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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von Buch）和居维叶这类人所承认的那些无法估量的灾变和变异，莱伊尔等人把一种有规律的进化加于很长的时间阶段，并承认只有那些在科学上可计算的而且的确是机械的有效原因是原因。
这种“英国”类型的因果律不仅是肤浅的，而且过于狭隘。首先，它把可能的因果联系局限于那些在地球表面上完成其全部过程的事物；但是，这直接就把地球上的生命现象与太阳系和星际宇宙中的事件之间的所有大的宇宙关系都排除掉了，并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假定，认为地球的外表是自然现象中的一个完全隔绝的区域。其次，它还假定，凭着目前所具有的人类意识——即借助仪器而得以完善的感觉和通过理论而得以精确的思想——还不能理解的那些联系，甚至是不存在的。
相比起19世纪而言，摆脱这一肤浅的因果律体系——其根源可一直追溯到巴罗克时期的唯理论——并代之以一种纯粹的观相术，此乃是20世纪的一个特殊任务。对于因果地“解释”一切的任一思维方式来说，我们都是怀疑派。我们让事物自行说明，并将自己限定于去感觉事物固有的命运和沉思我们永远也看不透的那些表现形式。我们所能达到的极限，就是发现那些无原因的、无目的的、纯粹存在的形式，它们乃是自然的千变万化的图象的基础。对于19世纪来说，“进化”一词意指着生活日益适合目标这一意义上的进步。对于莱布尼茨（Leibniz）——他的《原态》（Protogaea）（1691年）是一部充满重要思想的作品，以在哈尔茨（Harz）山脉的银矿区所做的研究为基础，描画了一幅地道的歌德式的世界的幼年图象——来说，以及对于歌德本人来说，进化则意味着不断增加形式的内涵这一意义上的完成。两种概念，即歌德的形式完成和达尔文的进化，是完全对立的，就犹如命运与因果律的对立一样，还有，再补充的话，犹如德国思想与英国思想的对立，德国历史与英国历史的对立。
对达尔文主义的反驳，再没有比古生物学所提供的更为确凿的了。简单的或然率表明，化石储藏物只能作为试验的标本。每一个标本因此应当代表着进化的一个不同阶段，应当仅仅有“过渡的”类型，既不属于哪一个范围，也不属于哪一个种属。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十分稳定且历经漫长时代而保持不变的形式，这些形式不是依据适应原则自行发展，而是突然出现并立即具有其确定的形态；还有，从此以后，这些形式不会向着更好的适应性演变，而是会日益稀少，直到最终消失，然后又突然出现一些全然不同的形式。在日益丰富的形式中，自行显露的乃是活生生的存在物的巨大的类和属，它们在今天的组群中自一开始就存在、并仍会存在、且没有过渡的类型。例如，在鱼类中，我们看到具有简单形式的软骨类如何首先出现在历史的前景中，而后又渐渐地消失，接着硬骨类慢慢地使一种更完备的鱼类成为主导类别。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羊齿和木贼的植物世界，其中只有最后几种现在还残存在充分发展的花类植物王国中。但是，有关这些现象的效用原因或其他可见原因的假定，并无现实性作依据。是命运把生命当作生命，把植物与动物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把每一单个类型、每一属、每一种引入了世界。并且与这种生存一起还赋予了形式以确定的能量——借助这能量，形式在其自我完成的过程中仍保持着自身的纯粹性，或相反，变得模糊不清，或不可捉摸地分裂成众多的变体——最后达致这一形式的生命绵延，这种生命绵延（除非偶然性再次强行缩短了它的寿命）将使种属自然地达致高龄，最后归于消失。
就人类而言，洪积世（Diluvial age）的发现越来越明确地表明，那时存在的人类形态与现在的人类形态是一致的；没有丝毫迹象显示种族在向着更有效的“适应”方面演化。再者，在第三纪的各种发现中仍然找不到人类这件事也越来越明确地表明，人类的生命形式，和其他一切生命形式一样，都是起源于一种突变，至于这一突变是“从何处”、“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仍是一个看不透的秘密。的确，如果真有所谓英语意义上的进化，那么，就既不能有明确界定的地层，也不能有特殊的动物种类，而只能有一个地质的聚合体和一团混沌的活的单个形式，这些形式，我们可以假定是从生存斗争中遗留下来的。但是，我们在自己周围所见到的一切，迫使我们确信，一次又一次，深刻而又极其突然的变化在植物和动物的生存中发生着，这些变化是宇宙性质的，并且不只局限于地球表面，而就其原因而言，亦是人类感知力和理解力所不能及的，尽管确实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同样地，我们还发现，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在各伟大文化的历史中皆有所表现，并且没有任何可标识的原因、影响或目的。哥特风格和金字塔风格都是十分突然地出现的，就像始皇帝的中华帝国和奥古斯都（Augustus）的罗马，以及希腊化、佛教和伊斯兰教是突然出现的一样。至于每个重要人物的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也几乎完全一样，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对世人毫无所知，对儿童更无所知了。一切存在物，行动的或沉思的，都经由各自的划时代（epochs）走向它的完成，因而我们不得不假定，在太阳系的历史中，在恒星的世界中，都具有这样的划时代。地球、生命和自由活动的动物的起源，就是这样的划时代，因而也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奥秘。
四
