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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什么歌？她端坐沙发，表情像个虔诚的圣徒，看上去不像欣赏音乐，而像是受难，好一会儿才缓缓说，《永远的墓园》。
这个名字有些不吉利，我笑一下说，墓园？当然是永远的了。
她淡淡说，我给改的歌名。说完她不再理我，仰面闭目，毫无表情，脑袋和脚丫还软塌塌地搭在长沙发的两端，让我想到一具身体在中弹倒下后的形状，很不舒服。我暗自一笑。毕竟她在国外混了十来年，免不了给人带来异样的陌生感。直到一曲终了，我才有机会递过去一杯咖啡。她病殃殃翻一下眼皮，坐直身子问，我是不是太随便了？我提醒她，咖啡要凉了。她伸出两个手指捏起杯子送到嘴边，又环顾一下四周，说你的新居还不错，就是冷清了点儿，为什么不找个女主人？
我忽然有些烦躁，不知怎么站了起来。我说，你怎么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提醒你，挣再多美元也别把命搭上，不值。
她端杯子的手抖一下，嗓子眼儿发出一个古怪的声响，像是很困难地吞咽下去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很不安，忙解释我没别的意思。她起身默默走到门口，穿衣换鞋，拎包任性地往外走，我在后面试着想拉她。她来我家一次不容易，我可不希望彼此闹得不欢而散。突然，她转过身，一回头，额头和我的嘴唇猝然相触，无论形式还是效果，这一触都显得惊心动魄。她凄然一笑，把手伸过来说，答应我，袁远，好好过日子，别太苦自己，好吗？
她的手湿凉滑腻，眼神含着疚痛。不知为什么，她一直对我的单身现状不安，仿佛她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心头一热，提出要不要为她饯行，她摇头说，拥抱一下，我就很满足了。我张开臂膀，样子像只大鹏，她便顺势小鸟一般贴了进来。
她脸上的皱褶明显多了，两只眸子也不如以前明亮，有两粒混浊的泪滴从眼角沁出来，像两颗老旧的珍珠嵌在她已经松弛的眼袋上。我说，怎么搞得这么沉重，生离死别呀？
她竟哭出声来，肩头一抽一抽的。
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只是信口一说，并无所指，更不愿意日后会成谶语。我急中生智说，要不，晚上别走了？我说完还笑一下，这笑容肯定很虚伪。
琳达眼里的泪光凝住了，烁烁地打量我。我松开搂抱她的手，指一指窗外说，洛杉矶见不到这样的雪吧？窗外一片素白，景物高高低低错错落落看上去很有层次，雪还在下，却稀稀落落了。她用纸巾擦了下鼻涕眼泪，摇摇头说，不好意思，我回去了。你不用送，八楼，爬上爬下的。
我没再挽留，走到阳台目送她离去。她好半天才从深深的楼洞出来。在我的俯视中，那件青灰色外套在一片素白中移动着，越来越小。她将重返遥远的大洋彼岸，我的眼前蓦地出现了一部描写中国红军长征的影片，画面里有个单薄体弱的女战士跌跌撞撞跋涉在泥泞的草地上，不由得让人为她揪着心。琳达也在艰难跋涉，只是跋涉的地方是洛杉矶，洛杉矶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必须去投身搏击的战场。
琳达的背影模糊了。
细碎的雪花仍在纷纷坠落，像是为她送行。
琳达是她的英文名字，我更习惯叫她秦琳。
秦琳最先是姐姐的朋友，说起来她们的认识很偶然。那个年代，计划经济渗透了城市百姓的所有生活细节，凡吃穿用的物品大多凭票凭本供应，口粮更是限量，非体力工作者每月仅供二十八斤粮食，又缺乏油水和副食，总觉得饥肠辘辘。民以食为天，那时人们见面总要问，吃了吗？回答吃了，你呢？我也吃了。算是彼此关心的一种表达。只是那时每月二十五日可以提前购买下月粮，俗称“借粮”，她们就是在粮店认识的。那次排队“借粮”的人很多，她们便用闲聊打发时间，于是知道了各自的弟弟都在河北邢台当兵，而且还同在一个连，两个姐姐又惊又喜，立即开始了往来。我和秦琳的弟弟秦璋在军营听说了这件事很惊讶，我们本来并无深交，由于两位姐姐成了一对闺中密友，我和秦璋的关系也一度走近了。
一个夏末，姐姐和秦琳还结伴从临城乘长途汽车来连队看我们。
