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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高级的经济生活都是在农民的基础上并超越于农民发展起来的。农民本身并不以任何基础为前提，而只以自身为前提。可以说，它就是种族本身，是植物性的和无历史的，它全然为了自己而生产和利用，它有一种把其他一切经济性的生存一概视作偶然的和不足为道的世界观。可不久，就会有一种掠夺性的经济来与这种生产性的经济相对抗，这种掠夺性的经济把生产性的经济作为对象——作为营养、贡品或掠夺的来源——加以利用。政治和贸易在起初是很难分开的，两者都是主人派头的、个人性的、好战的，两者都渴望权力和战利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它不是从一个角度去观照世界，而是自上而下地去看世界的充满诱惑的混乱情形，它十分诚实地表现在选择狮和熊、鹰和隼作为武装徽标上。原始的战争常常也是掠夺性的战争，原始的贸易也同掠夺和海盗行为密切地联系着。冰岛的英雄传奇就叙述了北欧海盗是怎样时常同意与一个城镇的居民和平地交易两星期，过后就拿出武器，开始进行掠夺。
具有成熟的形式——凭借智力上的优越战胜对手取得物质成就的艺术——的政治和贸易，都是取代战争的另一些手段。每一种外交都是生意性的，每一种生意都是外交性的，两者都以对人的透彻判断和观相术为基础。诸如腓尼基人、埃特鲁里亚人、诺曼人、威尼斯人、汉萨同盟的成员之类的伟大航海家的冒险精神，诸如弗格尔家族（the Fugger）与美第奇家族这样的机敏的银行巨头的精神，还有诸如克拉苏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矿业及托拉斯大企业主这样的显赫的金融家的精神，如果想有所作为和有所成就，就必须具有司令官那样的战略才能。在经济领域跟在政治领域一样，有所发展且值得重视的是对族系、世袭产业、家族传统的那种自负；巨额的财富就像王国一样，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波利克拉特斯和梭伦、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和尤金·沃仑韦伯（Jürgen Wullenweber）都远不是从商业野心产生出了政治野心的仅有例证。
但是，真正的王侯和政治家想要的是统治，真正的商人只想要发财致富，在此，掠夺性的经济产生出了追求目标和追求手段的分离。一个人可以为了权力而专事掠夺，或是为了掠夺而专事权力。伟大的统治者，如始皇帝、提比略、腓特烈二世，也有致富的愿望，有“土地和臣民二者兼得”的愿望，但这种愿望是与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并受这种责任感的支配。一个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全世界的财宝抓在手里，更别说视此为理所当然了：他可以过着奢华甚至放荡的生活——只要他觉得自己（如拿破仑、塞西尔·罗得斯、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元老院）是一项使命的能动机。当他这么觉得的时候，很难说他心里有私有财产的观念存在。
为了纯粹经济利益而活的人——例如罗马时代的迦太基人，以及更大程度上的当代美国人——相应地在纯粹的政治思考上就比较无能。在重大的政治决策中，他总是受骗上当，被人当作工具利用，比如威尔逊（Wilson）的情况所表明的——尤其当由于缺乏政治家那样的本能而给道德情操留下空隙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的各大经济团体（例如雇主协会和雇员协会）一次又一次遭到政治上的失败，除非它们确实找到了一个真正精通政治的政客作领袖，而他这时又会利用它们。经济思考和政治思考，尽管形式上高度协调一致，但在方向上（因而在所有战术细节上）却有根本的区别。伟大的商业成功会唤起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放纵感——在“资本”这个词中，我们就可以捕捉到这方面的一种准确无误的低音。但是，只有在少数个人那里，他们的意愿的色调和方向，以及他们衡量时局的标准，会发生改变。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不再觉得他的企业是“他自己的生意”，其企业的目标不再是财富的简单积聚的时候，工业巨头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家，例如塞西尔·罗得斯这样的人。但是，反过来，政治界的人士却要面临着他们有关历史任务的意愿和思维堕落成仅仅是为了维系他们的私人生活的危险；这时，贵族就能变成强盗，我们目睹了王侯和大臣、政治煽动家和革命英雄这些熟悉的类型的崛起，他们的热情在懒洋洋的舒适生活和大量的财富积聚中已经消耗殆尽——在这方面，凡尔赛与雅各宾俱乐部、实业巨头与贸易协会领袖、俄国统治者与布尔什维主义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而在民主政治的成熟时期，那些已“达到目的”的人的政治，不仅与生意是同一的，而且与最肮脏的大城市的投机生意是同一的。