我们对于人类的了解，总是明确地把他的存在划分为两个伟大的时代。第一个时代，在我们看来，受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行星命运的那种深奥的赋格曲（fugue），我们称之为冰河时代的开始，并且对于它，我们只能（在世界历史的图象范围内）说有一种宇宙变化发生了；另一方面则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上各高级文化的开始，由于这些文化的开始，人类生存的整个意义突然变得不同了。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第三纪和洪积世的明显界线，在界线的这一面，我们看到人是一种完全成形的类型，对习俗、神话、机智、装饰和技术都很熟悉，并赋有一种直到今天在物质性的方面仍没有改变的身体结构。
我们将把第一个时代视作是原始文化的时代。这一文化一直延续到第二个时代（尽管肯定是属于十分“晚期”的形式），并在今天仍然存在且几乎原封未动，属于这一情形的唯一地区就是西北非洲。列奥·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一开始就假定，在这个地区，原始生命的整个世界（不仅仅是原始部落在数量上的多少）一直未受到高级文化的影响。相反，人种心理学家却喜好从五大洲各个地方收集民族的断片，这些民族实际上没有任何共同点，而只有一个消极的事实，就是它们在此一或彼一高级文化中皆过着一种从属的生活，而并未参与到其内在的生活中。结果，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些部落的范畴，有些是静止的，有些是劣等的，还有一些是堕落的，而且，其各自的表现方式还被不加区分地混同在一起。
但是，原始文化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某种坚强的和完整的东西，某种生气勃勃的和有效的东西。只是，这种文化和我们高级文化的人类在精神的可能性方面拥有的一切东西都如此之不同，以至于我们可以怀疑，甚至那些已经把第一个时代深深地引入第二个时代的民族，在它们目前的存在方式和醒觉存在的方式中，是否可以当作是古代的情况的可靠证据。
经过几千年以后，现在，人类的醒觉意识已经把部落和民族之间持久的相互接触的印象看作是一个明显的日常事实。但在处理第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那里，结成极少数小团体的人类，完全地消失在广阔的景观中，其中的统治因素则是那些强大有力的大兽群。我们的发掘物的稀少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在奥瑞纳人（Aurignacian Man）的时代，大概有十来个人群，每群有数百人，流浪在法兰西的整个地区，当这些人群（真的）发觉有同类存在时，他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却又难以捉摸的事件。对我们来说，整个自然久已变成了人群的背景，我们这样的人难道一点也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中是什么样子吗？除了森林和兽群以外，当其他“恰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没于乡野时，人的世界意识一定会发生变化。人的数目的增加——这无疑也是十分突然地发生的——使“同伙”的体验成为习以为常的，并以愉快或敌对的情感代替了惊愕的印象，而这些情感又引出了一个全新的由各种体验和自觉而又必然的关系所组成的世界。对于人类心灵的历史来说，这可能是所有事件中最深刻的和最意味深长的。正是在对异己的生命形式的关系中，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他自己的生命形式，并且此时，氏族的内部组织已为丰富的部落间的关系形式所取代，从此以后，这种关系形式将完全地主导原始的生命和思想。因为就在那时，从感觉的理解的极其简单的模式中，产生了口头语言（因而也是抽象思维）的萌芽，在其中，有少数是特别幸运的，我们可把它们看作是后来印欧语族和闪语族的起源，尽管我们对它们的结构并无什么概念。
接着，从一种由部落间的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类的这种一般的原始文化中，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突然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出现了。在那个时期之前大概有一千年之久，这两个地区一直在培育某种在性质和意图上和一切原始文化都根本不同的东西，某种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东西，这种内在的统一性是它的一切表现形式所共有的，在它的整个生命中是具有方向性的。在我看来，极有可能的是，在人的本质方面的一种变化无论如何在那个时期是完成了的，尽管确实并非整个地球表面上都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任何一种日后在高级文化当中会一直存在，且会不断退化的名副其实的原始文化，本身必定是不同于第一个时代的文化的某种东西。但是，我所谓的前文化（可以说，它在每一高级文化的开端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出现的），是和任何类型的原始文化在性质上不同的东西，是某种全新的东西。
在所有的原始生存中，“彼物”或者说宇宙之物，在发生作用时的力量是如此之直接，以至于一切小宇宙的表现，无论是在神话、习俗、技术方面，还是在装饰方面，仅只服从于瞬时的压力。对我们来说，这些表现的持续时间、速度和发展进程，并无一些可确定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种装饰的形式语言——不要称之为一种风格——支配着一个广大地区的居民，在那里传布着、变化着，直至最后趋于消灭。在这个地区的近旁，而且可能是在一些十分不同的广阔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武器的发明与运用、部落组织、宗教习惯的各种方式，各自以自己的特殊途径发展着，各自具有自己的划时代的转折点、自己的开始和终结，并完全受其他形式领域的影响。当我们在某些史前地层中已经认出一种可准确识别的陶器类型时，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安然地论证拥有这种陶器的居民的习俗和宗教。而且，如果同一地区偶然地具有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以及——比如说——某种文身样式，这决不意味着其所指示的基本观念，与诸如火药和绘画中的透视法这类发现所指示的有共同之处。在某一时代的各类装饰与组织之间，或者说在神灵崇拜与农艺的种类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出现。在这些情形中，发展常常指的是原始文化的某一个别方面或某一特征的某种发展，而决不是那一文化本身的发展。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一文化本质上是混沌的；原始文化既不是一个有机体，也不是有机体的总和。
