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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伦理；它是一种生产出来的和成长起来的东西，是一种情感和有机的逻辑。与之相对照，道德从来不是现实的存在（因为，如果它是，那整个世界就成了圣人般的世界了），而是一种在意识中徘徊不去的永恒的需要——并且，按照假设，是在所有人的意识中徘徊，而不论实际的生活和历史究竟有何差异。因此，所有的道德都是否定性的，而所有的习俗伦理都是肯定性的。在后者那里，“没有荣誉”是最糟的，在前者那里，“无罪”是最高尚的，对于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
荣誉是所有活生生的习俗伦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其他的一切——忠诚、谦逊、勇敢、侠义、自持、果断——都包含在它里面。荣誉是血气的问题，而不是理性的问题。人无法思考荣誉的要点——可以思考的就已经不是荣誉了。就生命、时间、历史而论，失去荣誉，就意味着那些东西被清除了。一个人的阶级荣誉，一个人的家族荣誉，男人和女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民族荣誉，一个人的国家荣誉，农民、士兵甚至匪徒的荣誉——总之，荣誉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有历史尊严的、优美的和高贵的。荣誉属于有方向的时间，如同罪恶属于无时间的空间一样。一个人有荣誉，就如同他有种族性。与此相反的是具有忒耳西忒斯（Thersites）品性的人，是心灵混沌的人，是流氓无赖，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甘受侮辱、忘掉屈辱、在敌人面前畏畏缩缩——所有这些都表示生命已变得没有价值，成了多余。但是，这与僧侣的道德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僧侣的道德决不以降格为代价去苟且偷生，而是摈弃生命、弃绝生活，并因此附带地弃绝荣誉。如前所述，每一件道德行为归根结底就是一桩苦行，是对存在的一种抹杀。事实上，它是超越于生命的领域和历史的世界之外的。
四
在这里，有必要作出一些预测，去考虑一下世界历史（尤其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和文明肇始时期）是从何处得到它的丰富多彩的色彩及其事件的深奥的象征意义的。原始等级，即贵族和僧侣，是生命的两个方面最纯粹的表现，但它们不是唯一的表现。在很早的时代——实际上，原始时代本身就常有这种预兆——就已经有了其他存在之流与醒觉联系，在那里，时间和空间的象征主义获得了生动的表现，并且，它们一旦与这二者结合起来时，就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社会组织或社会的那种十分完整的东西。
如果说僧侣是小宇宙的和动物性的，那么贵族就是宇宙性的和植物性的（因而其与土地是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贵族本身就是一种植物，牢牢地扎根于土壤之中，建立在土壤之上——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贵族是一种超级的农民。财产的观念正是从这种宇宙性的约束中产生出来的，而对于在空间中自由活动的小宇宙来说，这种观念是完全陌生的。财产是一种原始的情感而不是一种概念；它属于时间、历史和命运，而不是属于空间和因果律。它不能逻辑地建立，而是就在那里。“占有”源始于植物，而在高级人类的历史中，它自行繁殖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历史就包含有植物特性和种族性。因而，财产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说始终是土地财产，想把其他获得物变成土地的冲动便是强健的族系的一种证明。植物占有它所扎根的土地。那块土地就是它的财产，它竭尽其整个存在的全部力量来保卫它，来抵抗异类的种子，抵抗那些遮盖它的毗邻植物，抵抗整个的自然。同样地，一只鸟儿也会保卫它孵雏的小巢。