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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想到能做点事的人都是这样的下场，如果你稍微微了解一下人性，研究一下中国人，你会发现最丑陋的那个本性的中心是环绕着两个字走的：嫉妒。“你有我为什么没有？”那么，“你怎么可以有？”所以：“看我们怎么修理你。”于是，人要修理人当然不会没有办法啦，尤其是菜可以烧到那么好吃的出奇的中国人。台湾的说法是：“见不得人家好。”但原理都是相同的。于是，真可以做点事的人死的死，逃的逃。然后他们最后还忿忿不平的说：“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中国人？”
嫉妒。最丑陋的人性。你看看台北街头的奔驰车辆为什么全都少掉了它们的鼻子，你就会惊讶到它是如此虎虎若生的存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的偏见也许离谱，但，聪明的你，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或道理。
由此你隐隐可以感觉到为什么一个从未见过面谈过话的影剧记者如某某者，为什么会写出一篇那样的文章出来。当然也许她当时身受情绪的波动，正好碰到一个穿黑衣戴墨镜的男人如罗大佑者，竟还唱了一首《恋曲198O》，你会写歌是不是？好像还蛮受欢迎的嘛，你还是个医生是不是？喔！你没事还歌曲里多管点闲事抗议抗议是不是？
你不错嘛。看我怎么修理你。
第二部分天凉好个秀（2）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的确被某某修理到了。我正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把所有的东西全丢了下来，准备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来自于一个素昧平生的记者的报道，而且是那样一种颠倒是非的你可以感觉到她是站在那儿叉腰冷笑的一种方式，我的天，小姐，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让你无法原谅的事了？张艾嘉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她自己肚子里最清楚。你马上知道某某在等待的是一种互揭创疤的连锁反应。
我还记得那时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放射摄影室内，沉默。我的感情的波折，我的音乐的困境，我的新的工作环境。我已经可以感觉到同事们对我的眼光了。怎么回事呢？他们要什么呢？我对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些无法被原谅的事情了？但是，什么事情呢？有一种麻痹的感觉。我相信，所有我的黑白是非与价值标准在那个时刻是完全被摧毁掉了。当然，你不会笨到完全无视于你早晨打开的报纸内有关于你的头条新闻的报道。就是这么简单。某某是一定会得手的，不管她要的是什么。生平第一次，我有了一种直觉：“这个社会，我不能待。”我一向是个敢讲话的人，但这一次，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沉默的力量。在那一段黑暗时期里，最后我对自己说：好吧！如果这是你们要的话，如果我对你们能有任何贡献的话，请全部拿去吧！反正我也给不起那些我没有的，反正原来我也一无所有。如果你们需要尊严，如果你们需要信心，请从我身上扒下来吧！如果我的勇气挑战到你们，骚扰到你们，如果你们需要一个可怜虫、失败者或者小丑，你们可以把我写成任何你们想要的样子；如果你们欠缺面子，我脸上的请全部扒下来拿去，但别忘记，我不是不要脸，不要脸的也不是我。
