沉思般地说道：
“假如那时谢尔盖来了，事情又会怎么样呢？也许舒里克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吧？……当然，也未必。但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这是舒里克上四年级时候的事。我记得那一天是二月十二日。几个同班同学把舒里克关了‘禁闭’。我没有追问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觉得受了委屈，一心想报仇！我们就坐在这张桌子旁吃晚饭……他向我泄露了他那些同学的一些秘密。当然罗，是一些非常可笑的男孩子的秘密。但他深信，这是一些‘可怕的秘密’。他是悄悄讲的，边讲边东张西望。……他希望我去向校长告发，好让他的朋友们受到惩罚。我那时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并且同校长的关系很好。现在这位校长已经不在了，他死了……但我没有答应，于是舒里克就又哭又喊，一个劲儿地央求。我心里有点害怕……我对他解释不通，也说服不了他。所以我认为，需要跟他作一次严厉的男子式的谈话。既不是同校长，也不是同老师，而只是同一个长辈，同一个男子汉谈谈。我给谢尔盖写了封信，因为我再电没有别人可写。我向他说明了全部情况。可是他没有来……我想，他大概是关心我，怕我又会像他所说的那样，让自己‘不痛快’。这是可以理解的。”
自然罗，爸爸认为到这座房子里来是不明智的，也许是对妈妈，对我的一种不诚实。
可是我上这儿来，是不是对我一家人的不诚实呢？我答不出这个问题。
我看到对面墙上挂着的爸爸的和舒里克的照片。他们并列在一起。说不定，在爸爸身上也有舒克里所说的那种禀性吧？这些想法使我感到不快，我很快把它们赶开了……
我开始想另外一些叫人高兴的事：一个人往往只会对亲近的人至少是可以信赖的人谈论他亲人的秘密。那么，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看来已开始信赖我了？……
“你就是想了解这件事吗？”她又问。“这就是你说的要紧事吗？”
“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急忙说。“跟这毫不相干……我的同学安东急需治疗。正好需要找神经科大夫！他非常腼腆，谦虚……还结巴。老是得三分。虽然他功课全都会！全都会，可是一站在黑板旁边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您懂吗？什么也答不出来！可是他妈妈对他说，要是他也不成材，她就去投河。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那么谦虚……假如您能把他治好就好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么件事……”
在讲安东的时候，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她也站起来，并且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但她不是像眼睛近视的人平素的那样，是为了仔细看我。她走近我是为了使我能听见她说的话，因为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小，几乎像耳语一般：
“为了要离开一个人……”她不知是向爸爸，还是向舒里克点了点头——他们的照片并排挂在墙上。“为了要离开一个人，有时需要找一些虚假的借口。因为真实的理由往往太残酷了。可是为了要来，什么借口也不需要。只要来就行了……”
“哪里！哪里！安东确实非常神经质。我希望他能治好。您不相信吗？这是真的！”
“那个自然，”她轻声说道。“我们将尽力治好他……”
三年半过去了。
我对家里的人从来没说过我认识她。她也一次没问过我，是否向家里人谈起过她，谈了些什么……甚至我们家在回忆往事时我也不曾提到过她，因为我害怕会搞乱什么，害怕使妈妈难过。妈妈是幸福的，我珍视这种幸福。
我准备自己去做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所需要的一切。为爸爸做，替爸爸做……
是受责任感的驱使吗？最初是如此，后来却不是这样……“受责任感的驱使”是很响亮的词句，比“被迫”要漂亮得多，但它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也许，一心想去保护和解救别人，这正是我已成长为男子汉的第一个征兆。一个人往往不会忘记第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
可是前不久……大约六个月以前，我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离爸爸和妈妈设计的工程更近了一些。
当我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告别的时候，我答应每年夏天都到她那儿去。有时候，你为了要安慰一个人，会向他保证一些你后来做不到，或者几乎做不到的事……
临别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新地址，于是我们商定，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把信寄到那个城市的邮政总局，作为存局待领。到了冬天，爸爸说，等我放暑假时，他和妈妈将带着我一起上南方去，去高加索，去黑海。
爸爸说：“这是你最后一个夏天。明年就该上大学了。应该养精蓄锐，把身体锻炼好！”
“最后一个夏天”——在我们家里经常重复着这几个字，以致我觉得，我似乎活不到第二年的夏天。“夏季请到河上旅行！”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那位美女多年来一直这样劝告我。爸爸也说过，她的意见完全正确，什么也比不上在江河上休息更明智。然而现在爸爸又要我相信，什么也比不上高山上的空气、日光浴和海水澡对我更为有益的了。
“我们坐飞机去，”爸爸说。“好让你在最后一个夏天好好玩一玩。”
我喜爱玩乐。更何况我还从来没在海里洗过澡，也没坐过飞机。最后一个夏天看来将是非常幸福的，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它的来临。
……一周前，爸爸买到了三张飞机票。可是今天我收到了一封存局待领的信。
我在等你，整个夏天都请了假。我没有同学生们去少先队夏令营，因为在等你！但你不来也无妨，我不会生气的。也许你有你的事情和计划。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月份再上她那儿去，”我打定了主意。“那时也是假期……”于是我给她写了封信。我向她解释，元月份去她那里更好，因为冬天我不能去海边休息，可我住过多年的这座北方城市，冬天要比夏天好，可以滑雪。我还写道，如果她去少先队夏令营，她就能在户外得到休息，夏天呆在市内尘土太多……
