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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80年代后期和黎巴嫩真主党联手，利比亚卡扎菲则为之提供资金。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伊斯兰统一运动也结成了同盟。
两伊战争期间，为了帮伊拉克对付伊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断发表泛阿拉伯主义言论——鼓动阿拉伯人团结对抗波斯人。“分而治之”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们阿拉维特派擅长使用的狡猾伎俩。这还远远不是精华部分。阿拉维特人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13％左右，逊尼教才是多数派。多亏了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的支持，阿萨德才得以在取得政权后，将该族正式并入什叶派，从此摆脱被轻视的境地。
阿拉维特人是不受欢迎的教派，在穆斯林世界里很被排斥。为了在这种情形下维系权力，阿萨德这个出色的独裁者完全依赖于他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告密体系，滥捕，还有酷刑。频发的战争使他有机会鼓动人民同仇敌忾。一旦冲突结束，他必定又挑起下一个事端。最终他替代以色列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公敌。
另一方面，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一样，无比盼望巴勒斯坦人重建“自己的”巴勒斯坦国。显而易见，他们盼着难民营搬远点，祸害别的地方去。在“黑色九月”组织带来的恐怖阴霾之下，所有人都暗自幻想能像侯赛因国王一样行事，其实心里都清楚那不可能重现。
认清了这张结盟网之后，我就比较好理解阿拉法特和“阿玛勒”、基督民兵等组织攻守同盟的心理了，此举就是为了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难民营里建立新武装。同时他利用大家都和叙利亚有过节的由头，始终小心维护和真主党的良好关系，这样他就可以变成伊斯兰统一运动里的一分子，必要时退到的波黎躲藏。
两伊战争初期，这个能人向伊拉克表示，“巴勒斯坦国将因为一个团结和进步的阿拉伯世界而诞生”，这丝毫不叫人意外。而对伊朗人他又表白，有伊朗的帮助他就会解放“伊斯兰的耶路撒冷”。这些发生在同一个月里。
以阿拉伯人的政治作风，这类伎俩司空见惯。反过来，因忠于某个党派而挺身迎击对手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这会被人看不起，视为错误抉择。为遵从协约，各方不得不强作笑脸，一旦时机允许却会从背后给上一拳。这些准则自然只适用于有决定权的高层，而不是那些武装部队里的代理人或者副手。后两种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领袖。若有迟疑，结果不是送命，就是出走。
谚语说，“如果你无法折断这只手，那么就亲吻它，祈求阿拉来折断它。”要知道，在许下这一连串假惺惺的筹码之后，阿拉法特已经和阿萨德势均力敌了。1994年那个年尾真是好到不能再好：奥斯陆和平协议，三个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几乎就要相信阿拉法特一夜之间完全改变，观点、政治主张和行事方式焕然一新。对那些不肯相信或者表达保留意见的人，罪名等在那儿：他们是“和平的敌人”。从近期的历史来看，这说法对吗？ 回答显然是“不”。但当时以色列盼望和平的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每个公民都准备好了跟着前面的人举手说赞成，就好像小孩子相信，商业中心里那个大胡子老头是如假包换的圣诞老人，他坐着驯鹿拉的雪橇飞过了一个又一个屋顶。
第一天的“恐怖主义历史”课足足上了10个小时，这之后我脑子就不转了。我什么都不明白，满脸惊慌地看着教官。十几个既相似又敌对的解放阵线，我在这不可理喻和乱七八糟之中晕头转向。当一长串攻击清单和死者名册在眼前飞舞的时候，我把名字全都张冠李戴了。阿拉伯政治专家过来和我聊聊，脸上笑容莫测。
“这没什么，”他字斟句酌地宽慰我，“所有的新手刚开始都会感到惊慌。重新来过。”
“现在吗？”我问，带着惊惶。
“当然是现在，”他回答，“不可能允许你总这么混乱不清。让我们继续吧，直到你掌握所有具相应军衔的人员。告诉我：阿拉法特的化名叫什么？”
“阿布……”我开始回答但很快就卡壳了。所有的恐怖分子在我脑子里混成了一片。根本不可能想起来他的名字——“阿布……我不知道是哪个阿布了……”我泄气地说，心里烦透了。
“我们换个方式。你必须转换思维。不要总把自己看成他们组织的局外人。进入角色，你现在是巴勒斯坦人。要去掉其中演戏的成分，单纯地把他们的组织看作你自己的家庭，里面有家长，也有兄弟，他们之间彼此嫉妒常有争执。可以开始了吗？‘老战士’叫什么？”
依照他的点拨，这次我脱口而出：“阿布－阿玛勒。”
“你看！”我的教官大声喝彩。“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应对考问，绝对不会失手。”
他毫无倦意，又开始讲抵抗阵线各个组织的编年，什么黎巴嫩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伊拉克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状况……在他的讲解之下，我总算明白了这些恐怖分子各派之间的复杂格局，这些都是我以后必须打交道并试图渗透的组织。