他们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据说”。如某某小姐写的：“传言中指出，罗大佑改变形象（把留了好几年的长发剪成短短的西装头），是企图挽回可能要悄悄溜走的爱情。”这句话的公式，非常好用，而且完全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聪明的记者如果懂得去运用这种公式，即使他们自己就是这种“传言”与“据说”的制造者，也很容易可以使自己杜撰的新闻稿看起来像是充满了客观的报道似的。这种效果一试便知：据说有些女人的嘴特别喜好搬弄是非，是因为她们喉咙及齿缝中积藏了过多的致癌垢，因而像鼠类一样，必须不断的啃啖物体止痒。消息来源又指出，此类女子，通常外表正经，表情不形于色，正常反应是作疑问状问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作惊讶不解状。传言中又证实，这种女子有时虽然较为严肃，但事实上在端详其脸孔较久后，众人可以观察出其隐藏的真实表情下对某些不便告予人知的嗜好的特殊偏爱。这样，如同某某小姐的嘴所做到的一般，我们说了要说的话，而且完全闪掉任何可能有的对文字的责任。
真是下流。突然间我发现人完全可以不必担心自己没有下流的能力；只是，虽然我们无法像她们那样一直可以保持得那么下流。
有时候她们也会换句话说。另一位记者，她可没说“读者喜欢看嘛！”她说：
“大家都很关心你们呢！”而老实说，我自以为她是我可以当朋友的那种，谈了谈，再三叮咛她不能写，于是就和她聊；当天几个朋友，还喝了点酒。后来杂志出来时，就像你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她也许是个不错的女孩，但在我前面，她毕竟是个撒谎者。因我有理由相信一个会用自己的关系和职位向数十万人公然撒谎的人平时不可能会是那么一个诚实的人。
上次和林青霞聊天，我问她有关这些台湾的影剧记者的一些看法。她说在台北的机场有个女记者问她在香港平时都做什么消遣。她说：“看看书啊，和朋友聊聊天逛逛街，还有游泳啊！”那个叫做XXX的女记者就马上抢问：“那你怎么还是那么白呢？”然后几个女记者就嘻嘻嘻笑起来了。我的天，写这样的事情实在是真无聊，不过，她们真的是随时在等待着讥笑那些她们认为你可能说的谎呢！林青霞也许习惯了，不在意，但你别想叫我别在意这种人的心态。
台北的影剧记者，一种依赖作贱影艺人士生存的行业。
好极了，我现在发现写这种文字的乐趣了。那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所有的挫折藉着修理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发泄出来，而且，随便动动笔就有几十万份拷贝出去。太好了，可以泄忿，可以很有面子的作贱那些有头有脸的明星歌星，又可以娱乐大众，而且还可以营生；最妙的，是完全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反正报纸杂志撑在后头，谁敢得罪我们？
天凉好个秀。
但谁又缺乏修理别人或伤害别人的能力了？
生平第一次，我把箭头指向一些人的姓名，一些女影剧记者的名字。这样做我自己都觉得恶心，但问题在，她们在抖别人的名字时根本就是家常便饭，绝不犹豫；问题在，当她们发现你抗议来抗议去绝不会提到个人的名字时，她们就似乎把你当个像被揭穿的纸老虎似的，她们很心安的用她们自己的名字来作贱你的名字，发现你绝无反击的可能，吃定你为了自己的后路必须忍气吞声。
有时候像某某这样的判断似乎也可能有差错的地方。
好，这种文字游戏，我作贱自己，陪你们玩一玩，没有关系。
听着，你们这些像某某一样的影剧记者：影剧行业是个很难走的行业，尤其在台湾这样的黑白两道都夹杀的环境下：今天你们看到的比较成功的艺人，没有不是凭真本事上来的；两三年的侥幸会有，超过十年的侥幸绝无可能。艺人的品德只是社会标准，他们也是环境的产物，不会比社会一般标准好，但也不会比社会标准差。其他的都是渲染出来的。如果你们要渲染民族救星的桃色新闻史，那也绝不会比艺人们高级多少，但你们当然不敢：雷公打豆腐，从软的先下手。但也不要认为艺人们先天就背负了让你们作贱的命运。这是个每个人缺乏尊严的时代，请别任意作贱我们的尊严来增加你们的尊严，这是不道德的。演艺事业是你们的全部，作贱艺人就是作贱你们自己的行业，就是这么简单。别沾沾自喜，你们事实上才是台北最糗的一群。把你们的报纸杂志拿掉，你们就是光溜溜的一群，一无所有，你们真的认为自己可以写一辈子的三流文字吗？专制的新闻制度可以保障你们的专制言论，你们的心态只不过是那种不正常的制度下的副作用引起的一个性脓疮罢了，就像不正常的社会里的不正常娱乐制度下的艺人的心态一样；但这并不是说你们的行业可以任意的践踏我们这个行业。制度，会改的，趁还没太晚，看看以后的世界。为了你们自己。
请停止作贱我们的行业。
