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形中，这种方法使它们具有了异常丰富的经验，还没有一种人的科学能够超越这类经验。但是，原始的醒觉存在永远是一种能动的存在，与各色各样的纯粹理论全然无关，因而，这种经验是在日常生活的微小技术中，在其自身无有生命的东西身上无意中获得的。这就是祀拜与神话之间的区别，因为在这个层次上，宗教与尘俗之间并没有分界线——所有的醒觉意识皆是宗教。
当对自然的确定（determination）（为了接受它的指导）变成一种固定（fixation）——即对自然的一种有目的的改变——的时候，高级生命的历史就发生了一种决定性的转变。由此，技术或多或少取得了至上权，而那本能的原始经验则变成了一种确定的“有意识的”原始认识。思想已经从感觉中解放出来。引起这一划时代的变化的正是文字语言。语言从说话中解放出来，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交往语言的符号，这些符号比识别记号多得多——它们是与一种意义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名称，人们通过这些名称便可掌握神力（神、自然力）的秘密；它们还是数（公式、简单的定律），现实的内在形式通过这些数而得以从偶然的感觉中抽象出来。
就这样，识别记号体系借助于抽象发展成为一种理论，一种摆脱了当时——不论这是一个高度文明化的技术的时代，还是一个至为纯朴的开端时代——的技术的图象，成为不必付诸行动的醒觉意识的一部分。人们“知道”他需要什么，但他要经历许多的事变才能获得那种知识，因此我们决不能误解了那一知识的性质。借助于数的经验，人们能够操控秘密，但他还没有发现秘密。近代魔术家的形象——一个带有许多杠杆和标记的操控盘，操作者手指一按，就可以使它运转起来，而根本不需对它们的本质有一丝的了解——只是一般人类技术的一个象征。环绕着我们的光的世界的图象——就我们已经批判性地、分析性地将其发展为理论和图象而言——不过是这样的一个操控盘，在它的上面，各个事物被附上特定的标记，故而，只要（可以说）一按适当的按纽，特定的效果就肯定会随之出现。因此之故，秘密本身依然在肆虐横行。但是，通过这种技术，醒觉意识还是照样不可一世地干预着事实世界。生命把思想当作一种“芝麻开门的开门咒语”（open sesame）加以利用，并且在许多文明的鼎盛时期，在它的大城市中，终于迎来了那样的时刻：技术批判开始厌倦于做生命的奴仆而想使自己成为暴君。西方文化甚至现在还在饱尝这一无拘无束的思想的肆虐之苦，而且达到了一种悲剧的程度。
人已经谛听了自然的步伐，记录下了它的指标。他开始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它们利用了宇宙脉动的法则——去模仿自然。他胆敢扮演上帝的角色；因此很容易理解：这些人为的事物——因为在这里，技艺是作为自然的对立概念而出现的——的最早发明者和专家，尤其是锻工技艺的保护者，何以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可思议的，且视情况而将他们看作是敬畏和恐惧的对象。此类发明日积月累。它们常常被发现，又被遗忘，再被发现，它们被模仿，被闪躲，被改进。但最后，它们为各个大陆构成了各种自明的手段的宝库——火、金属加工、器具、武器、犁、船、房屋、动物驯养和耕作。尤其是金属，原始人借助自己身上的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特征而被引向埋藏有金属的地方。远古时代的商道，通过定居的乡村生活，越过往来频繁的海洋，而通往秘密埋藏着的金属矿藏；后来，伴随着这些，又产生了商旅祀拜、装饰和有关锡岛与黄金之国的历久不衰的传说。所有的原始贸易都是金属贸易，并通过第三种经济，即一种外来的、冒险的、畅行各地的经济，生产经济和加工经济被强行并入这种贸易中。
在这一基础上，现在产生了高级文化的技术，这种技术就体现在这些主要实体的整个心灵的品质、色彩和情感上。不用说，古典人是以欧几里得的方式来感受他自己及他的环境，他先天地将自己设定为技术观念本身的敌对者。如果我们认为“古典的”技术指的是那（与我们用这个形容词来理解的其他事物一起）毅然决然地凌驾于迈锡尼时代的普遍的、僵死的完美状态之上的东西，那就没有古典技术可言了。古典的三层桨战船乃是被美化的划艇，古典的弩炮和投石机只是手臂和拳头的替代物——与亚述和中国的兵器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希罗（Hero）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成就只是侥幸之物，而非发现。他们缺乏内心的砝码，缺乏时代的命数，缺乏深层的需要。人们到处玩弄那些大概来自东方的资料（为什么不呢？），但没有一个人认真地注意过那些资料，尤其是没有一个人作出过真正的努力，去把它们引入到生活的具体图象中。
