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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工作一样，杀人也是工作，总之就是一个技术活儿。”
他问我：“杀人的时候你想什么了？”
“什么也不想。”
我回答之冷漠，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绞尽脑汁，极力回忆那些时候自己到底想什么了。
“真的，没想。完全没想什么。”
如果他是问“你有什么感觉”，也许我能说得动听一些。我继续回想在黎巴嫩南部巡逻时的战斗“片断”：遥远的枪声，杀死某个人而我并不想他去死。基于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态，有些死亡令人困惑，给人留下创伤，而有些却完全不会。人在死的瞬间，会下意识地表现出一种样子：变得很像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满脸疑惑。这和一般的兴奋感不同，而是更为微妙的一种状态。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既像刀刃一样锐利，同时又像拳击般猛烈，很难描述。如果足够强烈，周围的人也能感觉到。对，这会给人留下后患。当我向人讲述这些的时候，大部分没有经历过这种伤害的人理解不了，他们会冷笑，认为是我心理脆弱，过于敏感。那些毫无顾忌谈论这类话题的人，他们往往双手未曾沾血。以我的看法，眼下困扰诺阿穆的问题更加麻烦，因为他不是杀人后遗症的受害者，而是对军人职责毫无认识。
我很不情愿地进入他所希望我充当的角色，告诉他：“你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别再胡思乱想，你现在是成年人了，必须懂得怎么面对死亡。不要乱了阵脚，应该往前走然后……”
我做了一个大清扫的手势。他点头称是，飞快地揉揉眼睛，然后长叹一口气。
“不过杀人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
我本来可以告诉他，杀人会带来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为所欲为，毫无制约，所有宗教和社会律条都抛到脑后，释放出内心最兽性的东西。能够去做被所有道义都谴责的事情，这是何等迷人和令人陶醉。虽然它实际上是一种难以解脱的痛苦。
“你从来没有过谦意吗？”
我很不高兴地说：“没有，为什么要有歉意？既然得做，我就做了，没别的。”
他还是很怀疑，追问道：“可是，这么频繁的杀人对你就没有任何影响吗？”
“没有。”
我说的是真话。杀掉一个人渣不会让我有不适感。偶尔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能够杀人的事实本身，是我突然获得的阴暗爱好和永远失去的诺阿穆那样的纯洁无辜。不过这是另一码事了。
我告诉他：“知道吗，杀人没什么大不了的。退让和消沉才是对生命的否定。‘你会选择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表述了。不过依我看，自从有人开始杀戮的那天起，任凭别人掐住你脖子才是对生命的一种犯罪。六百万牺牲品足以成为那些冠冕堂皇原则的祭品。”
他局促不安地看着我。对这些反复听过的调调，他已经麻木了，他不再相信只是不敢表现出来。我缺少演讲才能，这不是我的本行，我也不想再继续这种沉闷的对话。我最后颇为恼火地说了几句：“你说的没错，我是杀人，为了以色列人的安全，为了求生的信念，我在合理的可以掌控的情况下奉命杀人。这不是盲目的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屠戮，而是迫切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如果需要，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再杀一次。”
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并建议诺阿穆回到心理治疗室去。他精神脆弱，而我帮不了他。
不久我听说他自己离开了部队，并加入一个名叫Yesh Gvoul的反战组织。
第七章 重返叙利亚
1997年9月25日：以色列特工在约旦暗杀Khaled Mechaal未遂，引发一场外交危机。
为了换回自己的特工，以色列释放了35个巴勒斯坦犯人以及哈马斯组织的精神领袖Cheikh Ahmed Yassine，他在10月5日成功回到加沙。
在我经常活动的那一带，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开始担心叙利亚方面突然觉察出什么。有天下午我跑到指挥官办公室，决心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和他摊开谈谈。指挥官同意马上见我，但条件是谈话必须简单扼要。他正在审看一份文件，看样子那东西令他不很愉快。我断断续续说的时候，他勉强抬眼看了我一下。
“就算没有真凭实据，他们也随时能抓我。我参与了太多，都是他们要掩人耳目的事情。”
“那会怎样呢？”指挥官用一种干巴巴的无动于衷的语调反问道。
“什么，‘怎样’？虽然我知道他们都是笨蛋，可……”
“永远不要假设你的对手是白痴。”（他说的是英文）
我反驳他：“如果他们足够聪明，那就更糟了。我看我还是躲避一阵子比较好。”
“不行，”他硬梆梆地把我顶了回去，“你不如干脆叛变过去更保险。”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无比干脆：“继续工作。”
“让他们逮住我得了，这是最好的出路。”
“哦？那就让他们逮住你好了。他们没你什么把柄，如果你不开口，他们什么都得不到，就会把你放了。”
“你的推理有个漏洞：在被放出去之前——假设我能被放出去，很可能我要经历可恶的15分钟，我可不能保证……”