接下来，是了解一个回国复兴的巴勒斯坦人应该依循什么样的正常“路线”，这事我领会得比较好：先加入阿拉法特一派，然后，假装对“他们的死板路线和光说漂亮话”感到厌倦，转而投靠反对派，利用反对派和真主党的关系渗透进入真主党，从而最终自由出入叙利亚和伊朗。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设计，一切将取决于我届时建立关系网络的能力。而在准备阶段，我必须尽最大努力熟谙他们的派别体系，直到能和他们一样所思所想。同时我的格斗训练也还在继续。
“实战技术”教官多夫又露面了。他对政治课很反感：“了解恐怖主义！这些课会误导人们将恐怖行为视为可以理解并为之辩解。”他低声发着牢骚，口气里很不赞同。“这些会毒害你的思想。”
1994年秋季：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我们终于等到了执行首次野外任务的机会。这是在不耐和焦虑中来临的新阶段。第一次出任务的那天，虽然该做的事情早就被明确，并反复强调和妥善安排，我还是提心吊胆。
演习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那一带全是砾石沙漠，低矮灌木被烈日白晃晃地照着，正好处于双方安全区之间。我们的全部精神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即将执行的任务和周围环境上面，既没空迟疑，也没空害怕。首先是长途拉练，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所有能让我一整天不呆在营地的活动都深受本人欢迎。我从小不坐车，负重行进几公里属家常便饭，加上身体结实，又懂得怎么照顾自己的双脚，这些成了我和其他人大大拉开差距的关键。我总是跑起来不知疲倦，随着拉练距离越来越长，我变成了最受青睐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我在射击和其他几个野外实战项目上也不断进步。都是些争斗很激烈的类别，我和身边的同伴相比表现出无可置疑的资质，占了明显优势。事实上我是最出色的！ 这段时间，利用有那么一点自由空间的旷野，我尽情享用小组范围内的所有机会，在危险中见缝插针地蹦达，就像从前在海浪里一样。
最大的危险倒不是什么狙击手，而是来自地雷。我们必须在不确定地带找到安全的路。以我的方式，我会因为个人偏好和节省时间而经常“走捷径”。为此我多次受到斥责和惩罚。可既然没办法叫我改弦易辙，加之我的办法也着实见效，上级最后只好假装不见听之任之，还忙着为我找一个能配得上本人“天分”的岗位。
一天早上，我正对着一盘薯条煎蛋胡思乱想，考虑怎么说服自己的胃将它们咽下去，一个同伴手忙脚乱地跑了过来：“有人刚才误入了雷区。是我们自己的雷区！”
到这营地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有六个同伴被敌方地雷炸飞。今天早上这个带队的年轻中尉算幸运，没丢命。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躺在床上，因为疼痛和镇静剂而晕晕糊糊。右腿被炸掉了，剩下一点根茬。左腿布满碎弹片，一半炸没了。医生觉得还能救活他。
“这不可能，”中尉一旦能够开口说话了，就不停地念叨。“不可能！我懂得回避危险。地图上标的雷区还很远，我离它足足有800多米。这不可能！”
为了安慰他，我们觉得撒谎比较明智：“别担心，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雷区。地雷是真主党埋的，只是我们这边不想告诉百姓在这么近的地方有敌人地雷，免得他们惊惶失措。就是这样。”
“哦，”他放松下来，舒了口气，安心了。
调查结果出来，是我们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没有被较准，大约有600米的误差。至于地图，据小道消息说是国家反间谍部门的责任，该部门下面有很多专造假地图的小组，本来是企图欺骗敌方。对于后一种传言，军队高层一直持坚决驳斥的立场。
就在这个悲剧发生的夜晚，我第一次夜间行动。
我酷爱夜晚，喜欢在黑暗中行军；在我看来，夜色不意味着危险，相反它是我的伙伴，我的帮手。出发时我很轻松。在夜里，我从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气喘吁吁。关于这个有趣的现象，从来没人给过我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步履轻松地往前走着，满不在乎地，丝毫没有想到这天晚上我将经受一次战争洗礼。
突然一声枪响，就像短促而干瘪的爆裂声。我转过头，估摸着枪声的方向，但沙漠里传来的怪异回音将枪响掩盖了。接着我左方的远处传来爆炸声。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手榴弹。又是几声枪响，随即接连不断。这回我看清了远处的火光。又一棵手榴弹。在夜幕中我努力去辨认那些烟雾，震耳欲聋的枪声……混乱之中我觉得神经都快分裂了。
“前进！”指挥官下命令。
前进……我也想前进……可是哪里才是“前面”呢？ 为了搞清该往什么地方走，我试着观察模糊不清的地平线。猛然间我惊跳起来，因为上尉突然在我旁边冒了出来。
“干吗？做梦呢？和阿米尔一起去，尽可能靠近对方的轻机枪，我们来做火力掩护。”
哦天！既然有轻机枪，对面难道是装甲车不成？
“去！”