浮士德式的技术则完全不同，它怀着对第三度空间的全部热情，从哥特时代的最早时期开始，就向自然冲击，决心要做自然的主人。在这里，且只有在这里，见识与利用的结合才是理所当然的事。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有用的假设。古典的探究者像亚里士多德的神那样进行“冥思”，阿拉伯探究者则像炼金术士寻找魔法（例如哲人之石）那样进行探求，想由此毫不费力地获得自然的财宝，但是，西方恩却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指挥世界。
浮士德式的发明家和发现者是一种独特的类型。他的意志的原始力量、他的眼光的敏锐、他的钢铁般的实际思考的能力，在站在另一文化角度的任何人看来，一定觉得十分怪异和难以理解，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却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整个文化有一种发现者的心灵。发现（discover）那看不见的东西，把它带进内心视觉的光的世界中，从而去支配它——那就是这一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冥顽的热情。它的所有伟大的发明都是慢慢地在内心深处成熟。最后随着一种命运的必然性一同出现。所有这些发明几乎都被早期哥特时代的僧侣那炽热、快乐的研究十分近地接触到了。如果有什么地方体现了所有技术思想的宗教根源的话，那就是这里。密室里的这些冥思的发现者用祈祷和斋戒来向上帝索取它的秘密，他们觉得自己这样是在服侍上帝。这就是浮士德的形象，是一个真正探索性的文化的一个伟大象征。“实验科学”（Scientia experimentalis），罗吉尔·培根第一个用这个术语来指称自然研究，即用杠杆和螺旋来对自然进行坚定的探索，开创了一个局面，结果，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尽是烟囱和输送塔林立的乡村。但是，对于所有那些发现者来说，也有魔鬼插手其间的真正浮士德式的危险，即魔鬼在精神上把他们引向他承诺世间一切权柄的那座山顶的危险。这就是那些奇异的多明我会士如彼得·佩雷格里努斯所梦想的“永动机”的意义，它想夺得上帝的全能。他们一再屈服于这种野心；他们向上帝强索这种秘密，以便自己成为上帝。他们谛听宇宙脉动的规律，以便操控它们。因此，他们还创造了机器的观念，即把机器看作是一种只服从人的意志的小宇宙。但也是因此，他们越过了那条脆弱的边界线，使其他人的虔敬之心在那里看到了罪恶的开端，为此，从罗吉尔·培根到乔尔丹诺·布鲁诺都招致了不幸。真正的信仰一再地把机器看作是魔鬼的东西。
发现的热情早在哥特式建筑——同多立克式的建筑刻意的形式贫乏作一比较吧！——那里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的音乐也自始至终表现了这一点。印刷书籍出现了，远距离武器出现了。跟着哥伦布和哥白尼的脚步，出现了望远镜、显微镜、化学元素，最后出现了早期巴罗克的大型工艺大全。
然而，紧随其后，与唯理主义同时，又有了蒸汽机的发现，这一发现颠覆了一切，从根基上使经济生活彻底改观。直到那以前，自然还在作出贡献，而现在，它就像一个奴隶一样被套上紧箍咒，它的作用仿佛受到轻视，可以用马力作标准加以衡量。我们的注意力从黑人的体力——其作用在于从事有组织的日常工作——前进到了地壳中的有机蕴藏，在那里，千万年的生命力以煤炭的形式储存着；而今天，我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无机的自然，在那里，水力已经被利用来补充煤炭。随着马力成亿成兆地增加，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增加幅度之大，没有一种其他文化曾认为是可能的。这种增长是机器的一种产物，由于坚持使用和控制机器，其结果，每个人的力量也成百倍增加。由于机器的缘故，人类的生命成为宝贵的。工作成为伦理思考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18世纪，这个词在所有语言中不再带有侮辱的含义。机器做工作，并强迫人同它合作。整个文化使活动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连大地都在它的下面颤抖。
