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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是作为他老子接班人来培养的。所以，他的思想结构很复杂，他周边亲近的人都是些二、三流人物。所以，他同中共高级人物打交道，就被吸引了。他自然地产生了利用中共整治东北军的想法。要知道，在那个时期，关于中共，国人是有些一定之见的，一个是有苏联在后头，是有靠山的；一个是政治能力强，有高深见解；再一个是不怕死，不怕苦，有献身精神。这几条都是中国地方政治集团比较缺乏的东西。张学良产生这种与中共合作的想法就很自然。
C：就是说，张学良同中共合作，倒不一定是为了抗日等等这些大义，而是出自小私，一己之私，就是想与中共合作来改造东北军。
Y：对。为了大义，那么，就有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些矛盾的地方。一句话，为了大义，张学良就该配合老蒋剿共才是。张正是从一己之私出发才与中共合作的。但他这个一己之私，倒也不像其他那些小军阀那样龌龊，他还是心存希望，将东北军改造成一支正面的部队。所以他甚至提出他本人可以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C：他如何利用中共来改造东北军呢？他怎么样才能打成这个算盘呢？
Y：很不容易作到。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也就是东北人的办法。施小惠唱高调，慢慢周旋。他先是很爽气地给红军大洋、物资。然后声言不能不执行蒋的指令，要进剿，形成对红军的挤压式包围。然后，开始与中共一起唱抗日的高调。这个基础上，他开始摸中共的底。中共自然投怀送抱。中共基本上是想利用张，所以，就不断地给张提出各种建议，同时也在军事上做出配合，尽管有风险，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出瓦窖堡就是一例。
C：中共当时提出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张没有反对。
Y：张表面应和了中共的这个想法，也就是后来人们讲的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但他并没有当真，只是口头上讲讲，字面上写得不多，真正去做的一件也没有。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张学良没有理由在西北形成割据，他犯不上这么做。他的真实意图是让中共和红军加入东北军里头来，或者是两支部队合在一起由中共来彻底改造东北军，张不想搞独立，但他想要这么一支新型部队，为了让中共放心，他干脆压上自己做担保，他本人入共产党。他想由他自己加上中共高层人物组成领袖集团，带领这支部队，防守西北，必要时就上抗日前线。所以，这期间，他的抗日高调唱的比中共还要高，他想在抗日这个旗号下，一石二鸟由中共改造东北军，用东北军收编红军。他据此可以在西北站住脚，同时两边落好，一边在老蒋这里收不战而胜之功，一边在苏联那里收抵抗日本之名。
C：他本人提出入共产党，不怕老蒋猜疑？
Y：那不是问题。张学良自信在这种问题上，老蒋可以允许。只要他能够收编红军。蒋不是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人，他自己可以大用特用中共人员，蒋是看效果作判断的人。这个同中共不一样。后来他自己不是也提出过加入第三国际吗？
C：那张学良的这个想法如何在政治形式上实现呢？
Y：这正是问题所在。张学良有天真的一面，他清楚中共和老蒋这两边的情况，他有自己的判断，他对中共当时东征作战状况是了解的。所以，他认为中共会理解并接受他的想法。确实，他没有在政治上找到合作的形式，所以他也暂时接受西北抗日联军的说法。说到底，当时中共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其他政治形式。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式，重新再搞不可能。他们也没有别的经验，所以一上来，还是个闹革命，想拉军阀们搞西北割据、反蒋、反国民政府。后来八路军的那种政治形式不是事先想出来的，是国共谈判及外部日本入侵的局势逐渐形成的。在1936年4月张与周在谈判时，他们俩都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只能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要办这个事，他需要相对和平的环境，他不能去打红军，当然他也希望红军不要打东北军，缺钱、物资都没有问题，我张学良有的是够你们用的。这套东西也真把周给唬住了。我相信中共是真动心了。
