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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挺坚强的。被捕过几次，受过酷刑，但从来没有出卖过兄弟。去见见勒富吧，他刚用装病的办法从监狱出来。你可以用我们的名义找他去。”
我谢了他们，勒富这种人正是我要找的。
这个勒富住在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里，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漠。为了到那儿去，我搭上一辆一周才发车一次的大巴，奇慢无比，又热极。我不断反胃，这是在以色列时落下的毛病，一紧张就犯。
就算到了目的地，没有警察的允许私自也接近不了勒富。他四周有不少暗探，从他们满脸的狐疑和对病人漠不关心的样子就看得出来。幸亏有上一拨接头人的指引，我以护士身份拜访了当地的一个医生。他很是慷慨，让我和他年迈的女佣同住——准确说，是允许我在女佣房间里铺上一张旧席子睡觉。我十分感谢。接连一个星期，医生给我派些日常护理工作，这里那里的跑。等全村人都认识我之后，他终于带我去了我想去的地方。
勒富躺在屋里面，房间冷冰冰的倒是很像医院的病房。在他身侧有两个持枪的男人，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监视。他说话语无伦次，时而一动不动时而手舞足蹈，两眼也直愣愣地。如果不是有那么一两秒钟我捕捉到他眼里闪现的目光，炯炯而智慧，仿佛一直看进我灵魂深处，这里躺着的俨然就是一个疯子。我不由得笑了。他也笑了，两眼一直盯着我。随即他又回复到疯狂状态。医生马马虎虎地检查了一遍，心不在焉地问了几句话，然后向旁边的人要几样东西，目的是把碍手碍脚的人支到房间外面去。
终于只剩下我们了。急切地，勒富投来探究的目光。我压低声音，告诉他：“我想要找神经坚强的人，为我传递消息。不算复杂，就是能够让我信赖的警报员。”
他摇摇头，示意我靠近点。都快脸贴脸了，他目光熠熠地看着我，说：“下周四到这个地方去，注意瘸着走。我相信你。你心地善良，这我能感觉得出来。你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的。真主保佑你。”
我向他告辞，心中充满尊敬之情。这种尊敬并非因为他那些充满东方式睿智的话语——它们就像过甜的糕点，令我不太舒服；尊敬是因为他所经受的磨练还有他的勇气，这勇气使他能够继续日复一日永无止境地战斗下去。
勒富成了我的盟友，表现得勇敢而且智慧。四年后我获悉他的死讯。他生活的小村只有两百居民，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却超过六百。在这些人当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被警察抓了进去，一百四十三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多月。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不过专政机器确实开动了。我会时时记起他，勒富。
第二个星期四，我来到勒富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中等城市里的贫民区，由于定居点政策才得以诞生的。我知道有人会来接自己，所以下了车就径直往前走，并按约好的那样，一瘸一拐。我做出很熟悉这地方的样子，目不斜视，好像对去哪儿心里有数。负责等我的人很快会认出我来，如果因为我表现失常而给他们添麻烦就没必要了。说实话，我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是担心被人出卖。
一个女人，或者我该确切地说是一团运动中的黑乎乎的大东西飘到我身边，说话腔调犹如圣母似的：“孩子，脚崴成这样还站在这儿！跟我来，到诊所来，我们会照看你的。来吧孩子，跟我来！”
我跟上她。
一走进诊所，嘟嘟囔囔的医生就开始帮我做检查，他找到子虚乌有的扭伤，帮我“治疗”。旁边有五个女人在向他絮叨本地的家长里短，声音大得刺耳。这里里外外吸引了不少凑热闹的人。见没有尾巴跟着我，也没人在意角落里来了个陌生人，医生于是趁乱把我带进里面的小院。我们拐进另一栋楼里，一直爬到顶， 然后开始从这个屋顶跳到那个屋顶，横跨了整个小区。对我，这回只是个开始，以后时不时会用到这种交通方式。直到现在，站在巴黎人满为患的街道上，我还情不自禁地想爬到屋顶上去。