现在，在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发展出来了一部如此伟大的戏剧，以致属于一种未来文化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心灵和不同的热情——都不能不相信：“在那些日子里”，自然本身是摇摇欲坠的。政治跨越了城市和民族；甚至已深深地植入到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命运中的经济，也仅仅是触及到生命的边缘，自觉相形见绌。但是，当所有别的东西都已消失和被遗忘的时候，这种技术却会把它的全盛时期的足迹遗留下来。因为这种浮士德式的热情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这是向外和向上伸展的生命感——因此是哥特文化的真正后裔——有如蒸汽机出现不久的时候在歌德的浮士德独白中所表现出来的。狂热的心灵意欲飞越空间和时间。一种不可名状的渴望把他引诱到无法确定的天际。人希望脱离大地，升入无限，摆脱身体的束缚，在星际太空中环行。圣伯纳德的火热的、翱翔的内心最初所追求的东西，格吕恩瓦尔德和伦勃朗在他们的画面背景中所构思的东西，贝多芬最后的四重奏中的那些超凡脱俗的天籁之音，此时又在才智之士深感陶醉的一个接一个的发明中重新出现了。因而出现了一种异想天开的交通：想几天之内就横过大陆，想用漂浮的城市渡过海洋，想要钻过高山、穿过地下迷宫，最大限度地利用蒸汽机，进而利用内燃机，最后越过道路与铁路、飞翔在高空；因而发生了口语在顷刻间传遍重洋的情形；因而萌生了一种野心，想要打破一切记录，突破一切空间，想要为巨大的机器建造巨大的厂房，建造巨大的船舶和巨大的拱桥：这是一些高耸入云的建筑物，是一些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服从一个孩子的操纵的神奇力量，是一些压模的、颤动的、嗡嗡作响的钢铁与玻璃结构，渺小的人就像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一样在里面移动，最后，他觉得自然就像是在他的脚下似的。
而且，这些机器在其形式上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越来越禁欲、神秘、深不可测。它们用一些微妙的力、流和张力所织成的无限网络笼盖着大地。它们的形体越来越成为非物质的，越来越没有噪音。车轮、转轴和杠杆不再有声音。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藏在内部。人们感觉机器就像是魔鬼，这是对的。在信徒的眼中，机器意味着对上帝的离弃。它把神圣的因果关系交给人，由人凭借一种先知先觉的全能使其运转起来，默默地、不可抗拒地运转起来。
二
除在这里以外，一个小宇宙从不觉得自己优越于它的大宇宙，但在这里，那些小小的生命单位单凭它们的才智的力量就已使那没有生命的东西依赖于自己。就我们所知，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胜利。只有我们的文化才获得了这一胜利，也许它只能获得几个世纪。
但是，正因如此，浮士德式的人才变成为他的创造的奴隶。他的命数（number），以及他赖以为生的生活安排，已经被机器推上了一条既不能站立不动又不能倒退的不归路。农民、手工业者甚至商人，与机器为了自身发展而培养和训练出来的三大类人物，即企业主、工程师和工厂工人相比，突然变得不重要了。从手工业——即加工经济——的一个很小的分支中，已经长出了（只是在这一文化中）一棵大树，它的影子掩盖了其他所有职业，那就是机器工业的经济。它强迫企业主和工人同样地服从。二者都成为机器的奴隶，而不是主人，这机器现在第一次展现出了它的魔鬼般的神秘力量。但是，尽管当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坚持只关注工人的贡献，主张“劳动”这个词只为工人所独享，可这一切要成为可能，只有通过企业主的主导和决定的成就。有一句名言说，“强壮的臂”能使每个车轮停止不动，这大概是一种成见吧。