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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与终结的神话意象。
儿童和原始人的自然（科学）图象，是从日常的微小技术中发展出来的，因为这种技术一直在迫使他们摆脱对大自然的胆怯的沉思，而转向对他们周边环境中的事实和情境的鉴别。和幼小的动物一样，孩子亦是通过游戏发现自然的最初的真理。检查玩具，分解玩偶，把镜子翻转过来看看背面有什么，在确定了某个东西永久正确时产生的获胜的情感——无论何种自然研究，都未能越过这一范围。原始人把他获得的这种鉴别性的经验运用到他的武器和工具上，运用到他的衣、食、住所需的生活资料上，也就是运用到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上。他也把这种经验运用到动物身上，尤其是当那些动物作为活生生的存在突然不再对他有意义时——他作为追逐者或被追逐者监视和揣测着它们的活动——当它们被机械地而不是被有机地理解为有血有肉的集合体因而对他有着确定的用途时。这恰如他对一个事件的意识，刚刚还是作为一个魔鬼的行为，转瞬之间就作为一种因果连续了。文化当中的成熟的人，每日每时调换位置，其情形与此完全相同。这也是一种“自然”视界，在它之外，则是由我们关于大雨、闪电和风暴，夏季和冬季，月的盈亏和星辰的运行的印象所构成的第二种视野。但是，在这种视野上，那因恐惧和敬畏而颤栗不安的宗教感，强使人们接受一种高级得多的尺度。恰如他在历史图象中宣讲生命的终极事实一样，在这里，他也力图确立自然的终极真理。他把位于知识所能及的界限之外的东西称作上帝，而所有在那个界限之内的东西，他都力图从因果关系上加以理解，理解为上帝的行动、创造和启示。
因此，每一组科学地确定下来的要素，都有一种双重倾向，自原始时代以来，这就是固有的且未曾改变。一种倾向就是竭尽所能地想提出一个技术知识的体系，以服务于实际的、经济的、军事的目的，许多种动物已把这类体系发展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并从它们开始，通过原始人及其对火和金属的认识，直接导向了我们的浮士德文化的机械技术。另一种倾向只是借助于语言把严格的人类思维从（禁止）的视觉中分离出来才形成的，它努力的目标是一种同等完善的理论知识，这种知识我们在文化的早期阶段称之为宗教的知识，而在文化的晚期阶段则称之为科学的知识。火对战士来说是一种武器，对工匠来说是他的设备的一部分，对教士来说是来自上帝的一种神迹，而对科学家来说则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同样地是“自然的”、科学的醒觉意识所固有的。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火，而只能见到迦太基（Carthage）的大火和堆积在约翰·胡司（John Hus）与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周围的薪柴的烈焰。
二
我再重复一遍，每个存在物只是就其与自身的关系来活生生地体验每个其他存在物及其命运的。农夫对落足在他的田野的鸽群的注视，决不同于大街上的自然爱好者和空中的老鹰对它的注视。农民在他的儿子身上看到了未来和继承，但邻居看他仍是一个农民，军官看他只是一个士兵，游客看他只是一个本地人。拿破仑作为皇帝和作为中尉时，看待人和物是大不相同的。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使革命家成为一个大臣，使士兵成为一个将军，这时，历史和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对他来说立刻会变成不同于原来的某种东西。塔里兰（Talleyrand）看透了他的时代的人物，因为他与他们同属一个时代，但是，设若突然把他扔进克拉苏（Crassus）、恺撒、喀提林（Catiline）、西塞罗（Cicero）这一群人中，他对他们的措施和见解的理解必定或者是没有价值的，或者是错误的。并不存在所谓的历史本身（history…in…itself）。一个家族的历史在各个家族成员眼里是完全不同的，每一政党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各有不同的理解。每一民族对当代的历史也各有不同的理解。德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必不同于英国人，工人对经济史的看法必不同于雇主，西方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史必与阿拉伯和中国伟大的史家的世界史全然不同。一个时代的历史，只有当它在时间上相隔甚远，而史家也根本与它无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客观的描述；我们发现，我们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评判或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克兴战役时，都不能不一定程度地受到当前利害关系的影响。
评价者必定是通过自己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与人们能够进行深刻的认识并非水火不容，相反还是必需的。这种认识，我们发现，实际上正是在那些概括中所缺乏的成分，那些概括歪曲或全然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历史中的构成事物的独特性——这种概括最坏的例子就是“唯物”史观，对于这种历史观，当我们描述它时，唯一所能够说的，就是，它代表着观相术的贫乏。但是，尽管如此，也由于这样，对每个人来说，因为他属于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故而必有一种历史图象类型，是在与他自己的关系中出现的，同样地，也会有该时代、该阶级或该文化所特有的图象类型，作为时代、阶级或文化的概括。对于作为一种主要的存在物的每种文化所可能有的最高度的概括，便是它自身的作为历史之世界的原初意象，并且对它来说也是象征的意象；个体的所有自我调节——或者说和个体一样生动有效的集体的所有自我调节——都关涉着那种意象。每当我们称另一个人的观念是深刻的或肤浅的、独创的或无价值的、错误的或陈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不知不觉地参照某一图象来对它们加以判断，这幅图象在此刻涌现出来，以保证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人物持续的功用的价值。
