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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来的重要的遗产是，“我们生而具有的法律”的创造被看作是一个有学问的阶级的特权，这一特权从未有人成功地动摇过。
都市的理性主义，像智者派和斯多葛派的情形一样，一直忙于“自然法”的工作，从奥尔登多尔普（Oldendorp）和波狄诺斯（Bodinus）对它的创立到黑格尔（Hegel）对它的瓦解。在英国，伟大的柯克（Coke）成功地捍卫了自行发展的日耳曼习惯法，抵挡了都铎家族（Tudors）想引入《法理会要》的法律的最后尝试。但是，在大陆，博学者的体系却以罗马的形式直接发展为德意志的各邦法典和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框架，后来的《拿破仑法典》就是以这一框架为基础的。因此，布莱克斯顿（Blackstone）的《英国法释义》（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65年）是唯一的纯粹日耳曼法典，而它出现的时候，浮士德文化已经开始步入其文明阶段了。
八
由此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环顾左右，我看到了三种法律史，它们仅仅由口传的和文字的形式的要素而联系在一起，并自动地或被迫地相互传递，但从未向新的使用者揭示构成其基础的外部存在的性质。其中有两种历史是完成了的。第三种是我们自己正位于其中的那种历史——而且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在这个关头，该轮到我们着手那庞大的建构工作了，这工作是罗马和伊斯兰各自为了自己并在其全盛时期已经在我们之前完成了的。
迄今为止，“罗马”法对我们起了什么作用呢？它破坏了什么呢？它在未来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们的法律史中，有一个东西作为基本的动因贯彻始终，那就是书本与生活的冲突。西方著作并不是一种神谕或魔术师的、具有麻葛式的下意识（under…sense）的文本，而是一部保存下来的历史。它是被压缩的过去，需要通过我们对它的阅读而变为将来，它的内容将在我们这里得以复活。浮士德式的人不像古典人那样，旨在使他的生活达于一种自足的完满状态，而在于继续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在他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并将在他以后很久才结束。对于哥特式的人来说——只要他真正地反思他自己——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应当寻求他的存在与历史的联系，而在于在什么方向上去寻求那些联系。他需要一种过去，为的是发现其在当下的意义和奥秘。在精神的方面，那自行呈现于他面前的过去，便是古代的以色列；在世俗的方面，便是古代的罗马，他在他的周围处处都能看到罗马的遗迹。那受到崇敬的事物之所以受到崇敬，不是因为它是伟大的，而是因为它是古老的和遥远的。如果这些人知道了埃及，他们就不会注意罗马，而我们的文化的语言也就会有不同的发展。
由于西方文化是书本的文化和读者的文化，所以，其在所有领域对古典文本的“接受”就犹如罗马法在德意志被“接受”一样，而对这些文本的进一步发展，采取的是缓慢的和不自愿的自我解放的形式。在这种文化中（在麻葛型的东方，情况有所不同），对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国法大全》的“接受”，意味着迫不及待地去为我们自己的思想发现一种万物皆备的容器，其结果，使得一种历史地建构的人变成了概念的奴隶。当然，外来的生命情感不曾也不能进入他的思想中，相反，对于他自己的生命情感以其自身的、不受约束的语言去发展而言，这外来的生命情感倒成了一种阻碍。
既然法律思想不得不依附于某种有形的东西——那么，在它能抽象出它的概念之前，必定就有某种东西存在；必须有某种东西可使我们从中进行抽象。西方法学的不幸就在于：它不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有力而稳固的习俗中进行搜寻，却早熟地并匆匆地从拉丁著作中进行抽象。西方法学家成了语文学家，实际的生活经验被学者的经验所取代，后者只会在自足的基础上对法律概念进行纯粹逻辑的分类和排列。
正是因此，我们完全忘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它的时代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存在。《拿破仑法典》和《普鲁士习惯法》（prussian Landrecht），格劳秀斯（Grotius）和蒙森，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法律职业的训练中和在法律文献中，我们也没有发觉有效的法律的这种——真正的——“源头”的一丁点踪迹。
所以，我们所拥有的私法，乃是建立在晚期古典经济的不牢固的基础上的。在我们的文明的经济的这些发端中，使资本主义之名与社会主义之名对立起来的那种强烈的不满，绝大部分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学究气的法学，以及受其影响的、一般地受过教育的思想，已经把诸如人、物和财产这类极其重要的概念同古典生活的条件和倾向联结在了一起。书本将自己置身于事实和对事实的感知之间。学者——在此指的是书斋里的学者——直到今天还在用本质上古典的尺度去衡量一切。那只是行动而未受过判断训练的人，觉得自己被人误解了。他看到了时代的生活与法律对它的看法之间的矛盾，因而不停地对那些在他看来是为了私人目的而促进了这种对立的人们发出吁请。