C：动心？给一个地方力量作合作？
Y：那又怎么样。36年11日时，毛给阎锡山写信，那不是白纸黑字的写着愿听从阎长官的统一指挥吗？这个没有问题。成问题的是共产国际一听说此事，大大的愤怒了，俄国人搞不懂中国那种复杂的政治话语，他们要的是蒋介石带全国抗日，而不是几个地方势力借抗日为名，形成分裂局面，这种局面只能有利于日本人。况且中共还是同张学良这个苏联人最不喜欢的地方势力合作。所以共产国际就坚决反对与东北军的合作，坚持要中共与蒋合作。所以中共认真的同老蒋谈，把张学良放在一边。而张学良就更有意思了，他先稳住部队，同红军保持距离，免出摩擦，然后他呆在一旁看中共和老蒋的勾兑。他大概认为老蒋的办法不会有结果的，红军也很难从老蒋这里拿到想要的东西，所以他准备等到两边搞不下去了，再来收拾局面。所以从1936年4月他同周谈判后，没有再多的举措，因为他知道红军在和老蒋谈判，那就先谈吧，而他到真的去办军官训练班。当然他作的够小儿科，有点像过家家，倒是很认真。但中共清楚蒋的作法，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就撵走。而蒋拿准了苏联的利益同中共目标不一致，它可以分开处理。随着他对苏联人的想法和红军状况的了解越来越多，蒋的态度越来越坚定，条件越来越苛刻。
C：张学良的心思，老蒋是否知道呢？
Y：老蒋知道他同中共在谈判，老蒋也不反对，蒋对此类中国特色的政治太熟悉了。我判断老蒋是知道张学良的打算的，否则他不会经常到西安城内活动。因为张并没有非份之想，大概老蒋认为张学良太天真吧。其实，老蒋就一直这么认为的。张学良不天真，也不会被老蒋这样调动自如的。从时间上看，自1936年4月、5月分别有周与张，潘与曾养甫的谈判。之后，两广事变，蒋重点在南方，红军着手西征会师，各方都有大的动作，但张没什么事。到8月，两广事平，蒋又回到北方，此时绥远察哈尔浮动，蒋为此开始调动军队；到10月，蒋下决心一面压红军出绥远外蒙，一面策应傅作义，准备绥远抗战。中共并不明白此中奥妙，他们处在生存危机之中，认为蒋大概翻脸不谈了，所以中共回过头来，又同张学良谈，这张学良正等着呢？所以张劝中共不必着急，先稳住两个月，必有情况发生。
C：什么情况呢？张学良又没有说透。
Y：但中共似乎是相信了他，至少毛在几份电报中都提到张的建议。原本到十一月以后，红军压力太大，几无出路，只有向北出绥远这条路了。我判断中共高层一定已有去外蒙的打算了。这个情况下，同张学良一接触，张自然就是劝阻了，讲再过一、二个月必有情形发生。毛不想去外蒙，也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张这么一讲，毛只好当稻草抓住。本来毛想向张学良借道，向东南方向跑，但张劝他不必如此，先等等再看，毛不大相信，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拿张的讲法给大家壮胆。但毛终究对此没有底，又生一计，想再次东征入晋，所以才给阎锡山写了那份谦恭的信，但阎又不上钩，只是虚应着。而在张学良那里，他有几个判断，一个是绥远抗战会拖下去，这个是从他自己与日本人交手的经验来判断的；一个是蒋必然要全面介入绥远抗战；一个是陕甘只能让他来收拾；再一个红军千万别出绥远。因此，他让毛别动。其实，他是知道蒋希望红军去绥远外蒙的，他也知道红军没办法的时候会去绥远的，红军讲去东南或是重新入晋，都只是试探。所以，他就要打消红军去绥远的念想，于是他才讲一二月内有变化，可期待。
C：实际上，十一月的时候，共产国际已经改了口气，要让他们去新疆了。但由于三个通道都已经被堵死，想去外蒙，一不可能借到共产国际之力（诸如得到武器等等）；二不易打得过去，或者说根本就打不过去了。胡宗南在西，汤恩伯在正北，阎锡山、张学良在东南，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时，张的地位很有利。红军给打惨了，口气也变了，可以比较容易接受张的办法了。估计他的心情不错。
Y：蒋在组织绥远抗战的同时，一直想把红军撵到绥远外蒙。蒋所以也施加压力让东北军从东南战线向西北压红军。所以啊，张学良就拿出东北人那种表演天份，大叫大嚷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要去绥远抗日等等，反正就是不想挤压红军。后来老蒋也懒得管他了。张也就消停了一阵。
C：那张是胸有成竹了，他的计划是什么呢？搞政变？