因此，显然，浮士德文化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的历史图象，此外，还有自他幼年以来的无数其他图象，它们随着每天每年的经验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动和改变。再者，不同人们、不同时代和阶级的典型历史意象，鄂图大帝（Otto the Great）的世界和格列高里七世（Gregory Ⅶ）的世界，一位威尼斯总督的世界和一位贫穷的朝圣者的世界，该是多么的不同！洛仑佐·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华伦斯坦、克伦威尔（Cromwell）、马拉（Marat）、俾斯麦（Bismarck），一个哥特时代的农奴、一个巴罗克时代的学者、三十年战争的军官、七年战争的军官、解放战争的军官，等等，他们各自生存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或者，只就我们自己的时代而论，一个其现实生活只限于他自己的乡村和他的乡民的佛里斯兰的农民，一个汉堡的大商人和一位物理学教授，他们各自生存的世界也是多么的不同！然而，对所有这些人，不论各自的年龄、地位和时代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可以把这些人物、他们的原初意象同其他一切文化的人物和原初意象区分开来。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区别可以把古典的、印度的历史图象同中国的、阿拉伯的，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历史图象区分开来——这就是前二者的狭隘视界。不论希腊人是否（而实际上一定）了解古代埃及的历史，他们从不允许它渗入他们特有的历史图象，这种历史图象对于大多数希腊人来说只局限于由最年长的、依然活着的历史参与者所能叙述的事件的范围，即便是对有较好记忆力的人来说，这范围也仅止于特洛伊战争，在这条界线之外，他们就根本不承认历史生活的存在。
相反，阿拉伯文化很早就敢于作出惊人之举——我们在犹太人和居鲁士（Cyrus）时代以来的波斯人的历史思想里面同样可以见到这种现象——即借助一种真正的编年学把创世的神话和现在联系起来；波斯人在这种举动中其实还把未来也包括进来了，而且把最后审判和弥赛亚的降临预先填上了日期。对人类历史的这种确切的和极其狭隘的界定——按照波斯人的推算，自开始到最后，经过了一万二千年，按照犹太人的计算，则至今还不到六千年——乃是麻葛式的世界感的一种必然表现，并在根本上把犹太人－波斯人的创世传说同巴比伦文化的创世传说区分开来了，尽管这些传说的许多外部特征都是从巴比伦文化得来的。
再者，那使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历史思想具有其特殊的、广阔无涯的眼界的原始情感，也是不一样的。这种眼界是用按编年学陈述的朝代更替表现出来的，它们延续达几千年之久，最后都消失在渺茫的远景中。
还有，浮士德式的世界历史图象，经由基督教编年学的存在已提前作好了准备，它的突然出现带有西方教会已经接受过来的麻葛式图象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无限加大。弗洛里斯的乔基姆（Joachim of Floris）在哥特盛期依据圣父、圣子、圣灵的模式把一切世界命运都奇异地解释为三代的连续系列，而为他的这一解释提供基础的正是麻葛式的图象的那种广度和深度。与此相平行的，还有地理学视野的无限扩大，早在哥特时代（感谢北欧海盗和十字军），这种视野就已从冰岛伸展到了亚洲的最远端；而自公元1500年起，巴罗克时代的成熟的人类就能做其他文化里他的同辈们不能做的事情，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行星的整个表面当作它的活动领域。感谢罗盘针和望远镜，这个成熟时代的学者们第一次不仅从理论上讨论了地球的球状，而且实际上感到他就是生活在空间的球体上面。地域疆界不复存在了。同样地，时间疆界也融入了基督以前和基督以后的历法的双重无限性中。还有，今天，在这种图象——它不仅包容了整个星球，而且将最终包容所有的高级文化——的影响下，“古代”、“中古”、“近代”这种旧的哥特时代的历史分期法，早已变得陈腐和没有意义了，它显然正在消逝中。
在所有其他的文化中，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诸方面是一致的。世界的开端即是人类的开端，人类的末日即是世界的末日。但是，浮士德式的对无限的渴望第一次在巴罗克时期区分了这两种观点，而且现在它使得人类历史——尽管它有着巨大的和尚未为人所知的时间距离——成为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插曲，而地球——其他文化甚至还没有窥到其全貌，而只是把一些表面的片断当作了“世界”——则成了太阳系的无数星辰中的一个小星体。
历史的世界图象的延展，使得它在这种文化中甚至比在其他任何文化中更有必要把普通人日常的自我调适，同只有最杰出的心灵能够做到，且甚至在他们那里也只能保持片刻的那种最高的自我调适加以区别。忒密斯多克利（Themistocles）的历史视域（historical view…field）与阿提卡农民的历史视域之间的差别可能是很小的，但亨利六世（Henry Ⅵ）与他那个时代的农夫之间的这种差别就已经很大了，而且，随着浮士德文化的不断提升，自我调焦的力量竟达到了如此的高度和深度，以至于行家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小。事实上，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包括各种可能性的金字塔，其中的个体是按照他们的天赋而划分成等级的；每个个体按照他的素质而站在自己于最佳的焦点所能保持的水准上。但是因此，西方人之间在相互了解历史的生活问题的可能性方面就有了诸多的限制，这些限制对其他文化是不适用的，其对于那些文化决不像对于我们的文化这样有着一种命定的严格。