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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教的刑法和民法方面的书。参考资料不够，外祖父依靠订阅的日本法学协会杂志与国家法学会杂志，此外还订购英文与日文的各种法学著作，临时抱佛脚。
头一学期完了，大考之前，学生们要求教员们先出题，或者划定考试范围。那是几乎所有大学学生的惯例，直至如今，还是如此。那天外祖父一进教室，学生们就提出这个要求。外祖父说，先上课，下课时划范围。学生们老老实实上完课。下课的时候，外祖父翻开讲义宣布：绪论不考。然后，第五页到第十二页要考。第十四页到第二十六页要考。第二十八页到第四十页要考。一直说下去，学生们跟著外祖父在讲义上打记号。外祖父讲完走出教室，到休息室坐着，等学生们来找。
过不久，学生们果然到休息室来了，他们对著书一查，发现外祖父划的范围，一百六十页讲义，要考一百四十页，等於没划范围。他们要外祖父重划，外祖父说：我不是卖菜的，不讲斤两讲价钱。学生们说：你们北京大学考试也划范围。外祖父说，北京大学先生有的划，有的不划。划范围的课我都没学好，不划的课我都学好了。我上学的时候，骂不划范围的老师，出了学校骂划范围的老师。学生问：你现在要怎样？我说：我宁可你们现在骂我一顿，不要你们出了学校骂我一辈子。
外祖父在安庆教书的第二学期，过得很愉快，还交了很多朋友，如法政专科学校的曾伯猷、冯若飞、胡家荣，及安庆一中的易君左、郁达夫等几个。他们一群文友墨客，常去迎江楼菜馆或者大观亭聚会，连吃带喝，谈史论文。但是外祖父只在安庆任教一年，就辞了职，东往上海去谋生了。
本来外祖父是想回到北京工作的。他因为特别喜欢读书，所以想找个职业，能够与书为伴。湖北同乡马海饶先生做北京修订法律馆馆长，同乡世交吴柄枞先生做总编辑，他们给外祖父发了信，说是那里有个调查员的缺，只要外祖父能够找个举荐人介绍一下，就可以受聘去补那个缺。
当时外祖父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做教员，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元，而北京修订法律馆的调查员每月只有一百元，但是外祖父答应了，原因是修订法律馆有丰富的藏书，而调查员的工作是采辑法学资料，也就是整日读书，所以外祖父决定不接受安庆法政专科学校的续约，转去北京任职。
他给武昌的湖北督军肖耀南写了一封信，请求一封举荐信。肖督军接信后，用两湖巡阅使的名义，给马馆长发了一封举荐外祖父去做调查员的电报。有这样一封举荐信，修订法律馆的湖北同乡都认定，外祖父的职位即将发表。却不料另外一位求谋工作的人，找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作保，也发了一封电报来。东三省比两湖势力更大，修订法律馆的马馆长左右为难，托乡友写信给外祖父，问他可否同那人平分一百元薪水，仍是调查员身份。外祖父自然去信辞谢，自此之后，他就晓得，再也不靠权势去谋职业。
这情况下，外祖父接到安庆友人郑伯猷先生来信，说上海商务印书馆聘郑先生去做编辑，但他不想接受，转而举荐外祖父去做。外祖父接信后，立刻到上海。
当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编译所大楼的楼下是各种杂志社，二楼是编译所各部门，三楼是大辞典编译的大厅。外祖父到了之后，先去二楼，见法制经济部主任李伯嘉先生。王云五先生接任所长之职后，改组编译所，分为八个部，计有国文、英文、史地、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理化，及百科辞典编译部等。后来外祖父才知道，虽然商务编译所上上下下近三百员工，而且不乏博学多才之士，但是各部门的编辑们，相互之间彼此来往机会并不很多。
李先生领了外祖父，见编译所的所长王云五先生，匆匆一面。之后李伯嘉先生便拿出一封美国金恩公司的出版合同，请外祖父译出中文，也许算是一场考试。外祖父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当天完成，交出译文，当即获聘，第二天就开始上班。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王云五所长领导下，聚集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如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等。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在编译所这样的文化机关里，与铁工厂里的铁匠工人一样，只是做工的劳动者。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英国巡捕向群众游行队伍开枪，造成惨案，整个上海震动。王云五先生知道外祖父学的专业是法律，便找他咨询有关惨案的法律意见。外祖父依照英国普通法例，作为回答。根据英国普通法，军警若遭受群众的暴动与袭击，必须由当地市长或镇长，向群众三次宣布解散令，再过一小时十分钟，群众仍不解散而且继续暴动和袭击，此时才可开枪。如果军警不经这种手续而开枪杀伤群众，应以杀伤论罪。
王云五先生根据外祖父所谈，研究相关资料之后，著文在《大陆报》上发表。同时外祖父也在《公理报》上发表自己的法律意见，当时《公理报》临时发刊，是文学研究会几个同仁创办，主编是郑振铎先生。随后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发表宣言，巡捕房在南京路枪杀群众的惨案，表示抗议，此十人中也有外祖父。上海《商报》立刻发表社论，对此宣言表示支持，那篇社论的执笔者，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记者陈布雷先生。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为五卅惨案出版了一期专刊，其中首篇就是外祖父分析南京路巡捕房法律责任的长篇论文，用捕头们在会审公堂的证言，作为判断的根据。但也因此，外祖父被传上公堂。公共租界的捕房，不能坐视《东方》杂志专刊的文章，就向会审公堂提出诉讼。商务印书馆以王云五先生为代表人，聘请陈霆锐大律师为辩护人，报酬是白银二百两，而诉状资料则由外祖父负责整理提供。