Y：怎么会呢？他才不用这么办呢！他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这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他还就是那个办法，用东北军收编红军，让红军改造东北军，由此他可以在中国创造一个政治奇迹，让老蒋和南京那帮自命不凡的家伙看看，东北除了胡子以外，还可以有这样的政治才俊。他认为胡宗南10月、11月的进攻，已使中共放弃对蒋的幻想了，会来求他张学良的，只要时机一到张宣布就是了，他是11月中旬给中共讲再过一、二月就行了。但就在他心定神闲地准备收拾陕北残局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绥远抗日才刚刚开打十几天，到十一月底的时候，就大获全胜了。这首先是出乎了蒋的意料，蒋拉开架势准备大战一场，结果日本人退缩了。这当然对蒋最好不过，蒋据此判断日本人放弃北上和拿下中国的战略，而改为“南下”战略。这种情况下，拉苏联下水的紧迫性就下降了，对红军就应当彻底干掉。而不是以前让红军出绥远的计划了。所以，蒋从11月底开始，就重新部署了。他的重新部署最重要的一着，就是让东北军让道，由中央军直接干掉红军。这样一下就打乱了张学良的步骤，张很年轻，面对如此变故，一下就乱了方寸。
C： 依我看，不论怎么说，张的这个盘算也是完全的一厢情愿，这怎么可能呢？
Y： 是啊，但你不能否定他可能有这个一厢情愿，实际生活中，这种一厢情愿的事多了去了。当然，一方面蒋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由他来收编红军和共产党的；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不会让他收编的，即便让他收编了，最后的结果也是把他给收编了。阎老西儿才让薄一波搞了一个新军，结果一个小小的薄一波就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但以张学良的水准，不可能预测到的。
C：那你说蒋因为百灵庙的胜利，改了主意，弄得张措手不及的时候，他和中共是否商量处理办法呢？
Y：没有，他怎么有脸去和中共讲呢，红军连去绥远的可能性都没有了，都是你这个家伙给闹的。况且讲了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更严重的事情是，蒋还打算彻底解决东北军问题呢！蒋的办法也够狠，要么你打起精神与红军硬干，要么你的部队拆散调到各区，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地区可以一次接纳那么多部队，只能打散了，到各地驻防。这简直就太严重了，等于东北军就没有了。
C：张可不可能作详细的计算呢？这样对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吧，好像老蒋要张留在中央担任大员，不是也一样很风光很合他公子哥的意吗？其他任何办法都是不行的。
Y：是这样的，但事发突然，他张学良一下子就晕了菜。他身边也没有老成谋国之士，却都是害人害己居多的青年秘书。他一下子上火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来的。正是因为他盘算了一下，任何办法都没有，只有接受老蒋的安排，但他一时面子下不来，热血一冲，他就干上了。
C：而老蒋可能也恰恰认为张学良除了接受他的安排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蒋才放心地在西安活动，蒋实在没有想到张学良来了个“西安事变”。
Y：对。所以张学良才干成了。从事后参与者的回忆看，张根本就未曾想过干不成怎么办的事，所以这是件典型的心理学案例，他也没有什么大计划。后来有人讲，张学良对苏联指责他感到意外等等，那都是瞎说，张学良原本就没有任何宏大计划。他只是想借红军改造东北军，他也想创造奇迹，但那远不是什么大计划，也无须什么共产国际的支持。西安事变纯粹就是心理学事件。因为在此之前，张学良感觉上太有把握了，结果绥远战事嘎然而止，他才一下子被冲击、晕菜了。他在所有方面都下不了台。就是这么回事。
C：也有人纳闷儿事先他怎么不同中共商量？
Y：这也是乱讲，他原本没计划，有什么好商量的，正如同他后来送蒋走也不同周商量一样，他认为这纯粹是他自个面子问题，是自己的事，同别人没有什么好说的。
C：蒋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Y：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错，在事变之前也没有什么错。因为张学良搞事变不是“政治学”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蒋对红军和东北军的办法从正统的政权角度讲，是没有什么错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结局也一样，要么被整编，要么被干掉。11月的时候，陈立夫这个渠道也讲过红军以三万人为限进行整编，这个条件在西安事变之后也没有变化。周恩来在1937年几次谈判都还是在三万人这个基数上谈的。其实，西安事变倒让蒋的威信一下子建立起来了。
