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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有关居所及其种族的世界史；为我们提供这种历史，应当是研究者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但是，我们应当采用与艺术史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工作。和所有艺术史的发展步伐（tempo）相比，农民的住所算得上是持久的和“永恒的”，就像农民自己一样。它外在于文化，因而也外在于人类的高级历史；它既不认识这种历史的时间限度，也不认识它的空间限度；在建筑所经历的所有变化中，它理想地保持不变，它目击那种变化，但它不参与其中。古代意大利的圆形小屋在帝国时代还能找到。罗马的长方形房屋的形式，是另一个种族的生存标志，它在庞贝甚至在帝国的宫殿都还能找到。每一种装饰和风格都是仿效东方的，但没有罗马人曾想过要模仿叙利亚的房屋，如同希腊化时期的城市建筑师妄自改变加伦（Galen）所描述的迈锡尼和梯林斯的大正厅形式以及古希腊农民的房屋一样。萨克森和法兰克农民的房屋从乡村农场经过古代自由城市的市民房屋到18世纪的贵族建筑物，其本质的核心一直保持无损，而哥特式的、文艺复兴式的、巴罗克式的和帝国式的风格一个接一个从它眼前滑过，从地窖到顶楼都装点了它们的某些本质要素，可从未败坏居所的精神。家具的形式也是如此，在那里，我们不得不仔细地把心理的处理和艺术的处理区分开来。特别是，北方的椅子的进化——一直到俱乐部的躺椅——乃是一种种族史，而不是所谓的风格史。就种族的命运而言，所有其他的特征都可能欺骗我们——例如，在被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Ⅲ）击败的“航海民族”当中的埃特鲁里亚人的称号，勒谟诺斯（Lemnos）的谜一样的铭文，埃特鲁里亚墓地的壁画，都不能可靠地证明这些人的实体性联系。尽管临近石器时代末期，在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东部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种有说明力的装饰，并延续下来了，但在那里，一个种族取代另一个种族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在西欧只拥有特洛伊人与克洛维（Chlodwig）之间若干世纪的陶器残片，我们对于那所谓的“大迁徙”的事件就无迹可寻。但是，在爱琴海地区，一种椭圆形房屋的出现和在罗得西亚（Rhodesia）这种房屋的另一个非常显著的范例的出现，及频频讨论的萨克森农民家居和利比亚的卡拜尔人（Kabyle）的农民家居之间的一致性，皆揭示了一段种族历史。当一个民族把装饰并入自己的形式语言的时候，装饰就开始了其传播过程，但一种房屋类型只能随着它所属的种族而移植。一种装饰的消失只意味着语言的一种变化，但当一种房屋类型消失的时候，却意味着种族的灭亡。
由此言之，艺术史除了需要恰当地从文化时期开始以外，决不可忽视在其进程中把种族方面仔细地和固有的语言区分开来。在文化的开端，常常会有两种十分明确的高级形式出现在农民的村落，分别作为存在的表现和醒觉存在的语言。它们就是城堡和教堂。在这两者那里，图腾和禁忌、渴望和恐惧、血气和理智之间的区别导致了一种重大的象征主义。古埃及的、古中国的、古典的、南阿拉伯的和西方的城堡，作为世代相传的家，十分接近于农民的茅草屋，二者作为生活、繁殖、死亡的现实的复制品，是处于整个艺术史之外的。德国城堡（Burgen）的历史整个地是种族历史的一个片断。早期的装饰其实就是在二者当中自行传播，在这里美化横梁，在那里美化门户，在另外一个地方又美化楼梯，但它这样做或那样做是有选择的，它也可以完全不加理睬，因为在房屋的结构和装饰之间，并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教堂是不被装饰的，它本身就是装饰。教堂的历史与哥特式风格的历史是一致的，多立克式的神庙和所有其他早期文化的建筑的情形也都是如此。在西方文化及其他每一种我们对其艺术有着充分认识的文化中，这种一致性是如此之严密，以至于谁也不会惊奇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严格意义上的建筑（它不过是纯粹装饰的最高形式）整个地只限于宗教建筑。在格恩豪森（Gelnhausen）、哥斯拉尔（Goslar）、瓦特堡（Wartburg）中存在的全部的建筑之美，皆取自于教堂艺术；这种美是装饰，而不是本质。