审判官是关炯之先生，主张从缓并从宽办此案。但英国领事力主严办，巡捕房律师的意见，以为五卅惨案激起这么大的风潮，自不宜在群众愤怒的期间，办理这一案，因而力主从缓。于是连续若干星期，每星期五上午九时开庭，十二时半退出。每次开庭，法官和英国领事坐在堂上。拖了五六个星期，最后一堂，双方律师各说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交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就算了事。
五卅运动之后，上海的罢工风潮汹涌起来。上海工人数量最大的是纺织业，但工人知识水平最高的是印书业。而在印书业内，工人数量最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并且除了印刷所的工人之外，还有发行所，编译所，以及总务处的职员和工友。在罢工的风潮里，商务印书馆的三所一处职工，也发动了大罢工，向公司提出九条要求，还组织罢工最高委员会，与公司谈判。罢工最高委员会聘请外祖父做顾问，帮忙撰写文稿，特别是法律文件。
1927年1月，外祖父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部的一封来信。当时的中央军政学校，就是俗称的黄埔军校，孙中山创办，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务长，是国共领导的革命大本营。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在武汉成立一所中央军政学校的分校。分校负责人是中共早期领袖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
外祖父领了一家大小，到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报到，领到的委任状，由校长蒋介石签署颁发，任命外祖父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中校政治教官，兼任政治部的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驻会办事并讲授政治课程，并兼北伐军武汉法庭庭长。北伐军将武昌昙花村的文林书院，武昌大东门外的博文书院，汉口郊外的博学书院三家私立教会学校没收，成立武汉大学，设在汉口的博学书院原址。外祖父是武汉大学聘请的头批教授之一。
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课程，无论教授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华史，各国革命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或是中国革命史，都是同样，从工业革命讲起，讲到资本主义发展及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各国社会党及共产党，马克思起草的党纲，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再讲到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以及一些不平等条约，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等。
外祖父在北伐期间，主持法庭审理工作。他讲过些故事给我们听。一次有个茶叶贩子，被指控不参加农会合作社，被农民协会捉到县政府来审理。外祖父提审时，农民协会指斥他是资本家。外祖父发现他不过是肩挑茶叶，从六安到咸宁的小贩而已，立即裁定释放。
另一次，夏斗寅军占领咸宁时，当地一个老妇人，到夏军控告
厨师工会一个常务委员，致使那工会委员被夏军处死。北伐军中央独立师到了，县总工会立刻把老妇拘捕，控告她是反革命。外祖父提审时，老妇陈述那厨师工会常委奸占她的儿媳，公然住在她家里，而且虐待她。她受了压迫，气愤不过，夏军到时，有人劝她去告。至于夏军将那工会常委处死，并不是她有意杀人。外祖父便判决她无罪，因为厨师工会常委私人犯了罪行，以致受祸，总工会不得指控那老妇为反革命。
咸宁县农会纪念上海五卅运动的聚会，当地农会书记来见外祖父，是个年轻学生，外祖父称他职业革命家。他请外祖父在农民大会上演讲，对外祖父说：明天五卅纪念会，农会发了通知，远近六乡农民都要来参加。外祖父说：农民不来也没办法，湖北乡间农民，很少人晓得五卅是怎么回事，不要难为他们。那书记说：农会命令，谁敢不听，不来也要绑了来。外祖父听了，心里已经很不高兴。那农会书记又说：这次大会，要把五个打合作社的农民捆来，当场枪毙示众。外祖父问：为什么？农会书记说：每次大会照惯例，都要枪毙人，否则农民不服从命令。外祖父问：谁决定枪毙那五个农民？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开会决定呢？还是你书记一个人决定？他回答：书记决定。外祖父真火了，严肃地对那书记说：你听着，我现在是以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对你讲话。我决定废止大会杀人的惯例，农民大会如果要杀人，我就先枪毙你。
那青年书记听了，满脸是汗，不敢声张，立刻退出办公室。外祖父跟出门，向十一师政治部的方向走，中途遇见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霸。外祖父说：我的部队调走了，手里无人，请你借给我四个带枪的卫士，给我使用。陈兴霸问外祖父做什么用？外祖父说：我要去拘捕农民协会的书记，枪毙他。十一师由叶挺指挥，政治部主任自然也是共产党人，陈兴霸立刻将消息通知给农会书记，结果外祖父到农会书记住地时，他早已跑到武昌，向农民运动领袖控告外祖父去了。第二天农民大会，外祖父正式宣布废除大会杀人的惯例。
两三天后，武汉政府派了另一名姓邝的政治教官到咸宁顶替，命令外祖父马上回武昌。外祖父临走，再三嘱托邝教官，千万不能杀他释放的那些人，否则北伐军在农民心里便没有了信用。