为了财产而进行的最惨烈的战斗不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不是在富与穷之间，也不是为了可移动的物产，而是在植物世界萌苏之初发生的。当一个人在树林中感觉到他周围的一切在静默地、无情地为了土壤而日以继夜地奋战时，他定会因那几乎和生命本身同一的冲动的深度而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成年累月的、顽强的、酷烈的角斗，是弱者对强者的绝望的抵抗，它一直要持续到两败俱伤为止——这种情况，只有在最原始的人类当中，当一个古老的农民家族被逐出他的土地、他的窝巢，或者一个贵族世家被金钱势力连根拔掉，更确切地说，被从根砍断时，才可与之相比。在后来的城市中出现的更为醒目的冲突具有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意义，因为在这里——在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中——为之争战的并不是占有的经验，而是纯粹作为物质手段的财产的观念。否定财产并不是种族的冲动，而是圣徒、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的纯粹智性的、都市的、无根的、反植物的醒觉意识的纸上谈兵。同样的理性促使隐居的出家人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不论他的名字是墨翟、芝诺还是马克思——去摈弃植物性；同样的情感迫使具有种族性的人去保护植物性。在这里，和以前一样，事实和真理又是对立的。“财产是贼赃”，这句话是旧思想的一种极端唯物主义的形式：“一个人若是为赢得整个世界而丧失他的灵魂，对他又有何益处呢？”当僧侣放弃财产时，他放弃的是危险的身外之物；当一个贵族这么做时，他放弃的是他自己。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财产观念所体现的情感的二重性——作为权力的占有和作为猎获物的占有。这两者在具有种族性的原始人那里是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贝都因人或北欧海盗都想二者兼得。海上英雄常常也就是海盗；每一次战争都与占有有关，尤其是与占有土地有关。但是，骑士变成绿林豪杰，冒险家变成征服者和国王，只有一步之遥，俄国的诺曼王罗立克（Rurik）、荷马时代的许多亚该亚海盗和埃特鲁里亚海盗，就是这样。在所有的英雄诗歌里，我们发现，跟赢得战争、获得权力和女人的强烈的自然的满足，以及与喜悦和忧愁、愤怒和爱情的尽情发泄并存的，是对“占有”的莫大愉快。当奥德修斯乘船回到家乡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点他船上的财宝；在冰岛的英雄传说中，当农民希尔玛（Hjalmar）和奥尔瓦罗德（Ö；lvarod）彼此发觉对方的船里没有财物时，他们马上就放弃了决斗——为了自尊和荣誉而战的人，若就其所受的痛苦而言，就是一个傻子。在印度的英雄史诗中，热衷于战斗就意味着热衷于牲畜；公元前10世纪“拓殖”的希腊人最初就是诺曼人那样的海贼。在公海上，一只外国船天然就是一份好奖品。但是，从公元200年时南阿拉伯和波斯的武士们的争斗中，以及从公元1200年时普罗旺斯的男爵们的“私人械斗”中——比起抢夺牲畜，这些还算不了什么——在封建时代的末期，发展出了真正的战争，发展出了以取得土地和人民为目标的大战。所有这些最终把贵族文化带到了“它的形式的顶端”，可是，相应地，僧侣和哲学家却不以为然。
随着那种文化升至它的绝顶，这两种原始的冲动就彻底地分道扬镳了，相互的敌意也随之出现了。这一敌意的历史几乎与世界历史是同一的。从权力欲产生出征服、政治和法律；从掠夺欲产生出贸易、经济和货币。法律是当权者的财产。他们的法律即是所有人的法律。金钱是掠夺者最有力的武器：有了它，他就能征服世界。经济喜好并欲望有一个软弱而为它所驱使的国家。政治则要求经济生活与国家相适应并服从国家的管辖——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有的文化在一开始都有一个战争贵族和一个贸易贵族，然后是一个土地贵族和一个金钱贵族，最后是一种军事的和一种经济的战事管理以及以金钱对抗法律的永无休止的斗争。
