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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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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
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少,民有所必取, 
则往往闭塞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以此外之商旅无
所牟利,而不愿行于途;内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聊生。其财既偏聚而
不泄,则国家之用,亦尝患其窘迫矣。古人有言曰:富能夺贫能与,乃
可以为天下。则当此之时,岂可无术以均之也。” 
“况今榷货务自近岁以来,钱货实多余积,而典领之官,但拘常制, 
不务以变易平均为事。宜假'所积'钱别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以任
其责,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
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余息以给
公上,则市物不至于腾踊,而开阖敛散之权不移于富民。商旅以通,黎
民以遂,国用以足矣。”(续长编卷二三一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条。''内
文字,据宋会要稿校补。) 
丙午诏:
“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

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
师置市易务,'商旅货物滞于民而不受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力多少, 
均分赊请,纳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详定以闻。”(同上) 
于是中书奏: 
“古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去古既远,上无
法以制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时射利。出纳敛散之权,一切不归公上。
今若不革,其弊将深。欲在京置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勾当公事
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
“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
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牙人, 
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官物者亦听, 
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遂纳价钱,若半
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已上并不得抑勒。” 
“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
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 
“其三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 
(同上) 
据会要稿第一百三十九册食货三十七,“诸司科配,州县官私烦扰,民被其
害,悉罢之。”自是诸州上供簏席黄芦之类六十色,悉令计直,从民愿鬻者
市之以给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根据以上文献,可知置市易法的目的,就在:(一)政府操开阖敛散之
权,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二)抑富商大室的兼并,使四方商旅以
货物至京师,不至折阅失业,使小本经营的行铺稗贩,不至穷窘;(三)同
时,罢去诸司向州县科买扰民,改从市易务买取。总的精神,是从富商大室
手里把笼取货物、操纵物价的权拿过来,归之政府。后来,京师大姓多止开
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可见。
由于富商大室里面,也包括皇室宗亲在内,因此市易法遭到的攻击很多, 
甚至导致熙宁七年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周官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地分而经市,以
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价而
征续,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
同货而敛赊。”周礼详解申其义道: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使之懋迁有无,阜通货贿者,莫大于
市。然利之所在,民所竞趋,倘无官以司之,则智诈愚,勇陵弱,攘夺
诞慢,决性命之情以争,无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设官以司之。。。” 
“市之不售,与货之滞于民用者,而公不为之买;方货之不足,而
公不为之贷;则盈虚无以相补,有无不能相资,兼并豪强于是得以乘其
弊而困民矣。乘其弊而不售,贱而买之,则民将有不偿本之事。乘其物
不足,贵而价之,则彼或取之以十倍之利。如是,则开阖敛散之权,将
属于豪商大贾之家,非仁政之均也。先王由是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凡市
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则以其价买之,此所以敛之也。物揭而书之, 
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抵而予之,此所以赊之也。。。则民无贱卖之
患矣。。。则民无贵价之患矣。如是,则开阖敛散出于一人,而虚实有
无通乎上下。。。先王所以纾民阨,阜邦财,使兼并豪强者不得作。市

