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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若不知道古典的城市在南方的正午下、在清晨的云朵中、在星光璀璨的夜间所呈现的壮观景象，我们对这些城市，能所知几何？街道的通衢，有直有曲，有宽有窄；街中的房屋，有高有低，有亮有暗；在所有的西方城市中，房屋都正面朝街，而在所有的东方城市中，则是房屋的背部、围墙和栏杆面对着街道；还有广场和拐角、死巷和林荫道、喷泉与纪念碑、教堂或寺庙或清真寺、圆形剧场与火车站、百货商店与市政厅，这一切的景物，透示出何等的精神！还有市郊，既有整洁的花园别墅，也有杂乱的公寓、垃圾堆和分配站；既有时髦的社区，也有贫民窟；既有古典罗马的苏布拉郊区（Subura），也有今日巴黎的圣日耳曼郊区（Faubourg Saint…Germain），既有古代的巴亚（Baiae），也有近代的尼斯（Nice），既有布鲁日（Bruges）和罗森堡（Rothenburg）这样的小城风光，也有像巴比伦、提诺契特兰、罗马和伦敦那样的房屋的海洋！所有这一切，都有其历史，都是历史。只要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城镇的面貌就会随之改观。拿破仑曾使波旁王朝的巴黎、俾斯麦曾使本不重要的柏林，具有了全新的风采。但是，乡村不受影响地站在一旁，怀着猜疑与激动。
在最早的时候，景观的形象（landscape…figure）独自统治着人类的眼睛。它赋予人的心灵以形式，与其和谐共振。人的情感与丛林的呼啸，合拍而动；草原与沼泽，适应着景观的形态、历程甚至外表。村落，及其寂静的丘顶、黄昏的炊烟、水井、篱笆、牲畜，完全溶合并嵌入于景观之中。乡村的小镇，证实了乡村的存在，是乡村图象的一种强化。是晚期的城市首先挑战了土地，以其轮廓的线条与自然相冲突，否定着全部的自然。它想要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那些高耸的山墙，那些巴罗克式的圆屋顶、尖阁和尖塔，与自然毫不相干，也根本不想与自然发生关系。接着，出现的是巨大的国际都会，即作为世界的城市，它不能容忍其他的任何东西存在于自己的近旁，故而着手灭绝了乡村的图象。曾经有一段时间，城镇还谦逊地使自己适应乡村的图象，而现在，它却坚持要对方来适应它，变得和它自己一样。于是，在郊野，大道、树木、牧场，都变成了公园，山岭变成了旅游者观光的景区；而在城内，则出现了一种仿造的自然，用喷泉取代了泉水，用花坛、人造水池和修剪整齐的篱垣取代了草地、池泽和丛林。在村落中，茅草盖成的屋顶仍然像小丘一样的形状，而街道就像田间的陇畔，自然天成；但是在大城市中，高大的、石砌的房屋之间所呈现的图象，犹如又深又长的峡谷，房屋里充弥着彩色的尘埃和奇异的喧嚣，人们居住在这种屋子里，其情形是任何自然存在所无法想象的。人们的服装，甚至面孔，都必须适应这种石头的背景。白天，街道的交通充斥着奇异的色彩和音响，夜晚，新造的灯光胜过月亮的光亮。乡下的农夫，无助地站在人行道上，什么也不了解，也不为任何人所了解，只是被当作滑稽剧中的一个常用的典型，以及这个世界的日用面包的供应者而已。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城市由于是逐渐从乡村中脱离出来的并最终使乡村破产了，因而是高级历史的进程和意义一般地遵循的决定性的形式，那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古典世界，在那里，欧几里得式的生存感觉总是把城市观念和它的缩小广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由此而变本加厉地把国家同个别城邦的石头实体等同起来。但是，与此例大异其趣的是，我们又在每一种文化中很快地发现了都邑城市（capital city）的类型。正如其名称直截了当地指明的，这种城市的精神，以其方法、目的、决策和经济支配着乡村。乡村及其居民对于这一支配精神来说，只是工具和对象。乡村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甚至都没有人过问它。在所有晚期文化的所有国家中，重要的党派、革命运动、恺撒主义、民主政治、议会，都是一种形式，都邑精神通过这种形式告诉乡村它应当希望什么，告诉它，如果发出号召，它应当为什么而献出生命。