然而，所有这一切正是一种高级文化的隐秘过程的表现。起初，出现的是原始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及其时间和空间的象征主义。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里，政治生活，跟宗教体验一样，有其固定的位置，有其命定的行家老手，有其分配好了的在事实和真理两方面的目标，经济生活则在下面沿着一条稳妥的道路无意识地前进。接着，存在之流发展至与城镇的石头结构纠缠在一起，而才智和金钱从此以后就篡夺了它的历史指导权。具有年轻的象征力量的英雄和圣徒越来越少，他们全退缩到越来越狭小的范围里。冷冰冰的资产阶级的清醒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归根结底，制定一个制度和完成一宗交易需要同样的专业智力。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宗教体验和科学经验，彼此接近，相互推挤，互相混杂，现在用任何象征力量的尺度都难以将它们区分开。在城市的摩擦中，存在之流失去了其严格而充盈的形式。初级的经济因素浮出表面，与形式完满的政治的残余相互作用，恰如居于主导的科学同时把宗教加进它的对象库里一样。政治上的自我满足把一种批判性的和启发性的世界情绪散布在经济生活中。但是，代替那些已经衰微的等级，从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涌现出了伟大而真正的政治或宗教力量，这种个人的生命历程将成为全体的命运。
就这样，我们开始可以辨认出经济史的形态学。首先，有一种属于“人”的原始经济，这种经济跟植物和动物的经济一样，在其形式的发展中遵循的是一种生物学的时间尺度。这种经济完全支配着原始时代，并在诸高级文化之下和之间无限缓慢地和混合地继续前进。动物和植物通过驯化和饲养、选种和播种而被纳入它的范围并发生改变；火和金属得到利用，无机自然的财富经由技术加工而可以为改善生活条件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充满了政治的与宗教的伦理和意义，虽然它们并不能明确地区分图腾与禁忌、饥饿、心灵恐惧、艺术、战争、祭礼、信仰和经验。
在观念上和演化上与此全然不同、在发展速度上和持续期限上亦明显有别的，是那些各自具有自身的经济类型的高级文化的经济史。无城镇的乡村经济属于封建主义。伴随着国家从城市进行放射性的统治，出现了都市的货币经济；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在世界城市的民主政治取得胜利的同时，这种货币经济发展成为金钱的独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经济的形式世界。阿波罗类型的实体货币（即模制的硬币）同浮士德式的动态类型的关系货币（即信用单位的账簿）形成为对立的双方，如同城邦与查理五世的国家是对立的双方一样。但是，经济生活，如同社会生活一样，是金字塔式地自行形成的。在乡村的底层，一种全然原始的状态依然故我，几乎未受文化的影响。晚期都市经济——它已经是坚定的少数人的活动——还是不以为然地对在它周围继续存在的原始土地经济表示出蔑视，而后者也对在城墙内盛行的智性化的风格怒目相向。最后，世界都市带来了一种文明化的世界经济，这一经济从少数中心中的极小核心中发散出去，使其他地方作为一种地方经济从属于自己，而在更为偏远的地区，全然原始的（“家长式的”）习俗往往继续盛行。随着城市的成长，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虚伪、越来越精致和复杂。恺撒的罗马、哈伦·拉西德（Haroun…al…Raschid）的巴格达、当今的柏林等大城市的工人感到不言而喻地完全必需的东西，却为乡村最富裕的自耕农视作是愚蠢的奢侈品，但是，这个不言自明的标准是难以执行和难以坚持的。在每一文化中，劳动量都是越来越大，直到每种文明之初，我们都可看到一种经济生活的强度，其紧张状态甚至是过度的和危险的，而且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最后，就达到了一种严苛而固定的状态，那是精巧的、才智的因素与粗糙的、原始的因素的一种奇异混合，如同希腊人在埃及所发现的和我们在现代的印度和中国所发现的——当然，除非像戴克里先时代的古典文化那样，这外壳在一种年轻文化的压力下，从下面被瓦解。
与这种经济运动相对应，人作为一种经济的阶级，在经济上是“合乎形式”的，恰如他们作为一个政治的等级在世界史中合乎形式一样。在经济秩序里面，每个个体都有一个经济地位，恰如他在社会中皆有一种级别一样。现在，这两种依附性立刻向情感、思想和关系提出要求。生命还在持存着，还在坚持要具有某种意义，而我们的观念上的混乱由于这样事实而被弄得更糟了，这事实就是：今天，正像希腊主义时期一样，有些政治党派在其要求维持某些经济集团的生活水准的愿望中，已经把这些集团提升到了一个政治等级的高位，例如马克思就提升了工厂工人阶级的地位。
之所以会陷于混乱——因为第一个真正的等级是贵族阶级。官吏和法官，以及与政府和行政有关的一切最高职务，都是从这个等级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它们是具有指谓意义的等级式的构造物。所以，学者和科学家的团体也属于僧侣阶层，也具有一种十分清晰、明确的阶级排他性。但是，这些等级的巨大象征却随同城堡和大教堂一起消逝而去。第三等级本就是一种非等级，一种残余，一种杂乱的、多重的堆积，这种堆积除了在政治抗议的时候以外，很少能有什么意义，因之第三等级为自己所创造的那种重要性就是一个政党的重要性。个人并不自觉是一个资产阶级，但因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而成为某一伟大事物的组成部分，可实际上，这并非由于他个人代表了这件伟大事物，而是由于确信而依附于它。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的这一弱点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在它的职业、行会和协会中相对地变得更加显著了。在城市里，无论如何，一个人的称呼主要地是按其生活方式来确定的。