还有一个问题是：西方法律是由谁、以及为谁而制定的？罗马的行政长官是一个地主、一个军官、一个对行政问题和财政问题富有经验的人；正是由于掌握了这种经验，他才有资格担负起释法者和立法者这两种不可分割的职能。外事行政长官把他的外侨法发展为一种适合晚期古典大都市的通商法——没有预先的计划，没有任何的倾向，只是从出现在他面前的案件开始，仅此而已。
但是，浮士德式的追求绵延的意志要求的是一部著作，是某个“永远”有效的东西，某个意在事先为所有可能的案件提供条款的体系，而且，这还是一部学术著作，必然需要一个由法学家和法官组成的学者阶级——他们是各个学科的博士，属于古代德意志的法律家族，或者是法国的“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英国的法官，为数几乎不超过一百人，确实皆是从出身上流阶级的辩护人＇“律师”（barristers）＇当中选拔出来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爵位要高于许多政府阁员。
学者阶级不通世务，对非源自思想的经验不屑一顾。因此，不可避免地，学者愿意接受的“知识状态”与实际生活的易变的习俗之间，总会发生冲突。就这样，伊尔内留斯的《法理会要》的抄本变成了博学的法学家徜徉其中的“世界”，且历时数百年不变。甚至在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法律专科的英国，也只是专业的法律人士控制法律的进一步发展，结果，甚至在这里，法律观念的发展根本背离了一般生活的发展。
因此，我们迄今的所谓法律科学，事实上或者是法律语言的语文学，或者是法律观念的学问。它是现今仍在以“永恒有效”的原则来推论生活的意义的唯一科学。梭姆说：“今天的德意志法学，诚然基本上表现的是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承袭来的遗产。可我们至今尚未非常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周围的实际生活的基本价值对于法律理论的影响。我们甚至连这些价值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此，这就是未来的德国思想必须完成的任务。它必须从现在的实际生活中去发展出那种生活的最深刻的原则，并将它们提升为基本的法律观念。如果说我们的伟大的艺术已经离我们而去，那么，我们的伟大的法学尚未到来。
因为19世纪的工作——不论那个世纪认为自己如何地有创造性——不过是准备性的工作而已。它已经使我们摆脱了查士丁尼的著作的束缚，但尚未摆脱概念的束缚。在学者们当中，罗马法的观念形态已不再重要，但旧式的学问依然存在。现在需要的是另一种法学，来使我们摆脱这些概念的体系倾向。语文学的技能必须让位于社会的和经济的技能。
只要稍微看一下德意志的民法和刑法，即可弄清楚这个论断。它们是编织了由各种次要法律构成的花环的体系——要在主法中来体现这些次要法律的材料，这是不可能的。从概念并因此从语句上说，那些不能依据古典框架来理解的东西，和那些可以这样来理解的东西分离了。
在1900年，电力盗窃罪——在对所争论的东西是否是有形物作了一番可笑的讨论之后——必须依据一个特别的法令去处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不可能将专利法的实体运用到物权法的总体中呢？为什么版权法不能在概念上将理智的创造物、它的可交流的形式即手稿和客观的印刷产品区分开来呢？为什么——与物权法相矛盾——要区分一幅画的艺术所有权和物质所有权，就必须将原作的获得与复制它的权利的获得分离开来呢？为什么盗用一个商业理念或一种组织方案可以不受惩罚，而偷盗那公布这理念或方案的纸张却要受到惩罚呢？因为甚至在今天，我们还被古典的有形物的观念支配着。我们过着全然不同的生活。我们的本能经验受到许多功能性的概念的影响，如工作能力、创新能力、进取心，又如智力的和体力的、艺术的和组织的活力、能力和才能。在我们的物理学（它的理论，虽然高深，不过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摹本而已）中，旧的实体观念原则上已不复存在——就像在这个电力的实例中一样。在现代经济学的各种伟大事实面前，为什么我们的法律在概念上毫无帮助？因为人也只是作为实体才为我们的法律所知的。
尽管西方的法学采用的是古代的词汇，但附着于其上的仍然只是古代意义最表面的因素。文本的一贯性揭示的只是语汇的逻辑运用，而不是构成语汇之基础的生活。任何的实践都不能重新唤醒旧法律观念的沉默的形而上学。世界上没有一种法律能使这最后的和最深刻的因素获得澄明，因为——正是因为——它是自明的。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本质的因素已在暗中预定了；在应用中，人们内在地理解的和能够实践的，不仅有公式，而且主要地还有那公式下不可言表的因素。每一种法律，毫不夸张地说，都是习惯法。让成文法去规定语词吧；能说明它们的还是生活。
然而，如果一个学者的有着外来源头和外来框架的法律语言想要去支配本国固有的法律，那么观念便永远是无效的，而生活也永远是缄默的。这时，法律便不是工具，而是负担，现实也不会随同法律的历史一起前进，相反会背道而驰。
因而，我们的文明所需要的法律材料仅在外表上吻合、甚至根本不吻合古典的法律著作的框架，并且，对于我们本身的法学和我们的一般地受过教育的思想来说，这种法律材料还是尚未获得形式的，故而是不合用的。
人和物，在今天的立法意义上，真的是法律概念吗？不是！它们只适宜于在人与其他东西之间作一般的区分，或者说作动物学上的区分。但是，从前的有关古典存在的整个形而上学都依附于“人”的概念。人与神之间的区分，城邦、英雄、奴隶的本质，质料和形式的宇宙，不动心的生活理想，都是自明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我们的思想中，“所有权”一词是与古典的静态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每当运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动态机制时，它就是虚妄荒谬的。我们还是把这些定义留给那遁世的抽象的伦理学教授、法学家和哲学家吧，让政治空谈家去对其作愚昧的辩论吧——即便对今日的经济历史的全部理解皆有赖于这一概念的形而上学，我们也要如此。