叫它们停止——是的！但是，这并不需要工人来做。让它们运转起来——不能！机器这个人为的和复杂的领域的中心是组织者和管理者。使它成为一个整体的是心智，而不是手。但是，也正因如此，要想保全那时常受到威胁的结构，有一种人物甚至比经营企业的业主——他使城市拔地而起，他能改变景观的景色——的全部能量还要重要；这是一种在这一政治冲突中容易被遗忘的人物——那就是工程师，他是机器的牧师，是懂得机器的人。不仅工业的重要性，而且它的存在本身，都依赖于成千上万有才干的、受过严格的训练的、掌握了技术，且能不断向前发展技术的头脑的存在。冷静的工程师才是机器的主人和命运。如果说机器是一种现实性的话，他的思想就是那可能性。有人担心煤田会耗尽，这完全是一种唯物主义的顾虑。只要有优秀的技术开路人，这种危险就不可能存在。当且只当这支军队的兵源得不到补充的时候——这支军队的思想劳动跟机器的劳动一起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单位——工业才会发生动摇，不管管理者如何的竭尽全力，也不管工人如何的努力工作。设若，几代人之后，那些最有天赋的心智发觉他们的心灵的健康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力量都更重要；设若，在取代今天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的影响下，那些现在还关心机器的才智精英因日益感到机器的魔性（Satanism）而被慑服（从罗吉尔·培根到明谷的伯纳德就经过了这个步骤）——这时，这幕由才智之士所扮演、手仅仅作为辅助的伟大戏剧的终局，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了。
西方工业已经使其他文化的古老传统发生了变异。经济生活的川流正在向煤炭王的位置和大片的原料产地移动。自然已经被耗尽了，地球成为浮士德式的能量思维的牺牲品。工作着的大地是它的浮士德方面，是《浮士德》第二部所期待的方面，是富有进取心的工作的最高变形——可浮士德就是在期待中死去的。相对于古典帝国的静态的、饱满的存在来说，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其真正的对立面。工程师与古典法律思想风马牛不相及，他将看到他的经济拥有它自身的法律，在那里，力和效率将取代人和物。
机器（2）
三
但是，金钱对这种才智力量的打击也是巨大的。工业，像自耕农一样，也是依附于土地的。它有自己的场所，它的原料是从大地涌现出来的。只有大财阀是全然自由的，全然不可捉摸的。自1789年以来，银行，连同证券交易所，在工业的日益扩大的信用需求的基础上，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且它们还将（因为每一种文明都对金钱有欲望）成为唯一的力量。生产型经济和掠夺型经济之间古老的斗争，现在强化成为才智之士的一种无声的、在世界城市之间进行的巨人之战，这场战斗是技术思维为了维护它的自由、反抗金钱思维而进行的一场殊死之战。在浮士德文明中，如同在其他每一种文明中一样，金钱的霸权正朝向它的物质顶峰迈进。现在，一件只有已经看透金钱本质的人才能理解的事情发生了。如果金钱是某种有形的东西，那么它将永远存在下去——但是，由于它只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因此，一当它把它的经济世界思考完毕，而且没有更多的资料来把它维系下去，它立即就会消失。它闯入自耕农的乡村生活，使土地成为动产；它的思维使各式各样的手艺发生了改变；今天，它又成功地对工业施加压力，使企业主、工程师和劳动者的生产性的工作同等地变成了它的战利品。机器，本世纪的真正女王，连同它的人类仆从，都面临着屈从于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的危险。但是，与此同时，金钱也已经走到了它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即金钱与血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取得其最后的形式。
恺撒主义的到来打破了金钱的霸权和它的政治武器民主政治。在世界城市经济及其利益取得对政治的创造力的长久胜利之后，生命的政治方面终于将自身显示为两者中较强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