一个工人今天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农民吗？或者一个外交家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工匠吗？对于他们每个人而言，决定其值得提出的问题以及提出这些问题的形式的历史的和地理的视界，与其他人的视界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他们所能交换的不是相互的交流，而是转瞬即逝的话语。当然，真正的人物品鉴者的标志就是，他懂得“他人”是怎样适应环境的，并以此来调节自己与那人的交往（就像我们大家同儿童谈话时那样），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品评历史人物——比如说狮王亨利（Henry the Lion）或但丁（Dante）——的艺术，这种使自己如此彻底地生活在历史人物的历史图象中，以至于他的思想、感情和决断都带有一种自明的特征的艺术，由于一个人的醒觉意识和另一个人的醒觉意识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以至于一直到18世纪还未看到有历史学家敢于尝试这一工作。只是从1800年开始，才有了一种撰写历史的迫切要求，而且是一种很难达到愿望的迫切要求。
浮士德文化所特有的那种将人类历史本身和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分离开来的做法，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自巴罗克时代结束以来，我们的世界图象已经包含了几种视野，它们被一个叠着一个地配置在如许多的断面上。为了探索这些断面，已经形成了多多少少显然具有历史性质的各别科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一个接着一个轮流地穷究着星体世界、地壳、生命和人类的命运，只是自那以后，我们才有了诸高级文化的“世界”历史——甚至直到今天还是叫这个名称——而各种文化因素的历史、家族历史，最后还有（已成为西方那种高度发达的特长）传记，全都隶属于这种世界历史。
这些断面的每一个都需要一种特殊的自我调焦，一当特殊的焦点变得分明的时刻，比较狭窄的和比较宽广的断面便不再是活的存在，而成为单纯的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是在研究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的战役，这个森林在北德意志平原的植物世界中的成长状况就是先决的条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是在考察德意志树木世界的历史，那么地球的地质层叠就是先决的条件，尽管它只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它的特殊命运在这个联系中不须进一步探究。还有，如果我们的问题是白垩纪的起源，那么，地球本身作为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的存在就是一个论据，而非一个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在星体世界中有一个地球；“生命”这种现象就发生在地球上；在这种“生命”中有“人类”这样一种形式；而在人类的历史中又存在着文化这种有机的形式；这每一种情形在接下来的更高断面的图象中都是一种偶然。
在歌德那里，从他的斯特拉斯堡时期到他第一次定居魏玛的时期，他使自己与“世界”历史相调适的倾向是十分强烈的——这从他的《恺撒》、《穆罕默德》、《苏格拉底》、《流浪的犹太人》、《哀格蒙特》等习作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在痛苦地放弃崇高的政治成就的前途以后——这种痛苦在《塔索》中甚至通过其最终定稿的郑重的克制形式而提醒着我们——这正是他选择用来斩断他的生活的调适方式；从此以后，他就几乎是决然地把自己一方面局限于植物史、动物史、地球史（他所谓的“活生生的自然”）的图象断面，而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局限于传记的断面。
所有这些在同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的“图象”，有着相同的结构。甚至植物和动物的历史，甚至地壳的历史或星体的历史，都是一种寓言汇集，在外在的现实中反映着自我存在的内心倾向。动物世界或地质叠层的研究者是生活在一定时代、具有一定国籍和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因而，要想排除他在处理这些东西时的主观立场是不可能的，如同我们不可能对法国革命或世界大战获得全然抽象的解释一样。康德（Kant）、拉普拉斯（Laplace）、居维叶（Cuvier）、莱伊尔（Lyell）、达尔文（Darwin）的著名学说，也都有一种政治经济的色调，而这些学说对一般大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更证明，对所有这些历史断面的概观方式都是从一个源头出发。今天正在自行完成的东西，就是浮士德式的历史思维所能达到的最后成就，那就是在一个单一的、广阔的、具有一致观相的世界历史中把这些历史断面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加以排列，而这种世界历史将使我们的视线能够从个体的人的生活无间断地一直看到宇宙的最初的与最终的命运。19世纪——以机械的（即非历史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则注定是20世纪的任务之一。
高级文化的类别（2）
三
我们对于地壳的历史和生命的历史所掌握的图象，在目前仍然为文明化的英国思想自启蒙时代以来从英国的生活习惯中发展出来的那些观念所支配着。莱伊尔有关地质层的形成的“粘液质”理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实际上都不过是英国自身的发展的衍生物。代替冯·布赫（von Buch）和居维叶这类人所承认的那些无法估量的灾变和变异，莱伊尔等人把一种有规律的进化加于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