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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西北风土人情：西北偏北 男人带刀 作者：张海龙
序一：把世界抱在床上（1）
叶舟一
翻读这些书稿时，我藏在一道幕布后，问天打卦，心情流失。这是入冬以来污染最重的一日，日光稀薄，百鸟惊飞，在黄河两岸这个微弱的盆地里，在生活碰壁、文字隐修的半途中，这本随笔集说出了我们惟一可取的态度——
把世界抱在床上，同生共死，荣辱相随。
我的孤独日显昭彰，想在每一场酒局上空出两个位子，虚席以待，但又怕烧钱，落下个矫情的名声。先是小弟颜峻撤了，抱着一吨重的集装箱，将他的青春和往事搬进了北京城，写乐评，搞演出，弄得“像颜峻一样有名”；今年夏天，另一小弟张海龙也决然地撤了，把房子装修在了北回归线一带，在柔软的杭州，在湿润的节气里，整理出这些眺望的文字来，一遍遍抚摸西北偏北的拉杂往事。
少了这两个人，一座空荡荡的兰州码头，还能称作江湖么？
在逼仄的河流之畔，他们朗诵过我的诗歌，目睹过我的失败，见证了我的青春是怎样一寸寸嚎叫与湮没的。同样，我也欣赏过他们美妙的少年，认出了他们文字中的跌仆，并目送他们一骑绝尘，笑傲远方。在斑驳的旧日时光里，我们共存着一个旧日的地址，一捆旧日书信，一支老歌，以及一桩桩缠绕的回忆。在这一点上，即使世上最擅煽风点火的恶鬼，也莫可奈何。
因了，我们还葆有类似的述说，与煨心的文字。
二
他的这些文字，是青春时代的个人地图，是对一己的发言，是对西北偏北的一种解构与检索。当然，这和他的身份有关，更与灵魂接壤。
在日常，海龙是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是浮层快乐的制造者，是红男绿女中的积极爱戴者。他兼而有之地拥有诗歌的少年，媒体时期的青春，网络狂欢的我型我秀，以及这些隐秘文字下的中年性格。他驳杂，却不失单纯；他踉跄，却一苇渡江；他记录，但更多的是参与；他抽身而退，只为了再一次“还乡”。
他带着一丝近乎零度的口吻，述写了西北偏北之下的风物、方言、饮食、民谣、历史、地理与流变，他善良可爱，类似他的弥勒之貌相，束身讷言。这时，他是诗歌中的少年张海龙。
接着，他以一种解构和夸饰的表情，记录了周遭的人物、闪逝的脸孔、河流两岸的气象、风尚的转移和思想的变迁，有一点狡黠，有一丝顽劣。这时，他又是网络上甚嚣一时的“纸老虎”斑竹。
甚至，他用了一种嘲弄和仿写的手法，将目力所及的一些典籍与文本，一一撕毁，重新仿写并装帧，令人愕然。他精明且简单，又游刃有余地放肆，颠覆文本，向秩序开刀，时时骇人心跳。这时，他则是以“横行青海夜带刀”为名号的论道者，貌似谈经夺席，开坛讲义。
——只是，他所提及的所有这些文字事实，也是我已遭逢、并仍将继续遭逢的一卷地图。虽然，它现在已是一个凋零破绽的江湖。
三
一则故事说：
有天，一位兰州人来到了甘南路的一家酒吧。在吧台上，他点了三大杯啤酒，然后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一排开，再去依次喝完。好心的侍应生上前，提醒说：先生，啤酒打开会走气的，您应该一杯杯来打。
这位先生闻听，先是感激，后哈哈大笑说：小伙子，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兄弟，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而我现在坐在兰州。临分手时，我们约定，以后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喝酒，我们都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喝，以纪念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小伙子恍然。
后来，这位先生常常光顾，酒吧里的常客们也都熟悉了他的方式，并心里暖和，充满致意。
故事的转折开始了——
这一天，这位先生走进了酒吧，只在吧台上点了两大杯啤酒，然后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喝着。酒吧里的常客们看见这一幕后，都噤了声，气氛一下子冷了。心直口快的侍应生实在憋不住了，上前劝慰说：
先生，我很悲伤，您损失了……