一座城堡，一把剑，或一个水壶，可以完全没有这种装饰，而仍不失其意义甚至形式。但是，在一座教堂中，或在一座埃及的金字塔陵墓中，本质与艺术的这种区别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我们区分了具有一种风格的建筑和住着具有一种风格的人们的建筑。在修道院和教堂中，是石头具有了形式，并把这形式传达给为它服务的人们；而在田庄和采邑要塞中，是乡民和骑士的生活的充沛精力从自身中孕育了建筑。在这里，居先的东西是人而不是石头；在这里，也有一种装饰；这种装饰是人所固有的，它就存在于举止和习俗的严格本质和稳定形式中。我们可以称这是活生生的风格，以区别于那僵硬的风格。但是，正如这种活生生的形式的力量也要影响到僧侣阶层，从而在哥特时期和吠陀时期创造出一种骑士僧侣的类型一样，罗马式－哥特式的神圣的形式语言则波及到与这种世俗生活有关的一切事物，如服装、武器、房间、器具等等，并把它们的外观风格化了。但是，艺术史不能让自己迷失于这种陌生世界的影响，因为那只是一种外表。
在早期的城市中，情形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增加进来。在种族所创造的房屋——现在形成了街道——中，散布着零星的具有风格的宗教性建筑。由于具有风格，因而它们是艺术史的场所，是使风格的形式辐射到广场、建筑正立面和家居的房间中的源泉。尽管城堡开始发展为城镇的宫殿和贵族的住宅，发展为王宫和人们的大厅，或者发展为行会的会所和市政厅，但它们一个个全都接受了或带有一种风格，它们本身并不具有这种风格。确实，在真正的市民时代，早期宗教的形而上创造力已经丧失殆尽。进一步地，装饰，而不是作为装饰的建筑，也获得了发展；由此开始，艺术史分化为各个独立艺术的历史。绘画、雕塑、房屋都成为应用风格的特殊对象。甚至礼拜堂本身现在也成了这种房屋。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乃是装饰，但一座巴罗克式的礼拜堂却是一种带有装饰的建筑。这一过程开始于爱奥尼亚风格和16世纪，完成于科林斯风格和罗可可风格，在后两者那里，房屋和它的装饰完全地和永远地分离了，且分离得如此之彻底，甚至于18世纪的礼拜堂和修道院中的杰作也不能迷惑我们——我们知道它们的这种艺术整个地是世俗的，是装饰品。随着帝国时代的到来，那种风格转变为一种“趣味”，而随着这种样式的终结，建筑转变成了一种工艺美术。而这也是装饰的表现语言的终结，以及由之而来的艺术史的终结。但是，农民的房屋，及其不变的种族形式，还在继续着。
民族、种族和语言（2）
三
由于意识到研究种族的核心的巨大困难，且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那作为种族表现的房屋的实际重要性才开始受到重视。我指的不是它的内在本质或它的心灵——关于这方面，感觉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而我们在看到一个人时，就能知道他是种族的人，是“纯血种的人”。但是，对于我们的感觉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我们藉以认识和区分种族的标志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属于观相领域的问题，正如语言的分类属于体系领域的问题一样。但是，所需要的材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多变啊！而由于破坏，由于侵蚀，给这些材料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又是多么之大啊！在最好的情况下，关于史前人类，我们所拥有的只有他们的骨骼，但有多少东西是骨骼所无法告诉我们的！差不多是所有的一切。史前研究以其纯朴的热情，总想从一块颚骨或一块肩骨推导出不可置信的事情。但是，想一想法国北部某次战争所留下来的一个集体墓地吧，在那里，我们所知道的是，所有种族的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农民和市镇居民，青年人和壮年人，全都埋在一起。如果将来没有任何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性质，人类学研究肯定不会揭示什么。易言之，那墓地骨骸的研究者找不到有关事实的任何线索，种族的那一幕幕宏大戏剧将与我们擦肩而过。有十分之九的表现是靠活生生的身体传达的——即不是靠肢体的关节而是靠关节的运动；不是靠头盖骨而是靠面部表情。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可能可以解释的种族表现甚至被最敏感的同时代人真正地观察到过？我们是多么的不善于看，也不善于听！我们——不同于许多兽类——到底是对什么缺乏一种感觉器官？