之大政,于是乎在。”(周礼详解卷一四司市) 
于此,可以窥知市易法的法意也是在于打击豪强,而崇张皇权。
从王安石的新学和新法,紬绎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比较突出的是下列四
点:
首先,是巩固专制主义皇权的问题。王安石完全承认封建社会的阶级统
治和阶级压迫是合理的,并积极地为之说教。他说: 
“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古之道也。”(文集卷六三谏官论) 
“易制者鱼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虎豹刚健,君子
大人之象也。”“臣以顺承君者也。”“仆,卑以顺也。”(文集卷六
三易泛论) 
在统治阶级里,君主有绝对的权力,超乎一切之上,甚至比之于神天。
他说: 
“执常以事君者,臣道也;执权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作福、
作威、玉食),君道也,。。以其侔于神天也。。。三德者,君之所独
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文集卷六五洪范传) 
专制主义的皇权,体现在对人民的绝对控制。在皇权、贵势、农民的三角斗
争里,皇帝应该巩固地掌握人民,不许贵势之家与人主争黔首。只有皇帝, 
才有开阖敛散之权。他说: 
“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文集卷七○乞制置三司条例) 
“诚能御轻重敛散之权,而禁因缘之奸,则何恤于经入之不足。” 
(文集卷四九宽卹民力制) 
“富赀役贫,豪杰兼众,使之则怨,作之则惧,则非所以驭其众也。” 
(周官新义卷一,以八则治都鄙) 
“盖上失其柄,则人以私义自高,而爵不足以贵之;以专利自厚, 
而禄不足以富之;取予自恣也,则不待王幸之而后予;生杀自恣也,则
不待王福之而后生;有行,或以忤贵势而废诛;有罪有过,或以朋比奸
邪而见置。则当何以驭其臣哉!”(周官新义卷一,以八柄诏王驭群臣) 
在新法里,对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特权的打击,都有不许“与人主争黔
首”的意义。青苗法排挤了豪族地主的高利贷,募役法强迫形势户出助役钱, 
方田均税法打击了大地主的伪冒和免税特权,均输和市易打击了豪商大室对
物资和物价的操纵垄断。这都有巩固皇权的作用。
第二,是所谓保民常产问题。周官新义卷一,训释大宰之职,掌建邦之
六典,说道: 
“事典事职,皆以富邦国。盖事典之为书,事官之为职,以富邦国
而已。事典以生万民,事职以养万民。盖事典之为书,以生万民而已; 
事官之属,以其职推而行之,然后有以养万民也。” 
周官新义卷一,训释治官之属,说道: 
“卿之字。。从皂,黍稷之气也。黍稷地产,有养人之道。。。胥
之字。。从肉。。肉则以其亦能养人。。。卿从皀,胥从肉,皆以养人
为义,则王所建置,凡以养人而已。” 
设官置吏,提出养万民、生万民问题,提出养人问题,掩盖了国家的阶级压
迫的本质,但是王安石的话是对统治阶级说的,因此,在官僚、豪族地主兼
并掠夺小生产者和压制有物力的乡户的条件下,起了保护小生产者、保护有
物力的乡户的作用。所谓“养万民”,“生万民”,“养人”,基本问题在

保庶民之常产,使他们富有,这里,客观上指的是无特权身份的庶族地主。
“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连师
治而正之。是以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产。”(诗义十亩之间
小序注) 
“以田里安甿者,出则辈作于田,入则族息于里。不授之以田使其
作,无以耕;不授之以里使其患,无所居;非所以安之也。授以田,则
彼得以安其耕;授以里,则彼得以安其居。及其西成,则百室盈而妇子
宁,及其改岁,则嗟妇子而入室处,又安有不安之甿乎?”(周礼详解
卷一五遂人) 
“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善。。。为政于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 
(文集卷六五洪范传) 
续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记王安石批评神宗的话,亦反映王安石对统治者和
被统治者的基本矛盾之关心: 
“天命陛下为神明主,殴天下士民使守封疆,卫社稷,士民以死徇
陛下不敢辞者,何也?以陛下能为之主,以政令均有无,使富不能侵贫, 
疆不得凌弱故也。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
壑。陛下无乃于人主职事有所阙,何以报天下士民为陛下致死?”(熙
宁五年十一月戊午条) 
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君必须荫庇其民。对“不足以自存”的民,应该有所哀
矜。在诗义里,有好多处表达了这种思想: 
“宣王之民,劳者劳之,来者来之,往者还之,扰者定之,危者安
之,散者集之。”(鸿雁小序) 
“民皆离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尔,则无告之
民,不足以自存矣。”(鸿雁之三章) 
“王失德剥丧,无以荫庇其民。”(桑柔之首章) 
“瓶,譬则民也;罍,譬则君也。瓶之罄,则罍之耻;民之穷,则
君之羞。”(蓼莪之三章) 
实际上,瓶之罄,必然逼得罍也非罄不可。“民之穷,则君之羞”,是
一种美化的说法。正是民之穷,才使君丧失了剥削的来源。但是,在贵势兼
并的条件下,说“民之穷则君之羞”,正显示出皇权与豪权的矛盾。
据王安石说,豪富掠夺,人民生活贫困,荡析离散,则将轻去其王。看
来他是想对封建的等级制有所改变,来调和阶级矛盾。
“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禄未艾也,而民反无禄。”(诗义
正月之卒章) 
“民有欲无主乃乱。。。王不能乂而民无所得禄,则释王而从禄于
他。乌之为物,唯能食己,则止其屋,民之从禄,特如此矣。”(诗义
正月之三章) 
“民荡析离散,无复生理,故如彼栖草也。”(诗义召旻之四章) 
这样,就到了农民战争的边缘,王的所谓受天明命,也就破产了。
“商之子孙,侯服于周,则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尝命商,使有九有
之师矣,今从服于周,所谓靡常也。”(诗义文王之五章) 
“天命艰难,不可保恃如此。则后王宜以殷为监也。”(同上六章) 
为了巩固统治,保证人民的一定的生活,王安石提出“损有余以补不足”, 
“衷多益寡”的主张。他说:

“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顺天休命。”(文集卷六五易象论
解)
“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文集卷七八与孟逸秘校手书四) 
在不否定贫富区分的条件下,发富室之藏,以恤贫民,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
想法。
第三,是生财理财问题。对北宋政府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王安石提出
积极的生财、理财的主张。他说: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
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
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
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
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文集卷三
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方今之所谓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
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文集卷
七五与马运判书) 
生财的途径,是因天下之力,即利用所有的劳动力进行生产;资之天下,即
利用自然。因天下之力,资之天地,二者结合,则天下富。这里,就牵涉到
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保证问题,王安石说,应该“闵仁百姓,无夺其时,无
侵其财,无耗其力”(文集卷四十九宽恤民力制)。“少长而有为也,莫不
有富之道,得其常产则富矣。。。得其常性,又得其常产,而继之以毋扰, 
则康宁矣。”(文集卷六五洪范传) 
理财的途径,是抑止兼并,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去重敛,宽
农民,庶几国用可足,而民财不匮。”(文集卷七○乞制置三司条例)王安
石说: 
“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
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途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
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同上) 
王安石认为“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
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文集卷七三答曾公立书)。
新法,基本上都是生财、理财的办法。新法推行的结果,到元丰年间,的确
也相对地发展了生产,使国家财富比较充盈。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
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
未曾。”(文集卷二七歌元丰五首之一、三)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乾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获笋肥甘胜牛乳,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
苦。。。”(文集卷一后元丰行) 
到神宗末年,府库积余了大量财物,内帑五十二库,全满了。陆佃记载这种
情况说道:
“(神宗)常惋愤敌人倔强,久割据燕,慨然有恢复之志。聚金帛

内帑,自制诗一章曰:‘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 
积帛内帑,几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每库以诗一字目之。既
而积储如丘山,屋尽溢不能容。又别命置库增广之,赋诗二十字,分揭
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雇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其规模宏远如此。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
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余财羡泽,至今蒙利。”(陶山集卷一一神宗
皇帝实录叙论) 
第四,是对契丹和西夏的斗争问题。王安石主张积蓄力量,对契丹和西
夏展开不妥协的斗争。保甲、保马法的推行、军器监的设置,都收到强兵的
积极效果。
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象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
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 
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象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
设计的大人物。历史主义的研究,必须打破前人的歪曲,揭开被封建学者的
偏见所记载的史实面目,撕去王安石由主观幻想出发的一套复古臆说,进而
从阶级分析,总结他的思想实质,发掘他的哲学思想以至社会思想的唯物主
义和进步的传统。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正如列宁所指出
的,王安石所依据周礼幻想的古代井田式的“国有化”是不能实现的,但他
是一位中世纪进步的改革家。

第十章 北宋唯心主义道学的形成
第一节 北宋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
“道学”是与王安石“新学”同时兴起的对立的学派。北宋道学的代表
人物,按照朱熹较早的意见,是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
等“六先生”(朱子大全卷八五六先生画象赞);但朱熹在乾道九年(公元
一一七三年)所撰叙述“道统”的伊洛渊源录,因了洛学的门户之见,又将
司马光除去,所余五人即所谓北宋五子。
上述北宋道学的“六先生”都是并世之人,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极密切
的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关系,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道学为什么在北宋后期兴
盛起来,这五、六位人物又何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 
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是不愿也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的。
朱熹以下正统的道学家每每以此归功于天命,说什么“五星聚奎,伊洛
锺秀”,“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宋
元学案百源学案附黄百家语),这种占星术的迷信的说法,显然只能表现出
封建学者的阶级偏见。
近代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道学的本质作了形形色色的粉饰,冯友兰和
贺麟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冯友兰为了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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