医生示意我进一个楼梯间，然后转身走了。等我反应过来，他连人影都快不见了。
我心里不太踏实。我先让被阳光晃得发花的眼睛适应了一会楼梯间的半明半暗，然后慢慢往下走。我把匕首拿出来握在手里，刀刃对着袖口，稍有异动就可出手。
无惊无险地下到一楼。走道里有几个四到六岁的孩子。他们看来腼腆却很执拗，拦在我前面，抓着裙摆不放手。我推开他们，态度和善但也很坚决，我告诉他们自己会呆在原地，但他们不可以靠近我。孩子们很惊奇的样子，大概是觉得我的要求古怪，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于毫无顾忌地纠缠大人。虽然不高兴，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走开了。其中一个孩子跑上台阶，进了房间。等他再出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一个老头，还有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年长的那个人问我：“你找谁？”
“神经坚强的人。”
他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说：“来吧。”
我们走进一个很旧的房子，几乎就是破败不堪。污浊的味道和厚厚的灰尘让人恶心。味道像是从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毯和靠垫上散发出来的，仿佛长时间没有抖过和晒过，在本地区这种情况可不多见。我强忍住厌恶，“舒舒服服”地在主人中间坐了下来。他们殷勤地递过一杯上好的薄荷茶，杯子颜色暗乎乎的让人生疑。
年长者继续刚才的问题：“坚强的神经，干什么用？”
“很简单，观察四周的氛围，一旦有什么变化就通知我。”
他们摇摇头，审视着我。我也在审视他们，只是没那么露骨。眼前的人看起来比最初那拨人显得坚强有力。但也更危险。慢慢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聊。关于他们自己，关于家庭和责任，特别提到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接下来话就多了，他们说起穿越沙漠的目的，说到告密，迫害，入狱，审问和酷刑。他们把伤疤展示给我看，其中一个的背上伤痕遍布。他的同伴告诉我：“他嘛，比别人运气。”
这不是讽刺，而是真话。他有幸碰上了一个“好心的施刑人”，对方没有专拣一个地方下手直打到受刑人皮开肉绽深可见骨，而让受刑处分散在整个背部。这样伤痕虽多，但都在表皮，痛楚少了许多。
我懂这些。可当我看到和我说话的年纪稍轻者背上那三道纵横交叉的醒目伤口时，整个人还是楞住了。我坐在那里一阵恍惚，犹如置身恶梦。这种感觉是奇特的，因为所受过的训练本该让我对此无动于衷才是。可恰恰相反，我心里充满了悲悯，因为我深知在这些伤痕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痛苦，而同样的痛苦很可能再次降临到他们身上。是多愁善感，还是有所预感？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他，他从镜子里看着我，而那三道伤口仿佛长在我的背上。
我一定是在表情上有所流露，因为在场的人都在摇头叹息，好像在呼应我内心所想。
“被捕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没出卖战友。”
没有什么赞辞能够表彰他沉默的本领。这回轮到我以摇头来表态了。
我不敢用例行公事的方式询问他们的动机。不过我明白，如果不能向上级呈报这个环节，肯定是要挨骂的。我鼓起勇气，一边说一边考虑怎么把话说得委婉。还是选择了单刀直入：“现在不得不向你们提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愚蠢，也不合时宜。但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答案。或者说，我想知道在重大情况下你们的第一选择。”
对后一个策略我颇为得意。这样一来就不单是一个答案明摆在那儿的问题了，而是看看在众多的动机之中，他们先挑选什么。