古典的广场、西方的报刊，本质上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所拥有的智力引擎。任何乡村居民，如果他真正地懂得这些时期的政治的意义，并觉得自己正处在这些时期的水准上，他就会迁移到城市，即便身体不能，但精神一定会迁移。农民的乡村的情感和公共舆论——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东西的话——是受城市的刊物和言论所指引和领导的。这些都邑城市，在埃及，是底比斯（Thebes）；在古典世界，是罗马；在伊斯兰，就是巴格达；在法国，就是巴黎。每种文化的青春阶段的历史，是在许多不同地区的许多小中心上演的。埃及的各个行省（nomes），荷马时代的希腊各民族，哥特时期的各个州郡和自由城市，都是古代历史的创造者。但是，逐渐地，政策向着少数的几个都城倾斜，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政治生存的影子。甚至在古典世界中，城邦的原子化倾向也无法抵挡这一主流的运动。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期，真正掌控政策的也只有雅典和斯巴达，爱琴海的其余城市都不过是其中某一个霸权的组成部分而已；至于它们自己的政策，已不再有什么价值了。最后，只有罗马城的广场才是古典历史的舞台。恺撒尽管可以在高卢作战，他的刽子手尽管可以出征到马其顿，安东尼尽管可以打到埃及，但是，不管在这些战场上发生了什么，那些事件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它们和罗马发生了关系。
四
一切有效的历史都是从原始的阶级，即贵族阶级和僧侣阶级开始的，这两个阶级是自行形成的，并把自己升格到农民阶级之上。大贵族和小贵族的对立，国王和属臣的对立，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对立，乃是一切原始政治的基本形式。荷马时代、中国、哥特时期的政治都是这样，一直到随着城市、市民、第三等级的出现，历史才改变了它的样式。但是，历史的整个意义却只是存在于这些阶级及其阶级意识中。农民是没有历史的。乡村处在世界历史之外，从“特洛伊”战争到密司里德提克（Mithridatic）战争，从萨克森皇帝的战争到1914年的世界大战，这全部的演变都是通过景观上的这些小点进行的，有时把它们毁灭了，耗费了它们的精气，但对于它们的内在性从来不曾有一丁点的触动。
农民是永恒的人，独立于安身在城市中的每一种文化。他先于文化而出现，但比文化生存得长久；他是一种缄默的动物，一代又一代自行繁殖下去；他把自己局限在束缚于土地的天职（callings）和才能上，他是一种神秘的心灵；他具有一种枯燥然而敏捷的理解力，这种理解力只关心实际的事务；他是那在城市中创造世界历史的血气的源头和用之不竭的源泉。
无论城市在国家形式、经济习惯、信条、工具、知识、艺术等方面如何来想象文化，农民都是猜疑地和犹豫地加以接受；尽管最后他可能还是会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但他作为一种类别决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因而，西欧的农民表面上接受了从有名的拉特兰（Lateran）宗教会议到特兰托（Trent）宗教会议的全部教义，如同他接受机械制造的产品和法国革命的结果一样——但他仍旧是他的老样子，仍旧是他在查理曼时代已有的样子。现今农民的信仰比基督教还要老；他所信奉的神比任何高级宗教的神都要古老。如果给他消除大城市的压力，他就会回复到自然的状态，不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他的真正的伦理，他的真正的形而上学，是处于一切宗教和精神的历史之外的——事实上，它们根本就没有历史——还没有一个城市的学者认为它们是值得研究的。