“你说什么？”
他要激怒我。我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恼火的样子。他提高声音，换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好像在和一个不肯去上学的孩子说话：“你不要杯弓蛇影的！没那么可怕，你能应付，对不对？”
“应付什么？以防万一，可以；如果要飞蛾扑火……”
“那又怎样？干你的活儿去，讨论到此结束。”
这情况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证实了我的直觉：这些臭东西想把我在那一带溜达的后果和他们现在的判断做个比较。如果我毫无成效地回去，可能让他们感到放心，但我自己就丢掉了一个月来耐心播种的收获。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不划算。而不去也是同样的结果，职业生涯过失一次。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对。应该回去把工作干完。”
指挥官头埋在文件里，赞同道：“你这回清醒了。”
我提了个建议，并且很为自己这主意高兴：“如果派我之外的人去，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这回他直起身来，紧紧地盯着我：“你变傻了还是一时吓破胆了？”他一边说一边离开座椅，走过来坐到我对面桌上，一张脸和我近在咫尺。
“嗯……再则呢，我想……”
他突然笑了，把手放到我肩膀上，以示要我放心：“只管去，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你能行的，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能干得多。很可能平安无事，谁知道呢？”
他这番话所起的作用和他所希望的正好相反。他越是想让我放心，我越是明白自己担心得有理。
回到大马士革后，我跑去阿拉伯人的市场里转悠，无非是想察言观色，感受感受气氛变化，然后和线人接头了解最新情况。有人在跟踪。我没费什么劲就查看清楚了。跟在后面的一直是同一个人，只要我从摊上看过去，他马上转过身，假装挑货，其实什么也没买。他这一出现，虽然很隐秘，还是把寻机接近我的线人吓跑了。这一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我可以随时离开，但这样会留给他们更有利的证据。我决定再逗留几天，表现安分一些，“呆在家里”。
这天晚上，士兵敲门来了。他们等不及别人汇报我在城里的活动情况了。跟踪我并非为了监视，不过是想确定在什么地方逮捕我而已。
对于控告我的原因，监狱里负责审问的军官看起来并不比我本人知道的多。审问只安排了一个人，他不断用坐牢来恐吓我，或者暗示自己是最强硬可怕的审讯官，乐此不疲。我假装很惊愕的样子。他不相信我，而我也不会相信他所谓的威胁。他把我关了四天，做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审讯之后，把我放了。
我回到“家里”。家人都被盘问过，但没有像审问我那么仔细，也没有被捕。屋外一直有人监视我。我离开大马士革，直接和真主党一班人马汇合，满腹怨气地向法利蒂讲了叙利亚人对我的所作所为。
“真奇怪，阿布·夏杜夫有天也问起关于你的一些事。”他说了一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阿布·夏多夫是FLP一个小头目。也可以说，是叙利亚人的一个傀儡。这时候装无辜肯定不是好的选择，于是我以攻为守：“关于我？凭什么他打听我的事情？我打听过他的事吗，这个马屁精？”
法利蒂像是要安抚我：“嘿……因为……你知道他这个人，疑心重，略微有点偏执狂……”
“不，我不知道！可他要是搞我的鬼，真主在上，我……”
“‘你’，你什么也不能做！”法利蒂抢过我的话头，语气生硬：“他们不是放了你吗？还想怎么样？你受这点牢狱之灾是理所当然的。想想那些弟兄们，还被关在狗日的犹太人那儿呢！”
“理所当然”……一般来说，只有那些未曾尝过个中滋味的人才会下此番论断。当然，我没有反驳他。
等我回到以色列这边的大本营，听到的腔调几乎如出一辙。指挥官颔首道：“好，他们抓了你，对吧？受这几天罪没什么大不了的！想想你的同伴，在腐烂不堪的黎巴嫩监狱里关了好几个月呢。”
在事后分析这次监禁过程的时候，有一个细节特别引起了头头们的注意：叙利亚地方部队开始信息化了，他们通过电脑系统来建立联系。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数据转换的办法搞到这方面的情报呢？显然得有这么一个人选，有能力把间谍程序装进对方的系统硬盘……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术……能让对方无缘无故地逮捕自己然后很快又放掉……受过语言训练而且……
“我明白了，原来如此。这三年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你们仅仅通过一次计算机测试就挑选了我，却再没有其他的考核！”
“这个人选还得足够聪明，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补了一句：“很显然，这是你们第一次得到关于他们信息技术的情报。”
“当然不是，不过这是第一次我们派去的人能够回得来。”
“你们清不清楚要我做的是什么？我怎么进他们的电脑系统？难道我说：”对不起，能把您的键盘借我用五分钟吗？谢谢‘？“
指挥官说：“当然不是这样，不过你会找到更巧妙接近办法的。”
“我会找到？”
“听着，如果这是你唯一的顾虑，那我们会协助你的。只要你混进他们的网络，我们就能远距离操作。总之，我建议大家……应该听听工程师的意见。”
