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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我的唯一梦想就是解放“犹太分子”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由于拥有一个如此理想主义又如此不平凡的思想，我不可能生儿育女，一心只想追随战斗的榜样。
第一次“回国”使我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悲惨生活。接下来，因为对阿拉法特的路线感到失望，我加入了一个从抵抗阵线里分离出来的组织。从那里转向真主党，必须是迅速解决的枝节问题，而最后我将着混进叙利亚和伊朗。
于是眼下我正在黎巴嫩四处闲逛，“寻机找到组织”。每光临一个难民营里，我都先讲述一遍自己的经历，聆听他们的生活状况，向慈善机构捐款，然后再绕到真正的意图上去。有那么几个人能指点我找到真主党名下的慈善机构。我礼貌地谢绝了，表示要在真正的斗争中把青春献给“伟大的事业”。
没过多久我就被盯上了，几个表情很严峻的男人上前搭讪，提议我跟他们一起走，最后找到一个“党”的分部。
接待冷冰冰的，充满了怀疑。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后，向我提了一长串问题，关于国籍、家庭成员，还有我的动机……然后他们突然打住，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把我独自晾了四个多小时才又开始新一轮盘问。快天黑的时候，他们让我走，说是如果有事情适合我，他们将再行通知。
我回到旅馆，感觉上是自己已经通过了入门测试。不到一个星期吧，我在街上被一个人叫住了：他问我：“是你想要成为真主的战士吗？”
“是的，”我激动的回答，稍微有点夸张。
“那就做好跟我们走的准备。明天出发。我们路过旅馆的时候把你带上。”
就像出现时一样，他迅速消失了。
我飞快地打好了行李。我只是假寐，所以大清早五点钟有人敲门的时候，我一蹦就起来了。
“你准备好了，很好，这是对你的证明，”昨天和我接头的那个人表示满意，“跟我们走吧。”
我上了一辆舒适的四门轿车。我们朝着山区开，方向大约在黎巴嫩东面。在一条小路口，换上一辆军用的越野卡车，然后就一直在森林里穿行。在一个有很多木棚的营地我们下车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叫法利蒂的游击队头目，他满脸胡子，据说有三十多年的游击经验。一上来他就叫我过去问话。和其他人不同，他不算特别固执，但很聪明，而且狡猾。很显然，这是一个巴勒斯坦战士而不是狂热的穆斯林。他留在这里，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倒不是为了做一个“真主的狂人”。他也在观察我，看样子对自己的测试很满意。
“欢迎你成为我们中一分子。”他大声说。“给我们带什么见面礼了吗？”
“一些经费，还有我自己。”
“你很有勇气。受过体能训练吗？他们告诉我，说你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几乎没有女人胜任这种生活，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些出人意料的女人往往也是令人生畏的战士。你是这种女人吗？”
“这是我人生的唯一目标，”我一面说着，一面在想自己怎么能够做到这样一本正经地说出这么多恶心话。
“我们会知道你是否胜任的。训练两天后开始，你想参加吗？”
“我来这里就是冲着这个，”我继续说恶心的话，再次暗自咒骂自己。
“当心，一切会很艰难，”法利蒂警告我。“你确定想试一试吗？你能受得了？当你进去以后，要么过关，要么完蛋。动摇是毫无可能的。一旦失败就回不了家。”
他语调很严厉但也不无友善。这是第一次，在一支阿拉伯军队里我从人说话的语气里发现了某种人性的东西。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坏。而他呢，看我的样子显然比较友好。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补充说，“如果真主允许，我的下一个家将安在巴勒斯坦的首都。此外别无他求。如果真主不同意，他就将召我到他的身边。”
法利蒂连连点头，脸上带着赞许的神情。
“你如果是这样想，那么一定能够实现目标。和其他人一起稍事休息，明天出发。”
“去哪里？”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提任何问题。我们为你安排一切，你的任务就是服从。好了，去那边吧。”