客观地说，她们都算不上漂亮，特别是秦琳，眉眼倒还清秀，但长了个圆圆扁扁的肉鼻子，若在今天肯定是整容的首选目标。可那时她们正值花季，衣着和举止一看就知道来自城市，一出现在偏僻山沟里的封闭军营，和仙女下凡简直没什么两样。军营一下子有些骚乱，许多战友争先恐后地讨好我和秦璋，只为能够探头探脑流连于那间十二平米的家属小屋。要是谁再能鼻尖冒汗地坐上十几分钟，就很值得众人嫉妒了。他们最多也只能是“饱饱眼福”，我和秦璋就不同了。
而且，我还有过与秦琳“零距离”的短暂接触。
一个早上，我去打开水，锅炉房离家属小屋仅一百多米，我偏要逞能骑车往返。秦琳出来接我，我单手扶把，另一只手拎两只暖瓶，即兴表演一个戛然刹车的杂技动作，结果连人带车摔倒了。随着“砰”地一声，暖瓶爆裂开水迸溅檐鸟惊飞，我的一只手臂也被烫伤，狼狈透了。意外的是，我却因祸得福，秦琳待我像功臣一样，不仅一早一晚换药，还用湿毛巾一下一下替我洗脸擦手。一次，她动手脱我的臭袜子打算洗一下，我很不好意思。她俯下身时，花格子衬衣领口里的一件紧身小背心赫然暴露出来，我再一看不得了，那小背心竟绷出了一道白白嫩嫩很有质感的乳沟。我一下子眼睛发僵，呼吸急促。她问我怎么了，我嘴巴嗫嚅着，汗都出来了。这时我看到一旁的秦璋嘴角浮出冷笑，我惊慌失措，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光着脚就跑开了，任她怎么喊都不肯回来。一群战友见我如此狼狈地赤脚狂奔，在一旁连嚷带叫地起哄。这时一位副团长正在连队视察，恰好看到这一幕，脸膛一黑吼道，什么操蛋兵！我和秦璋吓坏了，过后赶紧把两位姐姐送走了。
骑车送两位姐姐去汽车站途中，我还有些心乱，我发觉自己完蛋了，根本经不起异性诱惑。就在这时，我无意瞥见了这样一个细节，秦琳侧身坐在秦璋的自行车后架，正低头用手指挖鼻孔，一下一下很专注。我一眼看过去，感觉就不对了。
还有个插曲需要交代。我们连一排三班班长是个北京兵，细高个，白净脸，能说会道，打乒乓球也总在连里称雄。偏巧他也姓秦，便理直气壮地把秦琳叫“小妹”。秦琳曾是中学乒乓球校队的，三班长知道后就去切磋球技，大家都去围观，对抗激烈而精彩。秦琳步伐矫健，一对丰满的胸乳裹在衬衣里骤起骤伏，打得很认真，结果三班长输多胜少。战友们众说纷纭，最入木三分的是这样一种说法，三班长醉翁之意不在酒，输在了动机不纯。事后证明，这种说法颇具预见性。
秦琳说过，她一直留着我的信，有厚厚一摞。我很意外，也很惭愧，因为她的信我早已销毁，我一直认为那些信并没有什么保存价值。
我和秦琳曾有过两年多的通信史，算不算搞对象，我一直难以定性。始作俑者还是姐姐。那次她们离开军营不久就到了我二十岁生日，姐姐寄信来，满篇谈的却是秦琳。姐姐说，这些日子秦琳一直对我的伤手牵肠挂肚。姐姐凭直觉明白了她的心思。问过她，她脸一红，也不否认。姐姐便在信里说了秦琳一堆好处，什么善良啦，什么开朗啦，什么女比男大两岁更会懂得疼人，关键看她是不是真心对你好啦，等等。
接到信，我先是窃喜，接着又有些困惑。虽然我那时正处于旺盛的青春期阶段，军营环境又加剧了男性荷尔蒙的分泌，我也承认她那件紧身小背心绷出的那一道乳沟曾尖锐地刺激过我，但真要把秦琳当女朋友，我又不太甘心。先不说我对“秦琳姐”的称谓已经习惯，一旦与恋爱婚姻挂钩，总有些怪怪的。重要的是我从没谈过恋爱，更没想过要找一个长着扁圆鼻头的女工当恋人，我还总忘不了她一下一下挖鼻孔那个细节。总之，我患得患失。思量再三，就把给姐姐的回信拖延下来。
我以为自己做得很巧妙，然而半个月后，我从秦璋那里得知秦琳居然被她所在的工厂推荐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了！秦璋还拿她姐姐从北京二外寄来的信向我炫耀。我愣了几秒钟。我知道这些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几天后我回临城探亲，姐姐提起秦琳，狠狠数落我“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我酸酸地说，那就别提了。姐姐却一脸的若有所思，说，亡羊补牢，也许还有救。我让她别再多事，姐姐却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秦琳很可能事先就知道自己要赴京上学，却并没对外声张，更没把它当抬高自己身价的砝码，这说明什么？说明秦琳不是一般的俗女子。
