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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总理安慰了爸爸一番，说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并对我们在场的家人都一一问及。” 这是1957年之后钱端升首次见到周恩来。
钱端升和周恩来再次见面就在1973年缪云台自美国来定居，周恩来宴请缪云台时邀请钱端升作陪。在之后，周恩来决定让钱端升出任外交部顾问，并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此前，周恩来还授意钱端升到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参与研究为中美建交所面临的中美冻结资产解冻问题的谈判方案；要乔冠华外长第一次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到钱端升家再商讨一下。“由于他们的到访，看到了家中三间房子自文革初期就被以红卫兵为名的数人挤占，在他们的关怀下，这些不速之客很快就退了出去。” “爸爸引以为憾的是再一次见总理时，竟会是在向总理遗体告别之时。此后他只是把总理一人的相片挂在客厅中，表示对总理永恒的怀念。”
八 晚年钱端升
1978年，钱端升由于一只眼睛患静脉血栓，几乎失明。到了1979年，耄耋之年的钱端升又患结肠癌。好在是时钱端升已经被平反，使得他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解脱，“所以他能克制病痛仍然坚持读着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的及他的学生从美国寄来的书，并一直说要写作，但是终未能成。”
到了1980年，钱端升又担任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北大校友会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名誉会长、各国议会联盟大会人民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次年，钱端升已届81岁。然而钱端升亦就在81岁高龄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的时候，钱端升不顾他的身体不好，硬是参加了一个追悼会，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动员从美国回来后受到不公正对待而死的学生。
钱端升在1984年那年，接受了中国国际法学会、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编辑委员会顾问的聘书。次年，钱端升在85岁高龄当选为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
1986年2月24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等发起，在全国政协礼堂为钱端升执教60周年举行庆祝会。“他们都高度赞扬钱老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几十年，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扶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堪称桃李满天下，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都受过他的教益。”
1988年，钱端升接受了中国政法大学名誉教授聘书。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事件，一个曾经担任院长的教授，到头来却成为这所学校的名誉教授。北京政法学院的经历是钱端升一生中最有转折性的，由此他开始了灰暗的后半生。钱端升在其后半生，对于自己“政法学院”这一段人生并不认同。钱端升在八十年代分两次，把自己的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而其曾安身立命的北京政法学院却置若罔闻，这亦可见其终身的抉择。
1990年1月21日，钱端升在北京病逝。“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 。
想起了谢怀木式（1）
谢怀栻，男，1919年8月15日生于湖北省枣阳县。1942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法律系，1943年5月任重庆地方法院学习推事（见习法官），1944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以及复试均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推事（法官）。1945年日寇投降，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奉命参与接收台湾省高等法院以及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方法院。为平反日本侵略者非法关押的大批抗日爱国志士，签发了第一个宣告爱国志士无罪的判决，该判决书也是中国收复台湾后司法机关在台湾的第一份判决书。1947年出任上海地方法院推事，1948年任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1951年至1958年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1957年因发表“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一文以及要求不要以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办案依据的谈话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被错误地开除公职以及受到劳动教养处分，1966年至1979年被送到新疆劳动改造。1979年2月右派改正，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9年退休，2002年被评为法学所终身研究员、终身教授。
2003年五月间，谢怀栻先生驾鹤西归。晚生不知道天高地厚，尽管与谢先生素昧平生，但仍斗胆厚颜，在中国法学网专门为学界悼念谢怀栻先生而开的网页上，留下文理不通的对联一副：
一代大师，民法初渡，几番人世浮沉，问一点文字竟含几许情谊？
两朝巨匠，权利恒求，三五春夏秋冬，说几句惋惜只为无数后人。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谢怀栻先生已经逝去快三年时间了。2005年8月，由谢怀栻先生的千金谢英编的《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亦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隆重推出。不经意翻开这个纪念文集，我想起了谢怀栻。