城市是才智。大都市是“自由的”才智。正是在反抗血统和传统的“封建”势力的过程中，市民或资产阶级这一才智的阶级，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单独存在。它以理性的名义，尤其是以“人民”的名义，推翻王权，限制旧特权，从此以后，“人民”就特别地意指城市的人民。民主是城里人要求农民也具有与之相同的世界观的一种政治形式。城市中的才智之士改革了文化青春时期的伟大宗教，在贵族和僧侣的旧宗教以外建立了一个新宗教，即第三等级的宗教，那就是人文科学（liberal science）。城市领导并控制着经济的历史，以不同于物品的货币的绝对观念取代了与乡村的生活和思想永远不可分的土地的原始价值。乡村自古就有一个词来表示物物交换：“以物易物”（barter）；即便被交换物是贵金属，交换过程的基本观念仍不是货币——就是说，它并没有从货物中把价值抽象出来，把它固定在金属的或虚构的量中，以便把货物当作“商品”来加以衡量。在文化的青春时期，沙漠商队的远行和北欧海盗的航行是在乡村居民区之间进行的，具有以物易物或掠夺之意，而在文化晚期，则是在城市之间进行，这意味着“货币”。这正是十字军远征以前的诺曼人和十字军远征以后的汉萨人（Hansa）及威尼斯人之间的区别，是迈锡尼时代的水手与希腊后来的拓殖时期的水手之间的区别。城市不仅意味着才智，而且意味着金钱。
很快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达到这样一种有力的地步，以至于它无须再去抵御乡村和武士精神，而是相反，它变成了一种zhuanzhi，乡村及其基本的社会秩序在对它作着绝望的自卫斗争，既在精神方面反对民族主义，也在政治方面反对民主政治，还在经济方面反对货币经济——这时，一个新的时代便到来了。在这个时期，历史上真正居有支配地位的城市的数量已经变得很少了。由此，在大城市与小城市或城镇之间，出现了一种深刻的区别——其中首要的是精神上的区别。后者十分有意义地被称作乡镇（country…town），它是不再共同起作用的乡村的一部分。在这种城镇中，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别并没有缩小，不过这种差别比起它们与大城市之间的新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乡村的不露声色的敏捷性和大都市的智慧是醒觉意识的两种形式，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此，又一次很明显，重要的不是居民的数量，而是精神。还有，很明显的是，在所有的大城市中，总有一些隐秘的角落，在那里，差不多属于乡民的残余住在街旁的侧路上，完全就像是住在乡村一样，并且，街道两旁的人们的关系几乎就像是两个村子的人的关系。事实上，这是一种正处上升的市民精神的金字塔，随着数目的减少，视野变得越广，这金字塔从那种近似农村的因素开始，逐层缩小，直到塔尖少数的属于真正大都市的市民，对于这种人，他们的精神哪里得到满足，他们就在哪里感到舒适自在。
这样一来，货币的概念就获得了充分的抽象性。它不再只有助于理解经济的交往活动，而且还使物品的交换服从于它自己的演变。它对物品的估价不再只是物品双方的事，而是要参照它自己来进行了。它与土地的关系，与土地上的人的关系，就这样彻底地消失了，以至于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城市——“金融市场”——的经济思想中，这种关系完全被忽视了。现在，货币变成了一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完全是理智的，只能通过它所使用的金属量来描绘，这种力量的现实性就存在于经济上活跃的上层居民的醒觉意识中，这种力量使关心它的人要依赖它，就像农民要依赖土地一样。正像有数学思想和法学思想一样，我们也有货币思想。
但是，土地是实在的和自然的，货币是抽象的和人为的，它仅仅是一种“范畴”——如同“美德”在启蒙时期的想象中一样。因此，每一种原始的、前市民时代的经济都依赖于宇宙的力量、土地、气候、人的类型，并且和它们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货币作为醒觉意识中的经济交往的纯粹形式，在潜力的范围上并不比数学世界和逻辑世界的数量更受现实的限制。如同有关事实的观点并不能妨碍我们随意建构出多种非欧几何一样，在发达的大都市的经济中，对于“货币”的增长或——比如说——按其他的货币维度去思考，人们不再能提出任何一致的异议。这和可获得黄金的能力或黄金在现实中的任一价值毫无关系。没有一种标准或一种物品可以拿来对波斯战争时期塔伦（talent）的价值与庞贝在埃及所掠夺的塔伦的价值进行比较。就人是一种经济动物而言，货币已经变成了醒觉意识的一种活动形式，在存在中不再有任何的根源。这就是货币对每一刚开始的文明具有巨大的力量的基础，因为文明总是一种无条件的货币霸权，尽管在不同的文化中所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这也是货币缺乏稳固性的原因，这种缺乏最终导致了它的力量和意义的丧失，以至于到最后，例如在戴克里先时代，它从行将终结的文明的思想中消失了，土地的原始价值重新归来取得了它的地位。