哦，不！这位先生理解了他的好意，哈哈大笑说：不，小伙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的两个兄弟仍然活蹦乱跳，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杭州。我之所以只喝两杯，实在是……
这位先生顿了顿，坦白说：
——只不过，是因为我自己戒了酒而已。
我不知道那位戒酒的人，究竟是不是我？
其实，这个故事是可以置换的，不论兰州、北京、杭州，抑或是都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新德里。像我喜欢的赵传所唱：从台北、香港和上海下着同样的雨，寂寞的心走走停停。云云。
四
好了，我必须归纳出这本随笔集的大意来。
把世界抱在床上，意味着你死磕，你炭面焦心，你顽固，你戏谑，你坦白从宽，你海明威，你切·格瓦拉，你还“不得不跟烈士和小丑走在一起”，带上灰烬的背影。即便你是一只巨鹰的标本，你也得挂在天上，保持俯冲。
起码，你也得张海龙一些。
序二：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1）
韩松落认识张海龙，是从报纸开始的，《兰州晚报》。
大概是1996年，这张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这些文章不一样，会介绍《在路上》，会提到我们没有听过的音乐。我看报纸，犹如福尔摩斯在一切碎片里拼出线索，渐渐我拼出了写这些文章的人的线索，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他要进入这家报纸，他成为特邀记者，他成为记者，他开始报道案件，他开始担任编辑。他是张海龙。
1999年，这张报纸，突然出现了一个版面，我们立刻嗅出来了，这个版面不一样，这样的版面，出现在这个城市，这个人们还习惯于蹲在路边吃牛肉面的城市，多少有点不可能，至今也不大可能。我们默默地看，慢慢地谈论，在遇到陌生人时，如果对方也提起这个版面来，立刻省略了互相介绍的必要。这个版面的编辑，是张海龙。
终于有一天，因为这个版面上的一篇文章，我坐着34路车，去报社了。这篇文章，叫《愤怒的早晨》，作者的署名是“榆中一农妇”，她这样写：“我是一个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民，是为了一个我想不同（通）的问题，才这样写了一个愤怒的早晨，请你们不要笑我”，她这样写：“她急（疾）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冷风吹乱的秀发在白嫩的脸上来回穿梭，黑色的平底鞋踩着积雪”，她这样写：“就像做了一场可怕的恶（噩）梦，眼前时尔（而）出现书记凶恶的咀（嘴）脸，和可怕的那只大右手。”能把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出来的人，一定不寻常。
一米八，胖，戴眼镜。
我们开始是编辑和作者，是朋友，后来，是上下级，是同一个专栏版面上的两个作者。他带我认识这个城市里的作家、诗人、画家、无业游民，看画展，去那些奇怪的酒吧和聚会。我的世界，在2001年渐渐打开，在顶楼小屋写作的那些日子，常有风浩荡地从窗子里穿堂而过，我常常没来由地想起“好风万里”这样四个字。
给2001年、2002年由他编辑的专栏版面《新龙门客栈》写稿子，是最快乐的日子。可能在新的、更年轻的一代那里，还有人正在经历世界展开的快乐，在心里经历那些小小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暗流初涌。但在2001年、2002年，我也经历过。
他写作，但在他专栏作家、诗人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个记者，这很重要，他选择这个职业，这个职业选择他，都是有道理的，他的天性里，更多的是记者的天性。在生活中，他有一种谨慎的深沉，他喜欢在置身事外和忘我投入中掌握自由穿行的权力，有时候，看得出来，他也想摆脱这种深沉，然而，这种方式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为他与世界交接对话的基本策略，所以，当他偶然显得不那么沉着的时候，所有的人，反而不习惯了。在一次次的交谈中，在那些朋友聚会的夜晚，在那些灯光晦暗不明的酒吧里，我们习惯听到他告诉我们，那些他媒体生涯里经历过的事，无论是能写的，或者是最终没能写的，我们与他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是建立在大量信息交换的基础上，而当他偶然流露出他的情感、他的忧愁、他的颓唐的时候，我们都难免四散而逃。作为朋友的我们、作为读者的我们所要求的他，就只是这样：不动声色，手眼通天，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密匙，令人放心。大多数时候，他的确非常令人放心。