我服从了，按他所指的方向走去。在一些简易营房前我找到很多帐篷，十几个年轻人正在里面就着茶水啃干饼子。我热情洋溢地和他们打招呼，一起喝了几口茶，然后就裹上一条毯子沉沉睡去。我很清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睡上的几小时安稳觉。
第二天，我们出发去贝鲁特机场，从那里上机飞往的黎波里。依次办完海关手续，我们又爬上几辆军用卡车，被运到一个四周全是沙漠的绿洲。基地被伪装成一个大赌场，就像真正的度假村。居民都被统一安排住在地下堡垒里。来人总在夜间。从我们的时间安排表来看，一切都写的清清楚楚，照此行动我们从一开始就会累到半死。
大家被重新分配了卧室，男女分开。 但训练与此相反，是混合进行。和大部分低级准军事化部队一样，军官对我们的接待建立在花样百出的吼叫和辱骂之上。撇开训练不说，这些方法已经令我感到十分厌恶。但我这次不可能对着干，任何差错都将是不可挽回的。纪律条例非常严酷；服从与否变成了生死问题。
由于准备充分，我到达营地时是具备了一定优势的。但同时也有短处：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原始动力——90％出于仇恨，而另外10％则出于莫名其妙的骄傲。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薄弱环节。我的动力是思想方面的，建立在理性之上，目的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和你吸食迷药然后在恶梦中越陷越深完全是两码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仇恨会使理智受到限制从而一切都不经思考了。这就是军事行动的不同之处吧？它要求士兵头脑清晰。而我现在的处境则正好相反，最自由可行的思考方式就是攻击。
头两天我们接受的是正规军操练：肌肉练习，耐力训练，各种拉练和熟悉武器。刁难和拳脚劈头盖脑，虽然有些暴虐但暂时还不算过分。我心下宽慰起来。操练项目比野外训练困难大一点。我不得不故意装出有不如人的时候，免得别我的耐力水平引起别人注意。
我们队员之间渐渐建立了感情。男队员尤其团结。女队员之间猜忌多一点，会有一些争吵和嫉妒，这是女人的天性使然。不过在我假装虚弱的某个时候，当同室女孩用真诚的目光鼓励我时，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就滋生了。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对他们疯子似的死亡观我依然感到厌恶和难受。但这无关紧要，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及时出现。在这个地方，我的目的既不是算帐也不是讨论哲学问题，而是建立一个可观的关系网。
没多久教官就注意到了我的态度。第二天晚上我被叫到长官办公室。先是一顿辱骂和盘问，以确认我献身的热情没有问题，接着长官就直奔主题：“我向你下达命令。你的第一个任务。你必须干掉雅丝米娜。”
我早就猜到了，这在“意料之中”。那个黎巴嫩人在报告里曾提到过。一旦友谊败露，就会接到命令杀死自己的朋友。通常命令会下给两个当事人，使之有说服力。朋友关系意味着薄弱环节；因为人性弱点而致使复仇计划失败这是不可容忍的。为了掩饰我原本就知情，我故意微微一怔，然后再恢复到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怎么进行？”
长官命令道：“尽快。不用武器。你自己设法应付吧。”
我行过礼，走了出去。我明白自己必须放弃思考，不得有丝毫犹疑。我很想有条不紊地对抗这些野蛮家伙，但是太多的事情会因此受到牵连，太多的人需要拯救。何况，这个年轻女孩的目的不就是消灭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吗，我为什么要为她伤感呢？是啊，想到那些与此相关的生命，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1嬉戏的孩子们，他们不会愿意被喀秋莎火箭炮击中，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的孩子们……我决心已定，去他的雅丝米娜，她完了！
一回到寝室，我就迎面碰上了她讯问的目光。“讯问”，我不是信口开河地想到这个词。它能形容雅丝米娜想问我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它和我自己现在的想法非常吻合，我对她的怨恨。这个词附有理性成分，单纯而没有感情色彩。牺牲一个来拯救无数。我向倚在床边的雅丝米娜走过去，示意她站起来。她照我的意思做了，眼睛里满是疑惑。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他们给我下达了命令，”我说得很平淡，不想引起她的警觉，并要她到我身边来。
“什么命令？”