在经济上，第一种（而且在古代几乎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就是农民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纯粹的生产，因此是每一其他生活方式的前提。在古代，甚至原始等级也把它们的生活方式整个地建立在狩猎、畜牧和农业土地占有的基础上，甚至到了古代晚期，土地仍被贵族和僧侣看成是唯一真正体面的财产。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反的是贸易，这是贪得无厌的经纪人或中间商的生活方式，它的强大势力与它的人数是不对称的，可即便如此，甚至在很早时期的情形中，它就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了——这是一种精致的寄生生活，是完全非生产性的，因而是与土地无关的、远距离的、“自由的”、精神上也不受乡村伦理和实践的约束的；这是一种靠别人的生活来维持的生活。现在，在这两种经济之间，又出现了第三种经济，即技术的加工经济，它是在无数的手工业、工业和行业里面发展起来的，它创造性地把各种反思运用于自然，而其荣誉和良知是与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最古老的行会——可追溯到纯粹的原始时代，并且它还用它的暗昧不明的传奇、仪式和想法来填充这一原始的图景——就是冶匠的行会。由于这些冶匠瞧不起农民，又由于他们总是为恐惧所纠缠，使得他们时而为人所尊敬，时而又为人所封禁——因此他们就像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或“黑犹太人”一样，往往变成了一种有着自身种族性的真正部落。
在生产、加工和分配这三种经济中，如同在属于政治和一般生活的其他一切事物中一样，有着领导的主体和客体——在这里，一些集团整个地负责配置、决定、组织和发现；另一些集团整个地只负责执行。分级可能是苛刻的和确定的，也可能是几乎觉察不到的，提升也许不可能，也许不会受到阻碍，职务的相对尊严在长期的缓慢变迁中也许会几乎相同，也许会不同到无法比较的程度。传统和法律、才能和财产、人口数目、文化水平以及经济处境，都可能有力地践踏这一基本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有如生活本身一样作为一种前提而存在着，它是无法变更的。不过，在经济方面说，并没有一个工人阶级；那是那些眼睛只盯着英国——这是一个还处于过渡阶段的、工业的、无农民的国家——工厂工人的地位的理论家的一种捏造，接着，他们又如此自信地把所获得的体系扩展到所有文化和所有时代，使政客们得以采用它，把它当作自己建立政党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在车间和财务室里，在办公室和货轮里，在公路上，在矿井中，在田野里和在草地上，几乎有数不胜数的纯粹服务性的行业。这些从事核算、看门、跑腿、敲铃、侍侯、照料的人，通常根本不具备将生活提高到勉强维持生活水准以上、并使工作具有尊严和快乐——这种尊严和快乐总是，例如，与官吏和学者的身份－职责，或工程师、经理和商人的个人成就联系在一起的——的因素；而且，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所有这些行业彼此之间也是无法比较的。工作是用脑力还是体力，工作环境是在乡村还是在大都市，从事工作的持续时间和强度，都使农业劳动者、银行职员、成衣工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经济世界里，只有，我再重复一次，十分晚期阶段的政党政治才用口号去引诱他们加入一个反抗的联合体，而其意图不过是为了利用这些集合的群众。反之，古典的奴隶主要地是依据宪法条文的规定而成其为奴隶的——也就是，就实际的城邦而论，奴隶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在经济上，他可能是土地劳动者或手工业者，甚或是拥有巨额资本、拥有邸第和乡村别墅以及一大群手下——包括自由人——的经理或批发商。除此而外，在晚期罗马时代，他会变成什么样子，留待下文分解。
货币（2）
三
随着青春时期的到来，每一文化中都开始了一种定居形式的经济生活。居民的生活完全是乡野农民的生活。城镇的经验还未出现。从乡村、城堡、邸第、修道院、寺院领地中拔地而起的，并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市场，一个合乎自耕农利益的单纯集会点，这种集会点还立即获得了一种宗教的和政治的意义，但肯定还不能说它已具备自身所特有的生活。居民们，即使是工匠或商人，依然怀有农民的情感，甚至在这样那样的方面还是像农民一样地工作。
那从一种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生活中分离出来的，即是物品，物品交易是所有早期交易的标志，不论其对象是从远方运来的，还只是局限在村落甚或农场的范围内流通的。一件物品是借其本质中某一些隐秘的线索而附着在生产它的生命或使用它的生命之上的东西。一个农民把“他的”牛赶到市场上去，一个妇女把“她的”美丽的服装放在衣柜里。我们认为，一个人是被馈赠了这个世界的“物品”；“占有”这个词会把我们直接引回到财产的植物性的源头，引回到这一特殊存在——不是别的存在——得以生长、从根上生长出来的源头。在这些时期，交换是一种过程，物品借由该过程而从一个生活圈子转到另一个生活圈子。对它们的评价是以生活为参照，且依据的尺度取决于其与当时被感觉到的关系。这里既没有价值的概念，也没有构成某个一般尺度的某一种类或某一定量的物品——因为黄金和硬币也都是物品，它们的稀有性和不可毁灭性使它们受到高度重视。
在这种物物交换的节奏和进程中，商人仅仅只是一个中间人。在市场上，掠夺性的经济和生产性的经济彼此相遇，但甚至在船队或商队卸货的地方，贸易也只是作为乡村交易的器官出现。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