我沉默了。我发现自己对秦琳并不了解。
姐姐又谈了她的打算，她要给秦琳写信，别的不提，只告诉了她我回部队路过北京转车的行程，如果那天秦琳到站台见我了，就说明还有戏。我忙说，这信不能写，人家会怎么瞧咱？姐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以后的一个多星期，我们都没再提秦琳的名字。
临走前一天，姐姐帮我收拾行装时，忽然淡淡地说，那封信，我上星期发走了。姐姐又说，成不成就看人家了。
姐姐到底把信写了！我一下子有些慌，设身处地去想，我要是秦琳，肯定会认为袁远和他的姐姐都属于市侩小人，至少在感情上不够真诚。如果秦琳把姐姐的信撕成碎片或随手扔进纸篓，我除了无地自容，没话可说。但再深想下去，又觉得问题可能没这么糟糕。姐姐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秦琳很可能早就知道自己要进京上学，却没把它当砝码，不光说明了人品不俗，还说明她喜欢的是我这个人。如果这个前提成立，那么既然我现在还是我，并没改变什么，正常情况下，她的心思也不会变。至于以前姐姐没给秦琳明确答复，如今又写信联络，可以理解为慎重，也属于男女交友的正常分寸。退一步，即使她的心思变了，我们表示一下意图，最多被认为是高攀，对于我也没损失什么，而不去试试，一切就永远是个谜了。
转天临别时，姐姐只说了一句，别压力太大。说得轻描淡写，我回答说，我有思想准备。我的口气有点儿悲壮。我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自信的资本，那个年代，工农兵学员属于根红苗壮的时代宠儿，在社会上寥若晨星，凡庸的我这辈子是不敢指望了。一个女工一旦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就如同草鸡成了金孔雀，丫鬟变了小姐；而能进北京读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一个小当兵的算什么呢？
然而已没有退路，我也只能豁出去面对这件事了。
从临城到北京大约一百三十公里路，行程需要三个小时。我一上了车就靠窗睡觉，心里越有事就越能睡觉是我的绝活儿。但这次我没睡着，总担心过站，害怕自己被甩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更怕秦琳根本没把姐姐的信当回事。就在我迷迷糊糊中，列车进站了。我骤然看到了“北京”的站牌，身子竟条件反射地抽搐了一下。
我做了个深呼吸，在座位上没有动，一直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才慢吞吞拎包下了车。我往站台张望了好一阵，没看到秦琳，不由得有些沮丧和伤感，也觉得辜负了姐姐的苦心。我在站台上漫无目地转悠，暗自在为秦琳没来车站找着理由，最后我自嘲地摇摇头。别太天真了，就因为姐姐的一封信，人家一个堂堂的女大学生就来这里傻傻地等你？凭什么呀？
蓦然间，我眼前一亮，看到一个女孩正远远地站在出站口的一个角落注视着我。正是秦琳！秦琳穿了一件肥大的浅色棉外套，斜向背个那个年代常见的大号绿帆布书包，头上的一条红围巾在寒风中不住摇摆，看上去，很像一团火焰在跳跃。
我一阵恍惚，慢慢走过去。她也在向我走来。我们面对面站住，那一刻谁都不知该说什么。
还是她先打了招呼，说，你很准时。然后，我夸她的围巾很漂亮，她的校徽很别致。我的口吻有些不自在，秦琳矜持一笑，只是点点头。
不远处停着一列空空的车厢，上面标有“北京——郑州”字样，我指给她说，那是我乘坐的下列班车，还有一个小时就开了。
她说，我知道。
我想问她你早就看到我了吧？又觉得明知故问，毫无意义。
我们向那列车走去，找到我的座位坐下来。秦琳新剪了头发，因为她解下围巾时，耳根和脖颈白得有些刺眼。她开始从帆布书包里一样样往外拿东西，面包、汽水、香肠、话梅、葵花籽、鸭梨和水杯，还有个保温瓶，五颜六色堆满了小桌。我看着她忙活，那一刻我不敢相信，这个带着大学校徽的女孩真成了我的女朋友？她抬起头，递我一个夹香肠的面包，忽然说了一句，你要是不来，我的假就白请了。