一 师从梅仲协
1919年8月15日，谢怀栻先出生于湖北枣阳。1937年高中毕业后，谢怀栻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按照谢英的说法，抗战爆发后，谢怀栻崇尚“从文报国”的思想，“他去问老师，文科中那个专业最有用，老师告诉他文科中法律专业最有学问。于是，第二年他从清华大学退学，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选择了法律专业。”
谢怀栻是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十期学生，当时该校校长系蒋介石。进入中央政治学校第二年，谢怀栻才面临着择系的问题。 为让学生对各个系有所了解，当时学校统一邀请各系系主任，对各系的情形，诸如改系的性质、培养目标、课程、对学生的要求等做介绍。谢怀栻回忆：
法律系系主任梅祖芳（仲协）先生向我们介绍法律系。他讲话的全部内容，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有一点，在60年后，我还记得。他说，法律系培养法官和法学家，这些都是中国建国复兴所必需的。而要成法学家，在他看来，只会英文是不够的，必须再学德文和日文。因此，法律系的课程较之其他各系的要繁重得多，因为法律系得学生要在三年内学好德文和日文。他说，不愿学或者怕学德文和日文的人不要到法律系来，害怕课程繁重的人不要到法律系来。梅先生的这一番话和他的态度当时令大家感到奇怪。别的系主任希望去他的那个系的学生越多越好。这位系主任却用这样的话把许多原来想进法律系的学生拒之门外了。
谢怀栻的回忆大概不差。和谢怀栻同学的姚瑞光亦说，“（梅仲协）严正宣示，法律系很难念，必修德文和日文，他校法律系不必修的‘立法技术研究’，我们也是必修，同学们听了之后，都视法律系为畏途，” 最后，“在学校近二百名学生中，九人进了法律系。” 谢怀栻即是这九个人中的一个。
“那时的系主任就是该系的‘首席’教授” ，谢怀栻回忆说：
在以后的三年中，法律系的学生，每天学习德文和日文，直到毕业。梅先生作为系主任，亲自教我们民法总则、民法债编、公司法、国际私法、罗马法和德文法学名著选读。后两门课用德文教材。最后一门的教材就是德国民法典。我至今面对德文的德国民法典，还倍感亲切，就是这个缘故。而《民法要义》的初稿则是当时教民法的讲义。
据姚瑞光回忆，“我们同班同学九人，当年在重庆南温泉、小温泉、花滩溪、虎啸口读书、散步、游玩时，相处甚欢。梅老师和我们九人，亦师亦子弟。” 梅仲协先生亦做五言古诗一首，“描述当年师生互动良好情景” ：“忆昔在南泉，晨夕相游眺；景林观鱼跃，涵村听虎啸；欲寻建文迹，每苦巉岩峭；归来山色冥，买鲜共烹调；今子游远方，花溪独剩钓；同尘不蔚贞，此中得要妙。”
短短十余字，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其乐融融景象跃然纸上，颇值得今日之法科生羡之。
在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谢怀栻完成了法律教育。“1942年从大学毕业，进入社会。”
二 “台湾司法界的元老”
据方流芳先生记载，谢怀栻曾于1996年8月告诉其一段1942年前后发生的“从来没有写进个人履历”的往事：
在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不久，谢老辗转步行到延安，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月。一方面，他在延安感受到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他对那些“统一思想”的标语感到困惑，他难以理解人的思想如何能“统一”，于是悄然离去。在1942年，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从重庆走到延安，又悄悄从延安走到重庆，唯有理想主义者才会有此举措。
历史已经遥远。谢怀栻此段“从来没有写进个人履历”的往事，的确令阅史者感佩万端。
1942年，谢怀栻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司法官考试及格，“他以最优的成绩通过了
司法考试，可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中最出类拔萃者之一。” 1943年5月，谢怀栻到战时陪都重庆的地方法院实习。 10月入中央政治学校
公务员训练部司法官组学习，1944年2月结业，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复试及格，分配到重庆地方法院任推事，“是当时最年轻的推事”， “按照当时的规矩，讨论案子时，由最年轻的推事先发表意见，越资深的越靠后发表意见，以免资深的先发表意见后会影响资浅的，使其不敢独立发表意见，这样的做法很能锻炼年轻法官，使之很快成长。”
1945年8月15日——亦是谢怀栻26岁的生日——
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后，台湾地区也摆脱了长达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光复了。司法系统需要选派部分有实务经验的司法人员，前往台湾地区接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法院。谢怀栻主动报了名，参加了台湾干部训练班的培训，于1946年在重庆，随同中华民国台湾高等法院第一任院长杨鹏一道，前往台湾地区接收台湾各级法院。
据李显东言，谢怀栻曾这样描述首次抵达台湾的景象：“他是乘船到台湾基隆的，当时船还没进港口就远远听到喊声震天，谢老师那时不太懂闽南话，急于想知道拥挤在港内的欢迎群众在喊什么。最后他终于明白了！是台湾的老百姓在高呼‘祖国万岁’！”
作为中华民国台湾高等法院院长的代表，从日本殖民统治者手中接管了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方法院。
在台湾光复前，台湾地区实行的是日本的法律。为了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活动，维护日本的殖民统治，日本专门制定了特别刑法，按照这些法律，中国的抗日活动属于“叛国行为”。在谢怀栻一行接收后，国民政府首先就释放了这些爱国志士。其中有一些被判刑的，还要宣布无罪。谢怀栻一行接收台湾地区法院后，就以中华民国台湾高等法院的名义，由谢怀栻签发了第一份无罪判决书，“这也是中华民国接收台湾后的第一份判决书，意味着中国恢复了在台湾的司法权，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台湾的学者知道谢老的学识及这段经历无不对他深表尊重，称他是台湾司法界的元老。”