当然，写作中的他，也是一样令人放心的。他在一开始，就避免了那些写
散文的人的老路：故土情怀，青春迷思，都市烦恼，或者陷于爱情的人的呓语。他在一开始，就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只写那些他看到的、听到的别人的事情。而且，他从不掉书袋，而是洋溢着一种我所喜欢的市井江湖气，也从不雕琢，只是尽着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本分，把自己记者生涯里经历的那些诡异的、滑稽的、悲伤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一呈现出来，他的文章，看起来是一个城市的细节，其实却忠实地勾勒着这个城市的真实的轮廓，还有，那些言语所不能描绘的城市的气氛，让我们看到，入夜以后或者光天化日之下，在别的地方，在别人的生活里的那些别样风情，别样景致。
题材的丰满和溢出并不意味着他就此忽视了文字本身，他有着惊人的适应性。在诡异的故事里，他的文字像黑房子里错落的钢琴；写到妖艳的情事，他可以在我们眼前铺开一层层的缤纷绸缎。所以，有人疑惑地提出“这些似乎不像散文”，但是，面对复杂诡谲的世界，“像散文”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在他“像散文”的那些部分，也充满了由一角冰山猜测暗涌与船难的可能：“在我们曾经的生活里，他曾经也像一颗遥不可及的火星，粗粝、荒凉、空气稀薄，并且充满想象。我们一直渴望接近他，却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失败。等到他可亲可近的时候，才发现他果真如此荒凉。”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那些生生死死，或者惊心动魄，或者波澜诡谲，却也只能刚好容纳进一篇1000字的文章里，虽然曲折有致，却文终情止，仅仅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让我们黯然心惊，而他却不动声色，隐藏在他的文字后面，把自己的悲伤、无所适从保护得很好，只在细微的地方，露出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
半个兰州（1）
巴图之死
巴图身高一米九十多，体重两百多斤，是一个典型的蒙古大汉。
忘记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只记得他的身体可真好：大冬天的早晨，就赤膊只穿件军用马甲跑操，浑身的肌肉看起来紧紧的，鼓胀着很多小馒头。我们想象中的蒙古摔跤手，就应该是他这样子。
大块头巴图性格极温和，说话行动都是慢腾腾的，却是极具威严，没人敢惹他。
想想看，如果让一头大象像一只老鼠那样迅疾无比地蹿来蹿去，该是一件多么骇人听闻的事！所以，巴图总是以一种笨拙的步伐在校园里幅度很大地走来走去。他的口袋里总会有一个酒瓶，另一个口袋里则装着他从草原上带来的一只雕花银碗。随便在校园某个角落里站下和他聊天，他就会把烈酒倒在银碗里，以蒙古人的方式先敬你一碗酒，然后和你慢慢喝着聊着。他的所有时间看起来都是慢慢度过的，走在哪里都气定神闲。似乎，他随身就带着一片辽阔无边的草原，到哪里都有着一种草原生活那种“逐水草而居”的散漫感。
有段时间，校园里流行穿兵工厂转民用之后生产的大头战靴，牌子好像叫“巡洋舰”。巴图也穿着那么一双，把军用迷彩裤腿扎在靴筒里，走起路来越加开阔有力。有两个很热的夏天里，他也是穿着这双密不透风的战靴，不知道脱掉靴子会从里面倒出几斤水来。但巴图喜欢这双鞋，因为草原上很多男人们都穿着马靴，走起路来一摇三晃的很像个男人。校园里没有马，穿双像马靴的战靴也可以过把瘾。男人，其实也和女人一样注重穿戴，不过追求的东西不同罢了。