我一愣，磕磕绊绊说，谢谢……秦琳姐。
她把水杯递过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奇怪，让人有些摸不透。
这时有个农村老大爷拿着车票来找座位，她赶紧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食品装进我的挎包，然后我们下车，在站台上握了手。
我告诉她我会写信来，她点点头。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通信往来。但我必须保密，如果秦璋知道我在给他姐姐偷偷写信，会认为我不怀好意。秦琳来信也很小心，信封都是在邮局现买现写，用工工整整的仿宋体，以防被她弟弟识破。
我们在信中谈祖国形势谈部队建设谈反击右倾翻案风，大而无当套话连篇，从不触及各自真实的内心生活和私人感情。如果说有过那么一点点突破，还是1977年春节期间的那次通信。那次她这样写道：“……值此佳节之际，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想念常年守卫在祖国边防线的亲人解放军，也自然想到了你。你还好吗？”这句话我回味很久，而且满脑子浪漫遐想，可是一落笔回信，我却这样回复：“……那么秦琳同志，我在此代表解放军感谢你和全国人民的想念了。我一切都好，你呢？”
这种刻板乏味的信通过邮局每周都要往返一个来回，我复员回临城后仍维持了一年多。
那时我在一家机械厂当仓库保管，上正常班，活儿不多，常常捧着随便一本什么闲书打发时间。通常她在周日把信发出，我算好日子，每周三上午，我都要穿过厂区的一条八百米距离的柏油路走到收发室取信。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不愿意让落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来信摆在收发室窗口的显眼位置任人说三道四。那个落款高高在上，离我的内心很遥远，我还是承认和我有一定关系。我取信的必经之路，常常被载重车辆驶过，破旧失修凹凸不平，我走在上面已经不止一次崴了脚。那段路越走越长，我的目的也越来越简单，每每拿到信往裤兜一揣掉头便去，就像是别人找我领取工具那样例行公事。取到信，转天我还要回信，渐渐觉得成了一种负担，如此周而复始，似乎比我的工作还累。后来，通信规律开始发生紊乱，我仍要去收发室取信，但不是每周都有，也许两周甚至三周才会去一次。直到有一天，我再也不用去取信回信了。
这一切经历，已恍如隔世。
秦琳回洛杉矶已有几个月，音讯皆无。我却没觉出有什么异常。这些年来，我一直视她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天涯过客，无论她的出现或消失，都引不起我大惊小怪。
但一个深夜，我遇到了一件蹊跷的事。
那个晚上差不多有十二点了，我正放水洗澡，客厅电话响起来，我吓了一跳，光溜着身子跑去接，里面的人却不说话，只是呼噜呼噜在喘气，然后就挂机了。我查了来电显示，上面是一堆模糊的乱码，我便断定准是哪个冒失鬼拨错了号。
我回到卫生间，刚涂满沐浴液，电话又响了，我迟疑一下，浑身湿淋淋再次跑到客厅，按下“免提”键问，你哪位？还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喘息。看来我的判断有误，电话并非拨错了号。
我有些恼火，吼道，你什么意思？
冷不丁，对方叫了一声“袁远”，细若游丝，我还是听出来了。
我哆哆嗦嗦说，是你……稀客啊！
她问，你很忙？
我说，不好意思，在洗澡，要不过十分钟你再打过来？
她立即说，好吧。
我洗过澡，躺在沙发上一直在等，她始终没有再来电话。
没多久，就传来了秦琳死在洛杉矶的消息！
是姐姐告诉我的。姐姐的消息来自她在外企公司的朋友，那朋友说是听琳达的一位大学女同学讲的。
我脑子“嗡”了一下，恍惚回忆起去年秦琳回国时的种种异常：萎黄的脸，忧伤的笑，恩雅的歌声，我们的拥别和她的潸然动容，还有消失在素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