最后，在那里，完全解放了的才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象征和容器，这就是世界城市，而世界历史的进程，便以此为中心，通过自行终结而告结束。在每一文明中，总有那么几个大地方要剥夺和贬低其自身的文化所依托的整个大地，将后者轻蔑地称之为“行省”（provinces）。所谓的“行省”，现在是无所不指——乡村、城镇和城市——但有两、三个点除外。再也没有贵族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与奴隶、希腊人与蛮人、信徒与非信徒之分，而只有世界公民（cosmopolitans）和行省居民（provincials）之分。在这一对比面前，所有其他的对比都显得黯然失色，它支配着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生活习惯和所有的世界观。
在所有的世界都市中，最早的两个便是巴比伦和埃及新帝国时期的底比斯——克里特的米诺斯世界尽管光辉照人，但只能算是埃及的“行省”。在古典世界中，第一个世界都市应当是亚历山大里亚，它使得古希腊一下子降格到行省的水平，甚至于罗马，甚至于重建的迦太基，甚至于拜占廷，都不能超过它。在印度，优禅那（Ujjaina）、曲女城（Kanauj），尤其是华氏城（Pataliputra），这些大城市甚至在中国和爪哇（Java）也是大名鼎鼎；至于阿拉伯世界，在西方，每个人都知道巴格达和格拉那达的神话传奇所带来的声誉。在墨西哥世界，乌克兹马尔（Uxmal）（建于950年）似乎是玛雅帝国的第一个世界城市，但是，随着托尔特克人（Toltec）的世界城市特兹库科（Tezcuco）和提诺契特兰的兴起，它便下降到行省的水平。
我们不要忘记，“行省”这个词最初出现时，是罗马人描述西西里所使用的一个宪法上的名称；事实上，西西里的被征服，正是一个曾经的著名文化景观下降为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对象的最早例证。叙拉古是古典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大城市，当罗马还是一个不重要的乡村城镇的时候，它就已经很繁荣了，但是后来，面对着罗马，它变成了一个行省性的城市。与此相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德里和教皇的罗马，在17世纪的时候还是欧洲城市中的领头羊，但从18世纪初开始，便被世界都市巴黎和伦敦压下去了，降格到了行省的水平。还有，在1861～1865年内战期间，纽约崛起升到世界城市的地位，这也许是19世纪最具深长意味的事件。
城市的心灵（3）
五
“世界都会”（Cosmopolis），就像巨大的石像，矗立在每一伟大文化的生命历程的终点。文化人在精神上是由乡土塑形的，他被自己的创造物即城市所掌握和拥有，而且变成了城市的动物，成了它的执行器官，最终成为它的牺牲品。这种石料的堆积就是绝对的城市。它的意象，出现于肉眼的光的世界中，极尽宏伟壮丽之能事，把确定的既成之物的全部高贵的死亡象征囊括殆尽。哥特式建筑中那弥漫着灵性的石头，在历经千百年的风格演化之后，已变成了这种恶魔性的石头荒漠的毫无心灵的死物质。
这些终极的城市完全是智性的。它们的房屋不再像爱奥尼亚式和巴罗克式的房屋那样是过去农民的房屋的派生物，从后者那里，文化把自己的青春时期带进历史之中。一般地说，在这类房屋中，灶神、门神、家神和财神不再有任何立足之地，它们仅仅是一些由于需要而不是由于血统、由于商业精神而不是由于情感所形成的屋宇。只要火灶作为一个家庭实际的和真正的中心还具有一种虔敬的意义，房屋和土地的古老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