很缓慢地，我绕到她身后，小臂猛地击向她咽喉部位，勒住她脖子。几秒钟后，她在我的手臂中咽了气。我把她放在地上。
“命令就是做掉你，”我冷冷地，故意说过同室其他人听，他们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我确认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并站在尸体旁等了两分钟。然后我背上尸体，去向指挥官复命。迎接我的是无动于衷的冷淡，还有叱骂和刁难。我很有耐心地等到尾声，然后返回住处。我知道他们一心要我变成偏执狂，随时警惕着被命令来干掉我的某个人，因为该轮到我了。我熄灯睡觉，而且睡着了。这是唯一的途径，能满足我将他们赶走的愿望。一个小时后我惊醒了，一跃而起。耳边是同伴熟睡的鼾声。一阵羞愧袭来，我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干了什么疯事，一腔热血吗？答案随即跳了出来：尽可能拯救多数人的生命。如果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在其中，可是既然有那么多的毁灭因素，所有为此抗争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双手沾血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去胳膊和腿，不让他们在恐怖袭击下遭遇厄运，那么就沾血好了。我平静下来，很快又睡着了。
整个训练的气氛一天天变得沉重。我们中间不断发生大同小异的暗杀。每天压力都在加大。有人崩溃，哭泣，祈祷，哀求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他们被无情地处决了。活着的人明白了该怎样在竞争中生存。没人再相信任何人，大多数成员都不敢睡觉，他们忍着疲惫熬通宵，第二天的体能训练则一塌糊涂。后果不堪：刁难，测验，疲惫增加，全部神经都驯服于令人生畏的考试。而我呢，抓紧时间打盹，加起来四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足以保证我支撑下来，所以成功过关。这是个挺不挺得住的问题。女性受到的对待尤其暴虐得可以。侮辱性的、卑鄙可耻的测试接连不断。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让那些挺过来的人也不敢自傲。
到最后阶段，我们三十几个人只剩下了11个活物，女的两个。离开训练基地之前，指挥官在最后一次训话时向我们表达了敬意，对我们获得的成绩，还有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包括我们这一届极佳的男女比率。
在两个月训练期间，有15天我是花在了和他们打成一片上面。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庆祝狂欢，并参与制定了我们的“职业”规划。
我总算找到一个玩失踪的好机会，得以返回以色列。多夫见到我显得很开心。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而我报以一个阴郁的眼色，等于示意他“没错，我目的达到”；也等于告诉他“可我受够了，不想再说这些”。我回到房间闭门不出，看电视，狼吞虎咽地吃完他们送上来的饭菜、维生素片和镇静剂。两天后的上午，也许是觉得我休整得差不多了，指挥官把我叫过去汇报。黄昏时分多夫来了，他打断我们，开始教我练习“放松”技巧。我在以色列不能超过三天，得回去和我的新“战友们”会合了。
尽管准备充分，心理方面也跟得上，“培训期”种种考验所导致的怨恨情绪还是好几个月里都阴魂不散。最终，这些情绪都转变成了一种仇恨，也包括对自己人的仇恨。
四处晃荡的时候，防止生病的最好办法是在饮食方面和当地居民保持一致。这些人必定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存环境，所以除了仿效他们别无它法。和疯子们相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培训”出来的新成员在黎巴嫩南部森林或者山区里呆了两到三个星期，说是为了和老队员一起“执行巡逻任务”，即所谓的职业技巧学习。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在“巡逻”，可这规矩对于新人来说是极好的机会，我从中得到的教益甚至比在自己基地心理课堂上的收获还要大。这种生活方式有它自由和令人兴奋的一面。没有什么作息时间要遵守，没有等着你付的发票和税单，也没有塞车和嘈杂，工作和邻居。唯一讨厌的事情就是遇到狂风了。这种生活自然简陋了点，但适应起来也很容易。
实战演习很快就替代了对一个又一个恐怖行动小组的好奇参观。在战斗中我表现得很突出，但每次对安全区进行袭击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寻机把消息传给以色列那边的同伴。