另一方面，僧侣与学者同样也分开了。两者的方向都不是指向事实，而是指向真理；两者都属于生命的禁忌方面和空间。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是所有宗教的根源，而且是所有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根源。然而，现在出现了一种与神圣的因果律相对的尘俗的因果律。“尘俗”是“宗教”的一个新的对立概念，后者迄今一直把学问只当作一个婢女看待。整个晚期批判，它的精神，它的方法，它的目标，都是尘俗的——甚至晚期神学也不例外。但是，虽然如此，所有文化中的学问还是不变地以先前僧侣的形式前进着——这表明它只是矛盾本身的产物，表明它在每个细节上是多么依赖且仍将依赖原始形象。因此，古典科学就寄寓于奥菲斯风格的祀拜共同体中，例如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社团、克罗顿和科斯（Cos）的医学学派、阿提卡的阿卡德米学派和逍遥学派以及斯多亚学派，所有这些学派的首领都是祭司和预言家一类的人物，甚至罗马的两个法学学派即萨宾学派（Sabiniani）和普洛库里学派（Proculiani），也是如此。圣书圣典，在科学的领域和在其他领域，都是阿拉伯的——托勒密（Ptolemy）的科学典籍（《天论》）、伊本·西那（Ibn Sina）（阿维森纳）的医典、托名“亚里士多德”但很大部分是伪造的哲学集成——还有，法律（大多数是未成文的）和引证的方法即作为思想发展的形式的注释；作为修道院的大学＇迈德拉塞（Medrashim）＇——它给教师和学生提供宿舍、食物和衣着；采取兄弟会形式的学术团体，等等，也都是阿拉伯的。西方的学术界无疑采取的是天主教教会的形式，尤其在新教地区更是如此。哥特时期的学者教团与19世纪类似于教团的学派——黑格尔学派、康德学派、历史法学学派，以及为数不少的英国大学的学院——之间的联系纽带，是经由法国的莫尔会（Maurists）和博兰德会（Bollandists）形成的，这两派人从1650年起就掌握并基本上创造了历史的辅助“科学”。在所有专业化的科学（包括医学和讲堂里的哲学）中，都有高度完善的层级制度，其中有学术上的教皇、等级和显要（作为圣职授任的博士学位）、圣礼和会议。没有入门的人被严格地视为“俗人”，并且那存在于信徒自己当中的一般化的僧侣观念——表现在像达尔文主义这样的“通俗”科学中——也遭到激烈的攻击。学术语言最初是拉丁语，但今天的各种专业用语是自行形成的，这类用语（例如，在放射学或合同法的领域），除了那些已经登堂入室的人，谁也搞不懂。这里还有各种教派的创始人，诸如康德和黑格尔的许多门徒；有针对非信徒的传教士，如一元论者。这里有异教徒，如叔本华（Schopenhauer）和尼采，有革出教门的武器，也有以相约沉默的方式出现的禁书目录。这里有伦理性的真理（例如，在法律上把客体区分为人和物）和定理（如关于能和量的定理和遗传学说），那是一种引用正统作品的仪规，甚至是一种科学上的宣福礼。
而且，西方的学者类型（在19世纪，这种类型已经达到它的顶点，相当于真正的僧侣的底点）已经使书斋变成了一个高度完善的尘世修道院的密室，有着自己无意识的誓约——甘受清贫，对浮世的生活与财富视若尘土，对商业及一切利用科学成果去图利的行为公然投以不屑；信守简朴，为此甚至愿意为科学过一种真正的独身生活，康德就是一个典范，也是一种极至；绝对服从，甚至可以为学派的观点牺牲自己的生命。进而也是最后，在这里还有一种与世的隔绝，那是哥特式的超脱凡尘的观念的世俗回声，结果导致了对公共生活和美好社会的形式——少“培育”、多“塑造”，且是多多益善——几乎完全不关心。贵族，甚至其后的末流——法官、乡绅、军官——对延续族系、对财产和荣誉仍保持着古老的、根深蒂固的自然愿望，但科学家却认为，除了怀有一种纯粹科学的良知和继续使某一方法或观点不受世间商业主义的损害之外，这些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不过，今天的学者已不再离尘出世，而是让他的科学服务于（实际上不是偶尔地而是最为灵活地将其运用于）技术和赚钱，这一事实表明，纯粹的学者正走向衰落，曾活生生地表现在他身上的那种智性的乐观主义的伟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总之，我们看到，等级有一种自然的构造，这构造在其演进和作为中形成了每一文化的生命历程的基本结构。这构造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什么特殊的决定；革命只有在成为演进的形式而非某个私人意志的结果的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构造。