C：那倒是，全国各方力量一下子发觉没有蒋介石还真是不行呢。这个也真是很奇特，很壮观的政治风景啊。蒋介石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事后他该心存感恩之念吧！
Y：那他要是没有，算他对全国人民不厚道。但我看老蒋的问题，还是出在他对中共的认识上面，他完全没有弄懂中共革命的秘密。他同中共在谈判人数问题的时候，就大大的上当了。所以我有一句话，蒋介石在事变前、事变中都没有出差错，但在事变后他出了大错，上了大当，就是指这个事。中共宣布投降，这个条件其实就两条，一个是红军人数，也就是整编的基数，一个是中共人员在红军整编后的部队里头的位置。中共在人数上与老蒋斗争得很厉害，而蒋也确实在人数问题上很重视。
C：这个有些复杂，大概他还是这么个思维方式，用多少条枪来测度力量的吧。
Y：中共就抓住这一点，狠狠的和蒋争执，然后暗渡陈仓，拿到了另外更关键的条件，就是中共组织完整，并且可以在军中任职。有了这个条件，中共就可以起死回生，因为这恰恰是中共的法宝。那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对乡村力量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这个能力被保住了。蒋不懂这个事情，所以信息不对称，谈判起来，看上去占上风，其实吃了大亏。当然，中共这套乡村革命的法宝说到底当时别人都没有，人类社会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这是中共独门的功夫。蒋无法认识到这个秘密，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后话了。
C：那西安事变对中共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Y：这个也不好讲是个转折的意义。党史上都是这么讲，可是有漏洞。因为要这么讲，就必须承认一是达成了协议，二是蒋遵守了协议。这同以前蒋背信弃义的叙述就有矛盾。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又讲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决定抗日了，这又留下了新的漏洞，于是再编新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西安事变没有这样的转折的意思。西安事变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契机，把舞台的幕布拉上了，而不是拉开了，幕布遮盖之下则各个角色的本来面目就出来了。事情就比较好进行下去。在此之前，国共谈判中互不信任，互不摸底，如三岔口，摸着来，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一下子把身段放下来了，跟蒋扮出了一副低头听喝的那样的神态，在此之前，这个很困难。在蒋这里，西安事变之后，让他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政治上的自信，他开始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格力量，他相信人格力量可以在那样的危局中感召张学良，当然也就可以感召周恩来这些人，所以他变得大度和容忍了。这从他指导中共整编谈判中几次做出让步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他有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西安事变给他带来的非常正面的变化。
C：这个要多讲讲，我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讲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意义，那就是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实验室环境，让老蒋没有了。原先反蒋的力量，也就突然之间傻了眼，才发现这个蒋介石是少不了的，非他不可。这是一个只有在实验室环境下才可能有的情形，结果让张学良这么一闹，还真是出现了。在这之前，蒋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强人统治，靠枪、靠钱、靠诡计。在这之后，蒋突然有了一个飞跃，他有了一种“领袖人格力量”，这是一种之于中国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