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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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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的可能。
从“气”的唯物主义的命题出发,张载把宇宙的全部时间进程形容为“气” 
的不断的聚散,但他不必要地吸取了二程的哲学的“盖子”,把这全部进程
称之为“道”,又称之为“太和”。但揭开了“盖子”,剩下的就是物质运
动的环鍊了。既然“气”的本然形态是无形的“太虚”,那么为什么有聚散
的变化出现的问题就必须解答。张载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他的“参两” 
说,这是他的哲学中最精彩的部分。
张载指出,“两”是天道的原则,“不见两,则不见易”(易说卷下)。
“两”就是指一物内部分裂为对立的“两体”或“二端”,他说: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 
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感即合也, 
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同上乾称) 
“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同上太和) 
在本书第一卷中,我们曾说明论语中的“两端”系指事物自身内部的矛盾性, 
张载的“两体”或“二端”正是沿用了论语的术语而加以发展,使古代“兼
两”之谓理的命题更丰富了。
在上述的术语中,如“两”,如“一”,如“两体”,如“感”,如“合”, 
如“二端”,如“本一”,如“通”,将在下面解释。这里首先应该指出, 
统一物中的对立的“二端”是通过互感而有运动(“通”)的,这一命题是
“参两”说的核心。张载说事物的二端间存在着“感”的关系。在横渠易说
中,他曾对“感”加从解说: 
“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圣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
异而应,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则无感也;或以相悦为感,或以相畏而

感。。。感如影响,无复先后,有动必感,咸感而应。”(易说卷中咸) 
这里使用的“感”仍即古旧的“感应”之义,而且还包括了一些神秘的内容, 
如“感而后通”是心理状态的古代语汇。但如果撇开形式,从事物“二端” 
的统一来解释“感即合”,那么,“有动必感”之说,可以视为物理现象的
对立物的排斥或吸引即产生运动的命题。张载特别指出,自然的这种由“二
端”的矛盾所生出的变化,既无目的性,也无意志性,而是自然自己的合法
则的运动过程。他说: 
“有两则须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虑?莫非自然。”(同上卷上观) 
“天包载万物于内,所感所性,乾坤阴阳二端而已,无内外之合, 
无耳目之引。”(正蒙乾称) 
天或自然本身的运动就是阴阳对立物的矛盾斗争。阴阳即“气”,所以说“一
物两体,气也;一故神(原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原注“推行于一”)” 
(正蒙参两),“神”和“化”二者都是在“气”之下的运动形态。
正蒙第二篇参两(用易传“参天两地”成语,实际张载所谓“参”不是
三,而是合二为一,或一中有二)全文是论述宇宙中阴阳的不得不然的交感。
张载形容说: 
“阴阳之气。。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
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 
在参两中,张载运用了天文学知识,来说明这种矛盾的交感。张载这里所提
出的“莫或使之”,是和唯心主义的目的论对立的命题,也即上面所说的, 
整个宇宙的运行,“动必有机”,而“动非自外也”,因此,宇宙的运动就
是它内部的矛盾交感,不需要最初的一击。这是光彩的辩证法的因素。
在二程的语录中,也可以看到关于“两”和“感”的话,例如程颢说: 
“不两则无用。”(河南程氏遗书第一一) 
程颐说:
“既曰气,则便有二,言开阖已是感,既二则便有感。”(同上第
一五) 
这些话可能是受张载的影响,然而它们在洛学思想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而
且此处的“气”是在“理”之下讲的。
上述张载的若干命题,是合于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原则的唯物主义的理
论,这无疑是张载思想中进步的因素,而且和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是分
不开的。张载在十一世纪,能提出前述的光辉命题,也无疑是重大的贡献。
但我们必须指出,在张载的哲学中,还存在着更多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
的成分,是张载所没有摆脱的。当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不自觉地论证了宇宙
的法则时,他便盲目地走向唯物主义,然而一旦他又从哲学的高度论证思维
与存在的关系时,他就站住不动了。张载关于“气”与“两”的上述理论, 
也并没有涉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他怎样从
唯物主义的观点堕落下来,走向二元论的体系,也即程颢所不满意地指出的
“二本”的思想。