达尔文时代的科学用一种轻易的自信对待这个问题。其研究所依据的概念是多么的肤浅、多么的偏狭、多么的机械！首先，这类概念把那些在解剖发现物时所能观察到的粗略可知的特征——即甚至一具尸体也能表现出来的那些特征——汇集在一起。而一到观察作为活物的身体，就没有问题可问。其次，这种科学考察的只是那些不需要多大的敏锐性就能觉察到的征候，而且只是在它们可以测量和可以计算的范围内来考察它们。那决定一切的是显微镜而不是脉动感。当语言被当作一种区分手段来使用时，它对种族的分类，不是依据种族的言说方式，而是依据言说的文法结构，而后者恰恰是另一种类的解剖学和体系。至今仍没有人认识到，对这些言说种族的考察是研究工作所能从事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日常经验的现实性中，我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言说方式是现代人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许多。在亚历山大里亚，同样的希腊文是以最不同的种族方式来言说的，甚至今天，我们从文本的书写中还能看到这一点。在北美洲，土生土长的人不论是说英语、德语，还是说印第安语，说的方式都完全一样。在东欧犹太人的言语中，所谓本土的、并因此也体现在俄语中的种族特征是什么呢？对于所有的犹太人——他们不受住处和寄主的影响——来说，当他们说着欧洲的任何“母”语时，他们所共有的血统的种族特征又是什么呢？还有，语音的形成、重音、词序的排列等这些东西之间的详细关系又是什么呢？
但是，科学完全没有注意到，种族对于根茎植物来说和对于流动的动物来说是不一样的；随生命的小宇宙方面一同出现的是一组鲜活的特征；对于动物世界来说，这些特征是决定性的。再者，科学也没有认识到，当“种族”这个词表示统一的“人类”种族中的各个分支时，便赋予了“种族”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随着科学对适应和遗传的讨论，它为各种表面特征建立了一种无心灵的因果联系，从而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里，是血气在表现自己，在那里，是覆盖于血气之上的土地的力量在表现自己——这等奥秘，是不能检视，不能度量的，而只能经由活生生的体验与感受来以心传心。
有关这些表面特征的相对顺序，科学家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依据颅骨的形态对人种进行分类，弗里德里希·缪勒（Friedrich Müller）（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是依据毛发和语言结构去分类，托比纳德（Topinard）（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是依据肤色和鼻子的形状去分类，而赫胥黎（Huxley）（作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则是依据运动的特征去分类。这最后一种分类法其本身无疑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标准，但任何相马的伯乐都会告诉他，品种的特征是不能用科学术语恰当地描述的。对种族的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是没有价值的，这和警察运用他们有关人的理论知识去描述“通缉的”人是一样的。
显然，在人类形体的总体表现中，那复杂混沌的情形，绝少被人认识到。例如，对于中国人来说，嗅觉是最具特征的种族标志；而声音，例如言语的声音、歌唱的声音，尤其是笑的声音，也能使我们准确地感觉到科学方法所无能为力的那些深刻的差异。可是，除了嗅觉和声音之外，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意象之繁复丰富，委实令人目不暇接，其细节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有些是实际可见的，有些则是诉诸于内心视觉的，要想把它们全归纳为少数几个方面，简直是不可思议。而所有可归于图象的这一切方面，所有构成图象的这一切特征，是彼此独立的，各有自己的历史。例如，在有些情形中，骨骼构造（尤其是头盖骨的形态）完全改变了，而肌肉部分——即面部——的表现并没有变得不同。