问题提了。他们没有生气，也没表现出什么不快，自顾自地考虑，想找出一个比较智慧的答案。自然还是那个年长的人代表他们回答：“意在融入民主进程的个体自由——由绝大多数同胞所定义的民主。”
这是我不能忘的一句话，他说的很慢，字斟句酌中仿佛蕴涵了某种乐趣，我听着却很刺耳。除了酸腐之气——用的词全是书面阿拉伯语，它对我来说还很含混。不多想的话也就过去了，可我身不由己地要多想。我想弄明白这个隐隐约约不知所云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个体自由融不融入民主进程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不干脆建立一个以保护公民权力和自由为目的的民主体制就好呢？为什么要绕来绕去？
想破了脑袋，我总算想明白了。他们对一个民主社会的功能实在所知有限，故而习惯于迂回和让步。在他们，首要目标是个体自由，如果有可能，不妨再寻求一下自由的国家。显而易见：他们眼中的个人命运和群体是分离的。这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精神世界，在我，个体自由怎么可以不依托在社会自由之上。我琢磨着， 好几分钟都一言未发，盯着地毯出神。
等我抬起头看向那个老者的时候，和他嘲讽中略带轻视的目光碰个正着。我意识到，他是把我的沉默不语理解成了听不懂他优雅的遣词造句。于是我把他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一字一顿，表示我还是有点文化功底的，听得懂他在说什么。而且我把刚才所想的问题阐述了一遍。
他挺起身子，显然很吃惊。他也会永远忘不了这段插曲的。从此以后，他将会用尊敬的口气和我说话。当然，我也会有同样的态度。有了这次经验，我后来具备了一种本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让不同的人接受我。因为平等待我的人，自然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我们不歇气地讨论了整整一天一晚，外加第二天的大半个上午。我本来倾向于多见几次面，但缩短会面时间。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会增加我的不安全感，再说我喜欢多些时间考虑而不是马上做决定。但恰好相反，频繁更换地点会令他们不安。找一个任务，呆上两天，然后永远离开，这是让他们比较安心的行事方式。我让他们决定。眼下，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肯定比我更游刃自如。
每四个小时，就会有一班妇女进来送吃的，花样繁多。给我们上菜的时候她们一言不发，只有离开房间的时候才会七嘴八舌闹烘烘地，叮嘱丈夫啦，骂孩子啦，孩子们一直在她们身边快活地挤来挤去。
这个圈子里的男人和女人界限分明，尤其是在吃饭上面。女人得伺候男人，等他们吃完了才吃，而且得到一边去吃。刚开始，看到这些女人这样伺候大家我觉得很不自在，不知道自己该算在哪一边。事实上，作为一名战士和外国人的双重身份根本不允许我干家务活。我很快为自己找到这个理由。有意思的是，我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都处于同样的境地，哪怕是在西方。只能说，有不成文的规矩禁止那些依靠武力生存的人进出厨房重地。
和这些人呆在一起，我从头到尾观看了主人家泡晾薄荷茶的过程，他举止沉静而有序，把茶水从壶里倒到杯中，又从杯中倒回壶里，反复数次。倒不是有成见，这种慢吞吞的形式化的东西就是令我别扭，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来。
第二天我搭上一辆早班车，返回首府。旅途漫长，我睡眼朦胧，胃里堆满了热乎乎的美味，脑子里则在反复掂量到这个地区开展工作的各个细节问题。
这次远行收获颇丰。几天后我搞掂了设立联络站的所有关键，这个点将使我的工作受益好几年。我很开心，因为时间紧迫。
1997年3月21日：特拉维夫一家露天咖啡馆遭炸弹袭击。三人死亡，48人受伤。
在叙利亚沙漠里，六月的清晨空气清新，薄薄的那层尘埃夹杂其间倒使它余味不已，颇有特色，是任何香水都无法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气息。