从其充分的宇宙意义来说，这构造从未进入实干家和思想家的意识，因为它在人类身上藏得太深，以至于它仅仅只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人们只是从表面找一些口号和理由，然后站在历史的一方为它们而战，并从理论上将历史视为一种水平的层积，而实际上，历史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渗透的整体。首先，贵族和僧侣是从空廓的景致中出现的，并呈现出存在和醒觉存在、时间和空间的纯粹象征意义。接着，在一方面掠夺、另一方面探索的情况下，产生出了低级象征力量的双重类型，它们在都市晚期以经济和科学的形态升格为主导力量。在这两种存在之流中，命运和因果律的观念被无情地和反传统地思考到了极至。这时涌现出了两种力量，那就是金钱和才智，它们由于势不两立而从英雄主义和圣徒理想中分离出来，它们与那两种理想的关联就犹如城市与乡村的关联。从此以后，财产就被叫作财富，世界观被叫作知识——一个是去神圣化的命运，一个是凡俗的因果律。但是，科学与贵族也是矛盾的，因为科学的精神既不是去证明，也不是去探究，而只是“是”。“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是一个市民的态度而非一个贵族的态度，同时，它与僧侣的基本情感也是矛盾的，因为对于僧侣来说，批判的正当角色应当是婢女的角色。经济也在此发现了它的敌人，那敌人以苦行主义的道德形态拒斥牟取钱财的行为，如同真正以土地为根据地的贵族鄙视赚钱一样。甚至旧时的商人－贵族在大多数情形中也都消亡了＇例如汉萨同盟市城（Hanse Towns）、威尼斯、热那亚＇，因为它的传统使得它不可能也不会与大城市的商业眼光情投意合。而且，由于这一切，经济和科学本身也是相互敌对的；在赚钱和知识之间、会计室和研究室之间、商业的自由主义和空想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中，我们再一次遇到了行动与沉思、城堡与大教堂之间那传统的巨大对立。这样的事物秩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每一文化的结构之中——因此，在社会的方面或在历史的其他方面具备了一种比较形态学的可能性。
整个地存在于真正等级的范畴之外的，是手工业者、公务员、艺术家、劳动者的行业阶级（calling…classes），他们的行会组织（例如，中国的铁匠、埃及的书吏以及古典世界的歌手的行会）早在古代之初就有了，他们由于专业上的分离（这种分离有时甚至切断了他们与其他人的婚姻关系）而实际上发展成为一些真正的部落，例如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the Falasha of Abyssinia）和《摩奴法典》中提到的首陀罗阶级。他们的分离纯粹是由于他们的技术上的成就，因此不是由于他们是时间和空间的象征主义的容器。他们的传统同样只局限于他们的技术，而不关涉他们自己的习俗伦理或道德，诸如此类的东西通常只有在经济和科学中才会看到。由于有贵族出身，法官和军官也是阶级，而公务员则是一种职业；由于有僧侣的出身，学者也是一个阶级，而艺术家只是一个职业。荣誉感、良知在某一个场合是依附于身份，在另一些场合则是依附于成就。在前一种情形中，每个范畴都会有一些象征主义的东西，即便其象征性还很微弱；在后一种情形中，任何范畴都不具备这种东西。结果是，某些奇怪的、不规则的、常常还有不体面的东西就附着在那些行业阶级的身上——例如，只要想一想刽子手、优伶、江湖卖艺者或古典时代对艺术家的评价。他们的阶级或行会与普通社会是分离的，或是从其他社会等级＇或个别的庇护人和梅塞纳斯之流（Maecenases）＇中去寻求保护，但要他们投合那个社会，他们是做不到的，他们的这种无能，在古代城市的行会战争和艺术家的天性与举止上的种种怪癖中都有表现。
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3）
五
因此，等级或阶级的历史——我们原则上忽视了职业阶级（profession…classes）的历史——乃是高等人类的形而上因素的一种体现，如果这种因素可以在涌动的生命形态——文化的历史就是在这些形态中并沿着它们的方向走向完成的——中获得伟大的象征意义的话。
在一开始，获得明确界定的农民类型是新生事物。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以及在沙皇俄国的“村社”（M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