我把信读了一遍——觉得不能把信封上。这像是别人写的信，而不像是我写的：写得又长，又详细，并且没有涂改的地方。
不，我既然答应过她，而且她又在等我，那么到时候我就应该到她那里去。否则，我就永远也不会去了。
我不能让她受到第三次打击……所以我现在要去退飞机票……
我在家里说，我非常想念姥姥和安东，他们俩都留在我度过童年的城市里。我也真的想念他们，但我却是到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那里去。我不想发电报，到了那里我要用至今还留在我手里的钥匙去开门，就是舒里克留下的那两把钥匙。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还不知道这件事。让她的家里不要老是出现一些令人伤心的意外吧。
妈妈不反对我的做法，我这么急着去看姥姥，看她的妈妈，她感到很高兴。看来，事情办得又有些“差错”。
可今天我同爸爸吵了一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说，我这趟旅行是不明智的，给姥姥和安东写封信就行了，以后还可以请他们来作客。爸爸说，我打乱了家里的全部计划，说我既然拒绝上山，拒绝攀高，拒绝飞行，那么我长大了就会不求上进……可我还是要去退飞机票。
爸爸引用了他在一本书里读过的一段话：“人生——这是以生为起点死为终点的一段行程，中间会有许多停顿，还会发生种种事件。应该既不迷路又不偏离航线地完成这段行程。”
可是我想，有的飞机和火车的确是既不按航线图也不按时刻表来完成它们的行程的。这是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飞机和火车（而它们正恰恰是最重要的！）它们负有帮助人、拯救人的使命……这个想法我没有告诉爸爸。但我还是要去退票。
译后记
二十世纪俄罗斯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但大多数却只是在“社会主义各国”有知名度，而且他们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渐失去了魅力。本书的作者阿列克辛则不同，他的作品是真正“走向了世界”——除了被译成“社会主义各国”的语言之外，还被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波斯语、孟加拉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也译介过他的一些作品，立即在我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场“阿列克辛热”，不少作家通过借鉴与模仿，创作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名篇。
作为一名苏联时期的作家，他的作品居然能在东方和西方不同意识形态的众多国家里大受欢迎，不但少儿爱读，连成人也爱不释手，而且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魅力依然经久不衰，作家本人还荣获国际安徒生奖，被列入了以安徒生命名的荣誉名册。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阿列克辛的作品始终贯串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感教育，而不是对现行政治和传统教育理念的图解。他打破了“少儿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森严壁垒，引导双方彼此沟通、彼此理解，共同提高人文素养。阿列克辛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如何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这是任何人一辈子时时刻刻都会面临的抉择。
《我的哥哥吹黑管》是一个女孩子的日记，她把“自我”的价值完全寄托在“他人”（哥哥）的身上，结果却伤害了他人。
《第五排第三个》和《“搭错神经的叶夫多基娅”》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反思。大人往往从“自我”出发去理解与“塑造”孩子，结果混淆了好坏，酿成了悲剧。这两篇小说向大人们提出警示：如何对待行为“出格”或有才华却争强胜的孩子？
《前天与后天》和《请来电话请来玩》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对待那些有贡献、却一生默默无闻的人，特别是当他们到了退休之日，是否可以弃之不顾？
《可怕事件》里的中学生格列布是“名人”的后代，学校为了自己扬名就无原则地吹捧他，结果格列布的“自我”膨胀了，出于保持自己“地位”的目的，制造了一起伤害他人的恐怖事件。作品采用了侦探小说形式，写得扑朔迷离、情节紧张、扣人心弦。作品中的那群中学生个个性格突出，生动感人。
《同时却在某处……》中的小主人公发现父亲对前妻造成巨大的伤害之后，并没有跟父亲公开顶撞，而是偷偷以实际的行动去弥补父亲所犯下的过失。在阿列克辛的小说中，大人与小孩是平等的，大人并非个个是楷模，小主人公往往介入成人的世界。
《分财产》中的小主人公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产伤”，影响了她的智力与行为。是奶奶牺牲自己把她培养训练成一个完全正常的小姑娘。但奶奶老了，尽完了责任，小姑娘的父母嫉妒奶奶与孙女之间的亲情，想把女儿“夺回来”，最后把老人逼走了。小说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何对待有恩于自己、但已经“完成了角色”的人？
阿列克辛创作的艺术特色备受国内外评论界的赞扬。他自称的“中篇”小说其实在篇幅上与大的“短篇”相近，但就艺术信息而言，几乎等于“长篇”。他的小说笔法凝练，极力浓缩事件展开的时空，最大限度增加情节的“含量”，精心挑选细节。无论是作者的语言还是包括少年在内的主人公的语言，往往具有警句式的特色，充满了幽默。这种幽默时而温和，时而尖刻，时而又化作“含泪的笑”。
阿列克辛的这种语言艺术，即使译者能充分欣赏，也无法在译文中做到充分的传达。本书译者虽竭尽全力，也许仍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希望读者谅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