第三节 张载的二元论及其
陷入唯心主义的途径
这里我们首先要研究张载怎样从生理学的观点走向伦理学的观点。
张载认为,生物之所以有生命,是由于能够与宇宙中的“气”相通。“气” 
聚则生物生,“气”散则生物死。此种聚散,在动物表现为呼吸,在植物表
现为根的吸收扩散。他说: 
“动物本诸天,以呼吸为聚散之渐;植物本诸地,以阴阳升降为聚
散之渐。物之初生,气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气日反而游散。”(正
蒙动物) 
这种从呼吸来区别动物植物的性质之说,在今天看来是不正确的,但在这里, 
张载依然是由生物的生命过程来观察或论证生死存亡。
就人类而言,张载说,人所禀的“气”分为两部分: 
“气于人生而不离、死而游散者谓魂,聚成形质、虽死而不散者谓
魄。”(同上) 
这里把魂魄都视为“气”,人死后,“气”既不会消灭,所以说是“死而不
亡”。但是,在“死而不亡”的命题之下,就隐约地埋伏下了正在走向错误
的方面的因素。
从此后退一步,张载并不认为性是由构成人体的“气”所决定的,他放
弃了“气”的概念,偷换成了别的概念,从用水冰的关系说明气的聚散,一
降而为从水沤的关系说明才性,他说: 
“海水凝则冰,浮则沤,然冰之才、沤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
与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说。”(同上) 
按这里指的海应该是喻物质(“气”),但他把冰或沤譬喻作人的才或性, 
当人生存的时候,好象是性在才里体现,而当人不生存的时候,好象性就离
开世界而独立地不亡了,这样就得出结论,生死存亡却与物质(海)没有关
系,因而为作为精神因素的“性”可以脱离物质而存在的前提预立下了根据。
唯心主义者程颐就同意张载的这一命题,而且把“海不得而与”的“与”字
改为“有”字,意义就更为明显了。
披阅正蒙,可以发现张载从开始就以“性”与“气”相提并论,并且把
二者对立起来。我们在前面只引述了太和篇首的前半截,现在把全文引在下
面: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
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
之。” 
他既指“气”是万物之源,但同时又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
也”(正蒙诚明)。因此,“气”与“性”是两条不同的渊源,这即是: 
太虚←气→万殊
至静←性→一知
从认识论方面讲,也有两条不同的去路,这即是: 
气←感应→识知
性←无感→超识知怎样统一这种对立呢?张载便抬出一个能“尽性”的圣人
来,这便是头脑里最神秘的头脑。更进一步,和洛学一样,张载也认为人性
里的宝贝是天性,而天性之在人又如水性之在冰,从天赋上就有了等级之差

别,这就转入了僧侣主义。他说: 
“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
昏明,其照纳不二也。”(同上) 
更向唯心主义滑一步,性的真实性高居于一切之上,和神秘的“天道”合而
为一,因此他说: 
“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同上) 
张载的这些譬喻正是禅学和二程所共同用过的。
据张载说,人所禀的“天性”即无不善的本性,但由于各人所禀之“气” 
有偏正之不同,于是有善与不善的分别。后者,张载称之为“气质之性”, 
前者,张载称之为“天地之性”。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
子有弗性者焉。”(同上) 
这样讲来,天地之性是根本的,而气质之性是后天的,只要在根本方面“尽
性”,则性通于“道”,不为“气”所蔽所染,他说: 
“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同上) 
从此,张载直接从伦理的观点说教了,他认为人应当修德,使性不受“气” 
的限制,又应当“养气”,使“反之本而不偏”。张载本来也采取过刘禹锡
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命题,但并没有贯彻下去,甚至还在修德方面区别出
“气”可以由人胜或可以由人不胜的两种: 
“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气之不可变者, 
独死生修天而已。”(同上) 
和一切二元论者一样,一方面承认客观的物质实体之存在,但另一方面
又承认在其外存在着精神实体,结果不能不导向唯心主义,张载在好多地方
也陷入了这样的唯心主义的泥沼。他说: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
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 
这一段话可以绘成这样的图式: 
此处的“心”即指主观的精神而言,它包括了相当于“识知”的“知觉”(指
外物在主观中的映象和其它心理因素)和不由认识而由无感所直觉的一种超
然活动,而后者又包括了表明天的太虚与表明道的气化,所以主观精神(心) 
就居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境地,不但兼摄感与无感,而且兼综自然与天道。这
就是一个明显的唯心主义体系了。如朱熹所说,张载在这段话中,是认为虚、
气、性、心“本只是一个太虚,渐细分得密尔”。然而这正是混乱唯心主义
和唯物主义的分析法,因此,不得不把“太虚”和“心”混同起来,他说: 
“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
实也。”(张子语录卷中) 
这和他批评佛学“以心法起灭天地”为“流遁失中”,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张载思想的动摇性,在他关于“神”的论述上也可以看出来。前面已经