但是，随着高级文化类型的出现，这个“彼物”让位于一种强有力的统一倾向。在原始文化中，部落和氏族是仅有的生气勃勃的存在物——当然是不同于个体的人的存在物。然而，在高级文化这里，文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一切原始的东西皆是一个总和——原始组群的表现形式的总和。反之，高级文化即是某个单一的巨大有机体的醒觉存在，这个有机体不仅使习俗、神话、技术和艺术，而且使并存于其中的民族和阶级，都成为某个单一的形式语言和某个单一的历史的容器。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言语属于原始文化，并有它自己的无法则的命运，这种命运是不能从诸如装饰或婚姻这类东西的命运推导出来的。但是，文字的历史则完全属于几种高级文化的表现的历史。埃及文化、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墨西哥文化，每种都在其前文化时代就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字——反之，印度文化和古典文化却没有出现这种东西，而是在很晚的时候才承接了一个近邻文明的已高度发展的文字；还有，在阿拉伯文化中，每一种新的宗教和教派皆即时地创造了其特殊的文字——所有这些事实都和这些文化的一般形式历史及其内在意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有关人的知识都局限于这两个时代，它们当然不足以证明，任何一种有关可能的或确定的新时代的结论，或有关这些新时代的“何时”和“如何”的结论的正确性——更不用说这样一个事实的正确性，那就是，那些支配着作为一个种类的人类历史的宇宙联系，无论如何，是我们的手段所完全无法接近的。
我所说的思想和观察只限于对现实的观相。当“知人论世者”的经验对他的环境，或者说当“行动者”的经验对他的事实变得全然无效时，这种见解也就走到了它的极限。这两个时代的生存乃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事实；进而，我们对原始文化的体验，不仅在于在它的遗迹中探寻到某个自足的和与世隔绝的东西，而且在于凭借我们与原始文化的内在关系（一直持存于我们之中），来对原始文化更深层的意义作出反应。但是，第二个时代向我们敞现了另一种十分不同的经验。高级文化的类型在人类历史领域突然出现，这是一种偶然，其意义现在还无法探究。当然，很有可能，这是在地球历史的领域发生的某种突然事件，它使一种新的不同形式成为了现象的生存。但是，我们面前有八种这样的文化，它们全都具有同样的结构、同样的发展和同样的绵延期，这一事实表明，我们用比较的方法观察它们是有道理的，因此也表明，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可以比较的，我们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它们，以及从我们的研究中获得一种能使我们回顾过去并前瞻未来的知识，是合理的——假定一种不同秩序的命运通常不会以另一种形式世界来突然从根本上替代这一形式世界。我们这样来处理的通行证，就来自于有机存在的一般经验。如同我们不能在猛禽类动物或松柏类植物的历史中来预言一个新的物种是否和何时会出现一样，我们也不能在某一文化的历史中来预言一种新的文化是否和何时会出现。但是，每当这样的时刻，即当一种新的存在物在子宫里孕育，或一棵种子落在泥土里时，我们就知道这个新的生命过程的内在形式；我们也知道，它的发展和实现的平稳过程可能会被外部力量的压力所干扰，但永远也不会被改变。
这一经验进而还教导我们，那在目前已经掌控了整个地球表面的文明并不是第三个时代，而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阶段——一个必然的阶段，其与它的相似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扩张倾向的强烈性。在此，体验终止了，一切有关何样的新形式将统治未来的人类生活的臆测（或有关是否会有这样的新形式这一问题的臆测）、一切在“它应当是、它将是”的基础上建成的宏大的海市蜃楼，都十足地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看来，都是全然无益的，因而无法证明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存在的生命曾致力于此。
高级文化的组群，作为一个组群，并不是一个有机的单位。它们只是碰巧有这个数目，只是碰巧在这些地点和时间发生，从人类的眼光看，这只是一种偶然，全无更深刻的意义。反之，各个文化的排列已经如此清晰可见，以致中国、麻葛和西方世界的历史技术——其实，常常只是这些文化里面受过教育的人的同感——已经能够确立一套难以再加修正的名称。
因此，历史的思维有着双重的任务，一是比较地处理各文化的各别生命过程，一是从各文化的意义的方面来考察它们之间偶然的、不规则的关系。第一个任务的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迄今仍被忽视。第二个任务已着手处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