1946年11月，谢怀栻结束了在台湾地区的推事生涯，在家乡闲住近半年时间。1947年6月，谢怀栻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地方法院民庭推事。1948年8月起，谢怀栻先后担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教授，一直到1949年11月。
旧邦新命之际，谢怀栻谢绝了亲友的劝告，留在了大陆。据谢英说：
1949年，父亲的很多同学、同事纷纷去了台湾、香港和美国，他们都劝我父亲也离开大陆，有的人甚至在台湾、香港给父亲找好了工作。当时我姑姑一家也去了台湾，姑姑为了让父亲随后就去，走时带走了奶奶。父亲曾经有过和大家一起去台湾的想法，而且他有在台湾工作过的基础，但最终还是留在了大陆。1988年奶奶在台湾去世，父亲接到姑姑的来信后掩面而泣，说自己未能尽孝。
多年后谢英问谢怀栻，是否对于1949年留在大陆后悔，谢怀栻笑言：“现在咱们不是都很好吗。一家人团聚了，你们都长大了，都靠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不是很好吗。比起那些家破人亡或者孩子没有机会上学的人，我很知足。”
三 初识新法学
1949年初，随着此前一年中国共产党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而发动的淮海、平津、辽沈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两党内战中，国民党一方的败局已定。“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由于主要力量被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对于国民党来说，一切都要结束了；而对共产党而言，意气风发的时代刚刚开始。在法律领域，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在尚未完全取得政权的时刻，大张旗鼓地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 1949年2月22日 ，共产党方面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中国新法学研究院于1949年9月招生，11月开学。 谢怀栻作为“旧法人员”前往学习。和谢怀栻曾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共事的徐鹤皋回忆说，“1950年10月新法学研究院第一期结业后，谢老和另外几位曾经在大学任教的学员都留院担任辅导员，1951年接着办第二期。” 并在1951年2月担任新法学研究院辅导员。
1951年的时候，谢怀栻专门撰文《我怎样摆脱旧法影响？》，谈及自己在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学习改造的经验：
我的学习方法是遵照领导上的号召；先就新的规定研究；就具体的问题去体会新法的精神；然后转头来站在新的方面去看旧的理论。在一次民法讨论中；我们讨论一件汽车案件；我就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所有权、善意的保护等）只是想这个问题要如何决定才好。后来民法测验；试判一件煤矿租赁案件；我也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契约之解释、契约之终止等）也只想对这个案件要如何决定才好。结果这两次我都没有犯大的错误。由此我体会到；在自己没有力量对旧的一些理论为彻底的批判之前；最好不要去高谈批判；最好不要去钻那些理论；而只应该就具体的问题；站在新的立场；依照新的政策去求具体的解决。如果仍旧要去钻那些“理论”；结果就会让自己钻了进去；爬不出来；仍旧陷在那里面了。以前我总不放弃那些理论；以为那些理论不会变的；是因为自己离不了那些理论；恐怕离了它；没法办事。现在我丢开它；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可以解决得更好些。
1951年末，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和司法部司法干部轮训班一道并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彭真担任首任校长。谢怀栻成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教员。徐鹤皋回忆说：
谢老在干校担任教员的期间，是在哲学教研室工作，他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编写学习教材、翻译外文法学资料，以及下班辅导、为学员解答问题等等教学工作上。我和谢老虽然不在同一教研室，但经常一起开会听报告，遇到法律上或翻译上不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向他请教。他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笔头神速，工作效率之高是我们一般教学人员不能比拟的。
谢怀栻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时开始了俄语学习，而且学习进步很快。陈盛清先生举此例，说明谢怀栻学习效率之高：
以学习俄语来说，我们起点相同，开始时在中央政法干校由孙亚明同志从字母发音教起，后来坚持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学习班‘无疾而终’。我按部就班，凭借收音机收听中苏俄文夜校刘光杰先生播讲俄文初级班一年、中级班一年，然后又参加中苏俄文夜校举办的‘俄语翻译讲座’学习。同时俄汉对照，自学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传略》。在此基础上，开始应法律出版社之约，翻译俄文版《资产阶级国家刑法史》（译了10万字，因反右而中止）。而他却早已通过自学掌握了俄语，翻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关法学理论的若干词条，分别出版。记得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疑惑，请教于他，他对答得头头是道，解开了疙瘩，对比我来说，我学习态度古板，慢腾腾地走稳步，他则是聪明精进，速度很快，我远愧不如。
从1951年12月到1958年3月，谢怀栻一直都是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教员。肃反运动开始后，谢怀栻亦受到了审查。1957年时，谢怀栻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座谈会上，发言说：
以我自己为例。在肃反中是先做出结论，然后逼着你去承认。这种作风极其恶劣。例如，硬要我承认对土改不满，斗了几天，后来我只得承认，自动投案。“帮助”我的同志笑逐颜开，说这才合乎规律。又如硬要我承认在三反中动机不纯，写了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