说到,张载曾指出宇宙的运动是由于其内部“二端”的矛盾,不由外力,“莫
或使之”,这本来已经直接导出了无神论的结论,张载在一些地方也确实把
“神”解释为“气”的性质或作用,例如: 
“成变化,行鬼神,‘成行’,阴阳之气而已矣。”(正蒙天道)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同上神化) 
他说的神鼓万物而变化的话,还可以理解为一种泛神论。但是在另一些地方, 
他又把神与物质对立起来,例如他说: 
“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则无精粗,神即神而已。”(易说卷下, 
按程颐也有同样命题。) 
“地物也,天神也,物无逾神之理。”(正蒙参两) 
张载一方面把神解释为“伸”,把鬼解释为“归”,然而另一方面他所说的
神,有时仍旧是有意志威力的: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过于耳目心思。”(同上天
道)
“鬼神常不死,故‘诚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隐微,必乘闲而见, 
故君子虽处幽独,防亦不懈。”(同上神化)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同上天道) 
甚至说“万物形色,神之糟粕”(同上太和),这就又退回到有神论了。王
夫之正蒙注对于这些地方的注解极尽其婉转的能事,对张载所谓神的地方, 
在解释中暗示出神是没有的,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假设。
在认识论上,张载也表现为二元论的体系。张载认为,人“性”本来应
是至静的,只是由于通过感官(耳目之引)与外物“交”,于是出现了主观
与客观的对立,出现了综合内外的万殊的“心”。他说: 
“有无一,内外合,此人心之所自来也。”(同上乾称) 
“心之所以万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易说卷下) 
对于通过感官而取得的对外物的感性认识(“闻见”),和在感性认识
的基础上建立的理性认识(“穷理”),张载是肯定的。但他又认为在闻见
和穷理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尽性”的途径。他首先把“性”和外物摆成两
橛: 
“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正蒙大
心)
“闻见不足以尽物,然又须要他,耳目不得,则是木石。”(张子
语录卷上) 
进一步他更把“尽性”的修养方法,和洛学如出一辙,说成是和认识相对立
的,他说: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自谓因身发智,贪天功为
己力,吾不知其可也。”(正蒙大心) 
又说: 
“人寻常据所闻〔见〕,有拘管,扃杀心,便以此为心,如此则耳
目安能尽天下之物?尽耳目之才,如是而已。须知耳目外更有物,尽得
物方去穷理。尽心了,性又大于心,方知得性,便去知得性,性即天也。” 
(张子语录卷上) 
正蒙的大心篇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文句,我们在这里只引录一节就够了: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世人之心止

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桎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这里便使唯物主义的因素消失了。无怪乎王廷相批评张载的修养为“禅定”, 
为“数念珠”。
张载哲学思想的动摇和矛盾,是和作为某社会根源的阶级的动摇性分不
开的。张载的西铭(见下节)以及他自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
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据宋版张子语录,南宋以来传述作“为生民
立命”和“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都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因此,张
载的思想虽然由于重视自然科学,在世界观方面导向了唯物主义,但从他的
哲学体系,特别是从认识论看来,他又动摇到唯心主义的泥沼中去了。从前
者而言,后来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常抓住他的积极的有价值的因素,予以批判
的发展;从后者而言,道学家又抓住他的消极的部分,予以膨胀,因而他之
被列为道学的开创者之一,并不是偶然的。

第四节 关洛学术异同的争辩
和张载的二元论
按照道学的正统观念,关学是洛学的一个分支,但这和历史实际不尽符
合。在前面我们已就关学、洛学的社会根源与学风,指出其间一些区别,下
面再就这两个学派异同的争辩,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了解张载哲学的二元
论性质。
吕大临在所撰张载行状中,提到张载在仁宗嘉祐初遇二程于京师,“共
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尽弃其学而学
焉”,其事当在嘉祐二年(公元一○五一年)程颢、张载、苏轼、苏辙等同
登进士第之时。程颐曾说: 
“表叔(张载)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 
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吕大临)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 
(河南程氏外书第十一) 
可见张载虽与二程有学术上的联系,并不妨碍张载的思想在许多地方表现出
和洛学有不同方向的发展。程颢在皇祐、至和间作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与张
载讨论道学的修养方法,根据这一点来说,张载受洛学影响可以说是相当深
的。
神宗熙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十一月,诏以张载为崇文殿校书,次
年,张载、张戬、程颢在京师论学。当时程颐在汉州,张载曾与他通信。程
颐在第一封答书中,批评张载“虚”即是“气”之说“未能无过”;在第二
封答书中,又说: 
“昨书中所示之意,于愚意未安,敢再请于左右。今承盈幅之谕, 
详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间从容辩析,不能究也,岂尺书所
可道哉?况十八叔(张戬)、大哥(程颢)皆在京师,相见且请熟议。” 
(伊川文集卷五再答) 
从这一点而言,当时张载与二程在理论上的争辩又是相当激烈的,因而表现
出他们之间又有分歧。
熙宁九年(公元一○七六年),张载经吕大防荐,再起知太常礼院。赴
任途中,经过洛阳,与二程会晤。据杨时辑二程粹言载: 
“张子厚再召如京师,过子曰:‘往终无补也,不如退而闲居,讲
明道义,以资后学,犹之可也。’子曰:‘何必然?义当往则往,义当
来则来耳。’”(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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