同一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很有可能表现出布鲁门巴赫、缪勒和赫胥黎所断定的几乎每一种细微差异，不过他们的活生生的种族表现的同一性，却是任何看到他们的人都会一目了然的。更为常见的是，形体构造相似，而活生生的表现完全不同——我只需举出真正的农民血统（peasant…stock），如佛里斯人（Frisians）或布列塔尼人（Bretons），与真正的城市血统（city…stock）之间的不可度量的差异就够了。但是，除了血统的力量——若干世纪以来，它几经反复铸造出相同的活生生的形象（“家族”特征）——和土地的力量——人身上具有的它的烙印就是明证——以外，还有体现为亲密的人类关系的共振的神秘宇宙力量。孕妇的所谓“错觉”（Versehen）只是属于种族方面的一切所固有的一个非常深刻有力的构造原则发挥作用的一个特殊例证，而不是十分重要的例证。年长的已婚夫妇彼此间变得出奇的相似，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科学有可能用它的测量仪器得出正相反的“证明”。想要夸大这种活生生的脉动的构造力量，以及对于某人自身类型的完善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内在情感，是不可能的。对种族之美所具有的情感——与成熟的城市居民对美的理智的－个体的特征所具有的有意识的趣味正好相反——在原始人身上是极其强烈的，而正是因此，它从不会出现在原始人的意识中。但是，这种情感是形成种族的情感。毫无疑问，正是基于一种形体理想，越来越确定地铸就了游牧部落的武士和英雄类型，以致我们在谈到罗马人或东哥特人的种族形象时，决不会含糊不清。古代贵族的情形也是如此——它对自身的统一性具有一种强烈的和深刻的感受，它达成了一种形体理想。是那种惺惺相惜的同志关系产生了种族。法国的贵族（noblesse）和普鲁士的士绅（Landadel）是真正的种族典型。但是，也正是这种关系，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欧洲犹太人，及其巨大的种族能量和千百年的聚居生活；而且，每当一种居民长时期地依靠某种精神结合在一起，并在其共同的命运之前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就常常是那种关系把这些人溶冶为一个种族的。在那里，存在一种种族理想，在文化的早期阶段——吠陀时代、荷马时代、霍亨斯陶芬的骑士时代——这种种族理想超群卓绝，因而成为统治阶级所渴望的对象，它的要成为这样而不要成为那样的意志，皆是朝着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向前进（这与选择妻子全然无关），终至最后达到目的。此外，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统计学的方面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今天的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在公元1300年时甚至有一百万个祖先，在公元1000年时甚至有一千万个祖先。这意味着，每一个现在活着的德国人，无一例外地是十字军时代的每一个欧洲人的血亲，而且，当我们缩小这种关系的范围时，这种关系就会更加紧密千百倍，以至于在二十代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同一块土地上的人口会形成为一个单一的家族；这种情况，和贯穿于各代的血统的选择与表达——它驱使同类的人彼此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拆散和瓦解婚姻，它逃避或加强所有的习俗障碍——共同地导致了不可胜数的生殖，这些生殖在绝对的无意识中实现着种族的意志。
起初，这种情形适用于植物性的种族特征，适用于和能动的东西的运动不同的“位置的观相”——也就是一切在活的和死的动物体中没有区分的东西，一切只能在僵死的成员中表现自身的东西。毫无疑问，在冬青植物或伦巴第白杨树的成长和一个人的成长中，有某种性质相同的东西——“矮胖的”、“细长的”、“萎靡的”，等等。同样地，一只独峰骆驼的背脊的外形，或一张老虎皮与斑马皮的条纹的外形，皆是一种植物性的种族标志。因此之故，自然的运动－动作也会影响到生物或与生物有关系——在风中随风飘荡的一棵赤杨或一个体质柔弱的孩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