我深吸一口气。满眼的沙粒和细石，泛着美丽金黄。没有绿色植物。天色渐亮，再过一刻钟气温就升高了，而一个小时候后将是烈日当顶。这会儿，我尽情享受着美景和轻松的心情，倾听自己的脚步在沙石地上踩出的回响。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唯愿留住此地，品味此刻这个宁静安详的大自然，一个不以恶劣的生存条件来肆虐人类、人类也不用钢筋水泥去侵犯它的大自然。
我一路上走得很慢。我专挑每天清晨那几个小时赶路，顺顺利利到了村里。人们的活动已经告一段落。这里的人起得很早，太早了： 五点钟就能看到小商铺前面排起了长队，紧接下来街上就只有几个孩子和老人了，要么就是那几个游来荡去的懒汉，抽着烟卷四处乱逛和闲聊。他们永远是那些摄制组的素材，世人熟谙这千年不变的场景，却没有人了解这里的另外一面，因为记者们很少拍到村子在天亮前的生活状况。
我开始“清洁工”似的打量。目的是看看有没有警方暗探躲在角落里。如果有，说明筹备联络点的建议就是一个大陷阱。查明真相的最好办法，是找准一个或者几个看门人——每个村里都有——，将他们击昏，然后观察他被接替的情况。如果这看门的是警察部门的人，他的岗位立马就会有人顶上，与此同时一系列逮人行动也会拉开帷幕。
要想不引人注意，最省事呢就是学“闺中姑娘”走路的姿势，步子碎而快，步态紧张，眼睛盯着地面。我也可以模仿德高望重的主妇，迈步慢而稳，头昂着，眼睛平视前方，目不斜视，一副身正影不斜的样子。可是我选择了完全相反的方式在村里穿行：东张西望，故意装出不怕被人发现的样子。我感觉有怀疑的目光盯在我身上，便时不时迎上这些目光，挑起那些男人的无名之火。说白了，举手投足就是个十足的妓女。一等走出了村子，我会歇上一刻钟左右，留出时间给那些人回味而我则再来一遍。这一次，我一路走过的地方人多了不少。面对此起彼伏的粗鲁的吆喝声，我应对得不错。
很快我注意到有个小商贩的小动作，他看见我走回来便把摊位交给一个孩子看管，自己跑向一个斜靠在咖啡馆台阶上抽烟的男人。那个人已经认出我了。说准确点，是我们互相认了出来，因为在我看来他具备了一个真正看门人该有的特征。他很年轻——顶多也就四十来岁吧——这让我怀疑他是警方的人。由村民推选的看门人一般都是老头。
听小商贩在他耳边嘀咕的时候，他两眼一直没离开过我。他做了个手势要那人滚，然后站起身来，盯着我走过去。表面上我仍然若无其事，从第一次进来的地方出了村子。几个男人远远跟着我，那个“看门人”在最前面。
我迅速甩掉他们，跑到在乡下预先安排好的藏身之处。但愿摆脱尾巴的办法奏效，我开始还不停地祈祷着，转眼间居然睡着了。在石屋里呆了一整天，除了借助小睡来休养生息外——出于安全考虑，每次最多半小时——，我见缝插针地做了一些体能和精神方面的恢复训练，吃了些用椰枣和干无花果做的快餐食品，虽说简单但味道还不错，而且和这里的气候很是相宜。反正，我感觉像度了个假。
晚边，我重新折回村里。人都散了。留在外面的那几个无疑就是看门人一伙的，那家伙自己呢，想来正面对一桌不错的酒菜高谈阔论。夜色很快降临。四周黑黢黢的，月亮薄薄一线，几乎没什么光，个别地方靠着从人家里透出的亮光还能看见一点路。我发现了两个男人，聊得正起劲，看样子是当地的保安。他们懒散地走过来又走过去，自顾自地聊天，并不真的关心有什么异动。再说，谁会打这儿过呢？
我藏在暗影里，跟了他们大半夜，心里认定这两人一定能把我带到想去的地方。到了快凌晨一点的时候，这两人大踏步地进了位于村中心的一户人家。他们几乎是跑进去的，而与此同时另外两个人走了出来。这里无疑就是总部了。
我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随即依靠半明半暗的夜色做掩护，不慌不忙返回沙漠。
1997年7月16日：耶路撒冷MahaneYehuda集市连遭两次自杀式炸弹袭击，死16人，伤178人。
阿泽勃往集市走去。他生活的这个村子在黎巴嫩南部，是由真主党法利蒂部队控制的巴勒斯坦难民定居点。他迈开大步，穿过好几条街去找摆水果摊的父亲。阿泽勃有一副宽宽的肩显得很有力气，身材高大肌肉结实却一点也不觉体胖，和把他生出来的父亲真是截然相反，那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人皱巴巴的就像身上穿的那身衣服。阿泽勃看不起父亲，看不起他这个人和他的商贩生活。他多希望自己是个英雄的儿子啊，那样的父亲能给他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