当然，我会去的，别逼我们……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我的身子在自行前进。这太好了，我本来自以为已经无力指挥身体去干什么，去哪里。对这种不受自我控制的职业惯性我感到非常惊讶，就好像有另一个脑子在指挥着。同伴果然在火力掩护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形容，就是子弹将我们包在中间，从两侧嗖嗖飞过。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靶子，而不是什么掩护对象。渐渐地，我对枪声习惯了，重新开始用脑子。这东西总算又像平时一样驾轻就熟地转起来，不再是训练产生的机械反应。我飞快地确定了最好的接近角度，快速到达目标并做好战斗准备。阿米尔开了第一枪。轻机枪被击中了，还有左边那挺。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立刻收拾阵地，带着武器和伤员撤了下去。
被第一次胜利所鼓舞，加上缺乏经验却没有自知之明，我追了过去，迂回着试图包围他们。突然，四周变得一片死寂。我不敢动，因为每走一步，都会在重新变得静悄悄的夜里发出可怕的响声。枪又响起来了，这回是在我身后挺远的地方。我能辨出自己部队的枪声，但他们怎么离得这么远了呢？ 他们走错方向了吗？ 我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中，与其没完没了地兜圈子，我宁愿选择在这荆棘丛里睡上一觉。枪声又远了些，敌方的回击也没有反应，我因此更加肯定，我的位置现在一定更靠近敌方。过了几分钟。蓦地，十米开外过来一队人马。他们是什么人已经毫无疑问，何况头上没钢盔。怎么办？ 我一个人，不可能截住他们。原地不动？ 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完了。考虑的太久，我没的选择，他们已经到眼前了。我紧紧趴在地上，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心里不断祷告。
他们没发现我，从上面走了过去。敌方以对角线方向前进是想阻止我们的队伍回撤，从后面发起攻击。等他们走到正常射击距离，我就位，开火。打了很多枪。太多了。没子弹了。我曾经被教育过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误。得马上上弹药。我一边跑，一边咒骂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靶子，因为对方立刻就回击了。我们的人也听到了枪声，回过头来救我。非常准确地，他们密集扫射了这一片，同时也再一次把我淹没在子弹堆里。我觉得夜色中有个什么东西。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我的神经已经疲乏不堪。我装好子弹。突然有两个人大叫着跳到我跟前，向我开枪。我一个测滚，在几米开外停住，开枪。那两人就几米远，可我的子弹却没打中。就在这当口，同伴赶到我身边，完成了我的活儿。
敌方被结果了四个，受伤的不多。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在窄道里打中一头母牛，就得更冷酷。
回到营地，因为疲倦和死亡的气息我们已经困顿不堪。大家一言不发地洗完澡，回宿舍。我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去掉身上的恶臭。我看看匆忙间丢在地上的那堆衣服。作战服上沾了血迹，还有些说不出名的淡黄色的粘东西。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四处漫开。我想吐。我想摆脱这一切。我把这些东西扔到走廊里，撞上门，因为除此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事情解决了。你确定吗？ 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洗个淋浴，扔掉衣服，这足以抹掉包围着你的死亡吗？ 脑子里还做着恶梦，我筋疲力尽的身体已经呼呼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或许晚些，多夫过来叫醒我，确定我一切都正常。至于丢在走廊里的衣服，他一个字也没提。还是那么圆滑又那么不容置疑，他给我几分钟梳洗，然后去见他。
“待会把你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现在去训练一会儿。”
训练，发泄。一次次驱除生理的疲惫。用新的动力来驱除心理的低落。调整身体每一块肌肉。不要思考，内疚，不要怀疑。只让最原始的坚定的反应保留下来，不发问，不迟疑。这就是军人。
1995念1月22日：两颗炸弹致死19人。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攻击负责。
1994－1995年冬：领土。
我被指挥官召见。
“你将出发去执行第一次渗透任务，”他向走进办公室的我宣布。“明天你飞到苏黎世去，从那搭乘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你会有一份巴勒斯坦人的简历，在约旦出生，随全家逃难到叙利亚，之后搬到黎巴嫩，最后定居瑞士。因为一个瑞士家庭和巴勒斯坦家庭的交流项目，你回到故土。这样你将可以在X城（西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呆一个月。”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再复返。我语调平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