随著“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政变，北伐战争告终。武汉的共产党人撤退。外祖父逃脱了军校，隐居半年多，才重新出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顾孟余先生办了个刊物，请外祖父任主编，他推辞了。但终于经不住周炳琳先生劝说，外祖父再次穿起军服，出任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当时政治部主任是陈公博先生，经常在南昌九江工作，武汉职务由秘书长许德珩先生代理。许德珩先生每星期总有一次，约集几个友人集会。外祖父参加几次，认识了刘侃元先生和邓初民先生。却没有想到，过了两年，外祖父与邓初民之间，竟展开一场辩论，进而演化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社会史论战。
过不久，陈公博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继任者是朱霁青先生。外祖父当时不认识他，自己改到国际编译处工作，混个闲差，试图躲避政治部。不料朱先生一到任，头一件事就是召回外祖父，任命为秘书长，兼宣传处长，并兼党报社长。
南京政局变化，宁汉合作，蒋介石下野，成立特别委员会，下令西征。刘兴部队战败，唐生智随即宣布下野，将所部各师撤往湖南，自此武汉政府便告彻底结束。外祖父应朱培德将军邀请，领了全家到江西南昌，主办省党务学校，兼改组《民国日报》。此后不久，外祖父又辞去所有职务，领了一家大小转到上海。他投身轰轰烈烈的北伐大革命的经历，到此完全结束。
外祖父到上海，为了谋生，再到南京政府任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周炳琳先生，请外祖父做编纂科长。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朱霁青先生，任命外祖父做科主任，设计指导民训工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又请外祖父任政治总教官。
这一轮工作，外祖父没有做多久。他很快辞去在南京的所有职务，回到上海，专心从事历史研究，领导了一场中外著名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成了上海滩上的名人。这时原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先生，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到美国考察一番之后归国，决心用美国先进管理方法，改革商务，把外祖父重新聘回商务印书馆，担任总经理的中文秘书，工作主要是修改编订公司法律规则。王云五先生说：有名的律师太忙，无名的律师不可靠。还是陶希圣这个不挂牌的律师，最适合担当公司的法律事务。于是外祖父又回到法律本行里去了。
没有多久，商务印书馆职员罢工，领导者有沈雁冰先生，逼迫外祖父辞了职，再回南京，做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教授法律和政治学。当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是朱家骅先生，法学院院长是郭心崧先生，政治系主任是杭立武先生，法律系主任谢冠生先生，都是当时中国有名的教授学者。
外祖父除了中大的课，还在司法官训练所讲授亲属法一课。司法官训练所不是中央大学的部门，而是国民政府中央法院开设的专职法官训练班。在司法训练所教课，外祖父不热心教学生们怎么做法官，只教他们一些社会历史知识。外祖父认为，法官需要有各方面的许多知识，不光要懂法律，而且要懂社会，懂历史，懂古今中外文化，懂心理学，否则做不好法官。
头一天开课，外祖父讲
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亲系和亲等计算法的区别，又讲中国殷商和周族的亲系和亲等计算法的差异，互相比较和印证。然后评论现行民法亲属篇采取罗马法的计算法，而与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及婚姻制度相违反。讲过一节课，学生们安安静静。第二节开讲之前，有个学生站起来，年纪已经不轻，比外祖父小不了两三岁，自称是全班推举的代表，对外祖父说：我们决计没有批评和反对先生的意思。我们只是说明，我们的法律课程只讲司法实务。先生是亲属法最有权威的老师，我们没有话讲，只是请求先生就法条来解释，我们在司法实务上才可多些心得。
外祖父对学生说：今天的问题在于现行民法与中国历史传统及社会习惯相反。如果你们对这个矛盾不了解，将来审理家族与婚姻的案件时，就会被这个矛盾所困扰。法律解释学只分析法条，社会法律学就要解剖社会制度，使你们将来在司法实务上，有意识的活用法条以适应历史传统及社会习惯。外祖父这一说，候补法官们不讲话了。外祖父又补充说：现行中国民法在立法时，采用法国、德国、日本等立法为例，定下中国法条。殊不知法德日等国立法中，有不少与中国社会习惯不能适应而变成为死法律，比如债法的瑕疵担保，亲属法的夫妇财产制等等。我说法条的活用，就是希望你们将来有意识地把死法律变做活法律。
外祖父只在中央大学教了一学期，就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周炳琳院长的通知，请外祖父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于是外祖父辞去中央大学教职，搬到北京。外祖父除在北京大学教书外，还在北师大、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等处兼课。同时逐步转向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为全国著名的史家了。他三年之内编辑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卷，七十余万字。还创办经济史学杂志《食货》，精于学问，独树一帜，乃至后来中国史界和经济界有了一个食货学派。同时他与胡适先生一起，主编《独立评论》，胡适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为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在庐山牯岭召开会议，邀请全国著名学者专家到会，华北赴会的有蒋梦麟先生、张伯苓先生、梅贻琦先生、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罗文干先生，外祖父也在受邀之列。还有蒋百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