我的身份是“富家子弟”，所以没人在意我的旅行开销。凭这个身份，我能够理所当然地以处理生意为由，经常取道苏黎世去欧洲。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对此小心翼翼，每次旅行的目的地都是苏黎世，如果回叙利亚“探亲”，日程安排也毫无破绽。
可是要知道，我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了好几年。阿拉伯人开始核实我的身份了，他们对我进行了跟踪和调查。自然是某些方面有出入，而关键在于我曾和一个叫阿布·夏都夫的人交谈过多，这个黎巴嫩人疑心很重。接下来，因为觉得我对事业很忠诚，他们仍然信任我。于是我 穿梭在各个机场之间，乔装行程不再困难，回以色列的机会也多了。环境，还有本能，在我的时间表里充当了重要角色。为了和所打入的这个阿拉伯组织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我可能花了四年多时间。我让他们慢慢习惯于我越来越频繁的往返。我的“职业经验”已经足以帮我应付一次次信任危机，这种情形在我返回组织的时候没少出现，但每次都不过给了我机会显摆自己的“坏脾气”，伪装反而变得更有说服力。这得身处东方生活模式之中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生活模式讨厌有条不紊，特别喜欢临阵变卦。
随着日子的增长，我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广泛的认识。他们无所事事地消磨日子，偏执到了极点，互相监视并伺机指责对方的背叛，被自以为无处不在的敌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我这个来自敌对阵营的人——在那边人们时刻担心会有人体炸弹突然跳上公共汽车——发现他们这儿也有同样的紧张气氛真是惊讶不已。我还以为他们更有安全感，更强捍，没那么多困扰。
法利蒂有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他想利用我的女性身份，派我到敌方境内去“跑一趟”，这样能打探到以色列境内以及边界情况。
“他们不会对一个女人起疑心，”他分析，“‘聋子’和你一起去。”
“聋子”是个有四十几年经验的游击队员，打战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身边炸了，他就聋了。他戴了助听器，但于事无补，因为他把电池给取了。原因呢，一是他听人说这“核能”电池对身体有害，二来呢他总担心以色列人在里面装窃听器。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吗？每当他抽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神智不清的时候，他就假想以色列人会在他熟睡的时候爬到他身边，把微型电子设备放进耳机里。只有取掉电池，才能确保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聋子”给我详细推理，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计谋。
“工程师，我说的对吗？”他自信地看了我一眼，问我。
当然有道理，我暗想。把电池拿掉，清清楚楚地大声说给以色列人听，这传播更直截了当，效果更好，而且免了我们的人穿过六十公里山丘和森林爬到你身边去。
“对不对？”他又问了一遍，等着我回答。
“当然，”我高声说，“这办法太好了。”
“这样比较保险。”他点头表示肯定。
“聋子”总戴着他的助听器，好像那是他身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否则就不足以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他，就是“聋子”，与众不同。而在法利蒂看来，谁也不会逮捕一个和残疾人结伴而行的女人，何况是个“假装”弱智的残疾人。
很幸运，我只做了两次这样的旅行。这个角色不适合我。我们自己人这边，另一个情报部门也派了执行双重任务的间谍。他们想不到有我这么个“竞争者”，也想不到后果之混乱：我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行动的偶然性增大。再说，我没受过类似训练也没能力轻易骗过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机构，何况精神上承受不起这种赌注。归根结底，就算完全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