因此，必须强调且须极其严格地强调的是，古典的法律是一种实体的法律，而我们的法律是一种功能的法律。罗马人创造了一种法律静力学；我们的任务则是要创造一种法律动力学。在我们看来，人不是实体，而是力和意志的单位；物也不是实体，而是这些单位的目的、手段和创造物。实体之间的古典关系是位置上的，而力之间的关系则是所谓的作用。对于一个罗马人来说，奴隶是一个能生产新的物品的物。一个像西塞罗这样的作家从不会想象“知识的所有权”，更别说实用概念的所有权或才智潜力的所有权；反之，在我们看来，组织者或发明者或促进者是一种作用于其他执行力（executive forces）的发生力（generative forces），这种发生力将赋予其执行力的行动以方向、目标和手段。这两种力都属于经济生活，且不是作为物的占有者，而是作为能量的传递者。
未来召唤我们去转换整个的法律思想，使其与我们的高等物理学和高等数学保持一致。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技术生活正期待着最终受到这样的理解。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将需要一个多世纪的最敏锐和最深刻的思想。而先决条件就是法学家要接受全新的准备性训练。它要求：
1。对当代经济生活有直接的、广泛的和实际的经验。
2。对西方法律史有确切的知识，并对德国、英国和“罗马”的法律发展经常进行比较。
3。要具有古典法学的知识，不是把它当作今日有效的各种原则的典范，而是当作一种法律如何能从其时代的实际生活中发展得强健而又纯粹的光辉范例。
罗马法对我们已不再是永恒有效的原则的源泉了。但是，罗马生存和罗马法律观念之间的关系，却使罗马法对我们具有某种新生的价值。我们从它那里可以学到，我们应当如何从我们的经验中来构建我们的法律。
城市的心灵（1）
一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爱琴海上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一个是迈锡尼世界，它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昏昏然沉醉于劳绩和磨难，默默地在成熟中走向自己的未来。另一个则是克里特的米诺斯（Minoan）世界，它愉快而满足，舒适地安身于一种古老文化的宝藏中，仪态优雅，光辉四射，把它的所有重大问题都置之脑后。
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地理解这种现象——尽管在今天，它已成为研究兴趣的中心——除非我们能理解那分离这两种心灵的深不可测的对立。那时的人们一定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对立，但并不能“认识”它。我看到，在我的面前：梯林斯（Tiryns）和迈锡尼的居民面对克诺索斯（Cnossus）的不可企及的生命“精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谦逊；那受过良好教育的克诺索斯人对微不足道的首领及其随从的蔑视；还有那些健康的野蛮人所表现出来的秘密的优越感，就如同日耳曼军人面对年长的罗马显贵所产生出的优越感一样。
我们如何能在某一立场来认识这种情形呢？有好几次，两种文化的人两两相望。我们知道世上不只有一种“居间文化”（Inter…Culture），在其中，人类心灵的某些最重要的倾向已经自行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如同这种居间文化代表着克诺索斯与迈锡尼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也代表着拜占廷宫廷与和它联姻的德意志领主（例如鄂图二世）之间的关系。对于德意志土地上那种粗犷无羁的朝气——舍费尔（Scheffel）在《爱克哈特》（Ekkehard）一书中作了描绘——骑士和伯爵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惊奇，而一种高雅的、多少有点苍白疲惫的文明却报之以轻蔑的惊讶。
在查理曼身上，明显地混合了一种正处于觉醒之初的原始的人类精神和一种置于其上的晚期智性（intellectuality）。查理曼统治的某些特征，使我们将他称作是法兰克王国（Frankistan）的“哈里发”，但在他的另一方面，他不过是一个日耳曼部落的首领；而正是这两者的混合，使他具有一种象征性，就如同亚琛的宫廷礼拜堂（Aachen palace…chapel）的形式一样——已不再是一个“清真寺”，但也不是一个基督教教堂。同时，日耳曼－西方的前文化还在不断发展，但发展得很缓慢，而且是不知不觉地发展，因为我们极其不恰当地称作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突然的光辉，其实是自巴格达传来的一条射线。不容忽视的是，查理大帝的时代是一个表面的插曲，就像偶然事故的终局一样，其终局是没有结果的。公元900年之后，在经历了一次新的巨大萧条以后，一个实际上全新的东西开始了，这个东西具有一种命运的效验，具有保障持久性的深度。但是，在800年的时候，还是阿拉伯文明的太阳从东方的世界城市照到西方的乡村。连希腊主义的阳光也是这样传播到遥远的印度河流域的。
矗立在梯林斯和迈锡尼山丘上的，是那在根源上属于日耳曼类型的行宫（Pfalz）和城堡（Burg）。而克里特的王宫——不是国王的城堡，而是为一群男女祭司修建的巨大的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