工程师！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家伙。虽然我也有这么一张相差无几的文凭，可工程师没给我留下过什么好印象，不过好歹得认识到一点：他们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天分，那就是将别人尽力去简化的事情变得复杂化。身为所谓“科技间谍”的代表人物，对我等愚笨不开化的人他们是颇为蔑视的。
于是在工程师和实战派之间，来了一场办公室里的微型战争。前者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里设计了一批毫不现实的目标，而后者，从具体执行人到几个头头，都从中看不到任何可行性，于是不断地否决，打击他们的斗志……等到讨论预算的时候，这个小小的碰头会已经快要发展到了对骂。
大家各让一步。工程师们倾向于研制一些“功能复杂”的装置。在他们看来，功能单一而有效的产品都不够完善。而实战人员，他们十二个不愿意去钻研工程师所提供的功能说明。在极小的操作可能下，如果不能立竿见影地启动，那就等于废物一堆。往往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导致第一步千难万难，于是一大部分研制成果都被束之高阁。反正到了实地操作的时候，绝不能因为处理一个技术故障而浪费宝贵的几秒钟，更不用提为此而增加的无谓压力了。
有一个玻璃杯的笑话，是对工程师们思维方式的最好写照：下级军官看到玻璃杯中的水面在不断下落，非常着急，赶紧报告水杯已经空了一半。政治家呢，认为杯里的水基本上还是满的。工程师则会解释说，有两次水杯装水过多，所以需要把水倒掉以减轻一半负担，而在往外倒水的时候，最好先试验一下减掉四分之三容量会怎样。如果行不通，接下来再调整……
轮到具体落实行动计划了，工程师们显然十分乐意在不挪动屁股的情况下就成功进入对手的网络。他们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研制出了一件完整的样品，称得上是精品，但也如愿以偿的繁复，尤其是容易出毛病，因为程序实在是写的很仓促。向上级展示的日子终于到了。他们擅长的一套，无非是用挂图和美观清晰的图解来展示系统的优越性。他们获得了一堆恭维话和祝贺声。接下来是小范围的技术演示。我也被邀请参加了。干了三年的“粗活儿”之后，我身上有过的计算机“天才”痕迹已经被尽数抹去。工程师对待我的态度就像是对一个智力发育迟钝的孩子，一副不惜屈尊的样子。搞清楚他们为我准备了什么东西之后，我都快犯心脏病了：“你们真是疯了！这根本没法用。”
“怎么会！”他们中间的一个头儿叫道：“为什么不能用？”
“首先，这太累赘。我得带着这么个累赘东西四处游荡。另外提醒一下各位，我上次被捕的时候他们是搜过身的。第二，运行你们这个东西得花十分钟以上的时间，我耽搁不起。第三，他们肯定会发现系统里多了附加的东西，因为它不够隐秘。第四……”
我一口气说了九条我所能找到的技术缺陷，虽然他们在做演示的时候曾对这些敏感问题有意含糊其词。这些人显然没想到碰到我这么一个对手，能如此了解他们的薄弱环节。他们叫来一个程序开发员，想进行一下技术上的辩论。可惜这人除了告诉我产品还在试验阶段之外就没词了。而他的长官补充说：“不管怎么样，总会用上的。”
由于反驳有理有据，我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他们并不懂什么信息技术，但是当我说到在一个军营长官办公室我能独自呆上多长时间的假设时，这就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内了。他们要求工程师们为程序减负，缩短安装时间并要方便携带。我的指挥官命令他们：“重新来过，你们太急于求成了！最好是一个能直接接通的小体积东西，安装上去不易被人察觉。去吧，边做边完善。”
对这个解决办法我并不满意。我打断他：“什么，‘边做边完善’？告诉你，为了进到地方驻军营地我得让自己被抓起来！你难道认为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吗？”
他不容置疑地说：“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马上会告诉你为什么。”
在我努力消化摆在我面前的新任务之时，那个工程师的头儿又开口了：“改进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为此我们得先掌握实际使用结果。这样吧，先把这套东西运行一次，让我们了解敌方的反应。如果必要，再马上着手修正。”
“如果他们有了反应，你也不用修正了，因为本人不可能再进宫一次。”
指挥官走到我身边，说：“你总是夸大其词。你会尽力而为的。一切都会顺利，你做得到。”
我还在争辩，十五分钟后终于垂头丧气地选择了服从。
既然碰上这么荒谬的事情，我决定不如自己来设计一套。接连好几天我都在潜心分析他们的程序，和开发员做技术探讨，好搞清楚他们用了什么程式语言。然后我全部重写了一遍。以我自己的方式。结果一目了然。虽然没有那么完美，但稳妥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整个能录在一张软盘上。余下就是考虑我怎么才能带着这张软盘四处行动了，但好歹也比拖着他们准备的庞然大物要方便得多。
现在只需要落实具体操作中的“细节”问题了。我再次找到机会和指挥官探讨，而他依然是那副神情，好像所有困扰我的问题都不足为道。
我告诉他：“要无缘无故地让他们抓我进去并不容易，要知道我和他们是一伙的。”
“分析一下上次他们为什么抓你不就行了。”
“是阿布·夏杜夫举报了我。”
“那不结了，他还会这么干的。”
“有件事出乎我意料，法利蒂把夏杜夫对他说过的话告诉了我。你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会干掉夏杜夫的。要么你来替他完成这件事？”
“不和法利蒂商量？”
“当然不！你有点让我烦了，你，还有你的法利蒂！”
“嫉妒吧你？”
他伤了自尊，反击我：“完全不是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