巴图为这双男子气的靴子差点动手打人——同宿舍有个白脸小男人，见巴图回来总是紧捂鼻子，怕被巴图的靴子熏倒。与巴图说话，他也总是夹枪带棒，语带嘲讽，用卷舌平舌不分的南方普通话叽叽歪歪，言下之意是草原部落都不讲卫生，不每天洗澡也不每天洗脚。说到自己时，巴图总是憨憨一笑，不以为然。然而一旦说起草原，他的脸就赤红一片，怒火冲天，整个人都像发了狂。只见他迈出半步，已经到了那白脸小男人面前，一巴掌已经挥了出去。他的手在半空中稍停了一下，落在那厮肩上，已经把小男人提在半空甩了一圈……
这以后，巴图每天晚上总会把战靴脱下来放在窗台上晾上一夜。他是个温和厚道的人，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一心与人为善。只是，你要记住，有两点千万小心不要触犯他：一是不要说草原的坏话；二是不能说自己的酒量高于巴图。
那样做，准是出于巴图的骄傲！
谁能知道自己距离另一个人的骄傲有多远呢？
校园附近是座村庄，有厌倦集体生活的同学在村子里租了民房，左边的空屋里放着一口打好的棺材，右边的屋里租住着一个养骡人。知道巴图胆大，那同学刚租房的第一天拉了巴图过去同住壮胆。空棺材当然吓不住巴图，他倒是推杯换盏地和那养骡人交成了朋友。那养骡人的生计是每天早上拉着三头骡子去桥上帮菜农拉车，他不知道巴图一眼便盯上了他的骡子。据说，巴图大概和那人喝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烈酒后羞涩地开了口。他很想借头骡子在校园里骑上那么一天，哪怕是小半天也成，那能让他重返一个骑手的形象，也能让同学们知道他在草原上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果真，巴图好梦成真。他骑着一头骡子在校园里溜达了一个早晨，被大家当了一个早晨的英雄。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他被大家当成一个传奇故事来不断延续。那天早上，巴图脸上凝固着堪称经典的骄傲笑容，眼睛一直看着慢慢发亮的天空。显然，那是一个在做梦的人才会有的表情。
有一年寒假过完，返校时就听说巴图死了。传播这个消息的人，像是在讲一个传奇故事。
那么大个块头，铁打般的身体，菩萨般的心肠，说没了就没了。据说，那个冬天里，他没有回家。大部分的人为了过年全都奔波在路上，车票也难买，巴图不愿凑这个热闹，想着到了暑假再回去看看青色的草原。一次，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他碰上两个藏族兄弟，自然是要大喝一场的。都是平素以酒为傲的人，自然谁也不服谁。于是便连喝了三天。那三天里，他们三个人共喝了一百多瓶啤酒外加数瓶烈性白酒，困了就睡，醒来继续喝，却是没人醉得不省人事。
最后一天，巴图终于喝跑了两个难得的酒友，自己心满意足地准备好好睡一觉。点上一枝烟后，他便沉沉睡去。烧着的烟头引燃了蚊帐，浓烟积聚在密闭的房间里，巴图在昏睡中窒息而死。等学校保卫处的人打开门时，一脚踩在滚满一地的啤酒瓶上，差点摔破了头。
半个兰州
一条大河从城市中间切割而过，兰州被纵向切成两半。
半个兰州，河南的繁荣与河北的荒芜形成强烈对比，城市的形态因此而不完整并让人有所期待。
半个兰州，精神的左岸是连片的清真寺，是川流不息的大河上飘来的声声唤拜；物质的右岸是隐隐约约的繁华，是城市亮
化工程之后夜晚的很多灯。兰州，是那种正在成形的、粗糙的、硬朗与温软杂糅、悲情与狂欢共伴的城市。
经济不发达，与周边的城市都离得比较远，没有形成城市群，它的基本生态还是现代城市链条中的一个孤岛。兰州是一个移民城市，这就决定了它的城市性格具有某种模糊和语焉不详的特点，城市中因此会形成一种“野蛮”的力量：他们有向上生长的渴求，有冲劲但又略显盲目，有梦想但又常会失落，有追求但又总觉得结果不理想。他们觉得，在兰州生活太慢，生活是停滞不前的，自己几乎没有耐心等待它的变化。这样一个人群的心态基本如此，他们似乎一直在寻找离开兰州到外面发展的机会。
有看风水的人说兰州“北山高而南山低”，是“旺客抑主”之地。很多外地人在兰州做生意都赚了大钱，光浙江人在兰州就有20万之巨。曾有温州商人过年回家包了两架飞机，成为各媒体爆炒的对象。浙江商人张国芳在兰州开了国芳百盛购物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