我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
写这种文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太容易停手。我不知道是因为会上瘾还是因为写文章骂人总比做事要容易得多。而事实上似乎两者都有。尤其是自我被自己靠着作贱别人来膨胀了许多以后。
但我没有每天几十万的发行量，这方面的问题起码小了十分之一。
所以我想我还是在安全高度内，可能有些人真的走了条不归路。
聪明过人的J君的妻子王小姐已经不干影剧记者多时了，但她还写一点文章。一个会写文艺文章的前影剧记者，充满了艺术气质。自以为是他们夫妇的好友的我，在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不无吃惊之处。整个东西是那种，“看我把你全部抖出来让大家瞧瞧”的心态。你才知道做这样的人的朋友有多危险。你然后才知道，干惯了影剧记者，修理人惯了以后，那种残存在血液里的文化流氓的气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一个去职已久的貌似文静的女子身体冒出来。
作贱别人的心灵内，埋藏的是一个蛊。
所以好不容易有个杨惠姗出来，这些人弄个两三下，又没有了。人才的成长很慢，可是用这些人的方式去被掐死，太容易了。人，什么时候缺乏过修理别人或伤害别人的能力了呢？他们当然会得手的。
而台湾已经几乎快没有人了。如果你抱怨“金马奖”香港人拿了太多的奖的话，你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记者的名字。台湾已经差不多没有真正撑得起来的明星了，全部被作贱掉了。而最后你恍然大悟，原来，有那么多的记者在暗中霸住那些超级巨星的位置，用另一种舞台在做另一种秀。她们才是台湾仅有的明星，有着强烈无比的自我与矛盾的自卑情结。你以为我夸张了吗？如果你胆敢不太认识她们——尤其是那些大牌的，她们是会在报上修理你的，你以为没发生过的事？但毕竟，拿起麦克风她们还是有点心虚，终究还只是敢在报纸上修理人的。放大自己的名字是敢的，真的让她们站到舞台上面对所有的人的话，还是很难见得大场面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不太认识她们她们会不悦的原因。心情极其矛盾。
在香港看看，我看到甄妮、邓丽君、林青霞、叶倩文，她们似乎好得很。花边新闻？多的是，可是你不易感觉到那种恶意的作贱人的心态存在。香港的影剧记者此台湾的影剧记者清楚太多了，他们知道自己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会没事看到台北的影剧记者在写：为什么香港人个个是大牌？为什么他们作得起来？我们的明星太不争气了！
真亏她们还写得出来。
反正，上述几个从台湾过去香港的女星，如果她们一直待在台湾，我向你保证她们绝不会有今天的地位的。事实其实说明的太清楚了。
如果有人觉得这篇文章太情绪化，太下流，那就是我要的，没错。在一个法理不彰、舆论混沌的环境里，你让那些言论早已失控多时的记者真正体会到她们下笔时该有的客观谨慎是惟一能够保证她们在自己剩余的生命里——是的，一生——不受到另一个行业的从业者的反扑的凭藉。一个投入的艺人是一生的事业，而这些影剧记者，也别想打了就跑。该来的总会来。而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拳头、刀子、麦克风或斧头。我们用他们最拿手的道具：文字。
台湾影艺圈受到的创伤，不是短短两三年可以恢复过来的。有些事情，总得有个开始。
很简单，如果艺人不受到最基本的职业尊重，你不要想环境里会有什么值得尊重的作品或是表演存在，这个社会对艺人简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虐待的地步：要劳军，要捐钱送炭，要明天会更好，艺人们全部过来排队表演呼口号，一片光辉的人性，国恩家庆。利用完了没事的没事，有事的上电视作游戏供大家消遣，或上报纸杂志搞搞绯闻娱乐大众，替台北早就乱七八糟的地下地上的男女关系，那些所有人早就心知肚明而不便于披露报端的新文明作代罪羔羊，大快人心。这个环境的舆论，到底有没有能力反省自己？这个环境的艺人，有没有能力替自己争取尊严？大众，有没有能力拒绝自己被列入“读者喜欢看嘛”的阶层？
拜托拜托，停止作贱我们的这个行业吧！
我是可以停止了，做这种三流的事情。反正肮脏的工作总得有人做。
封杀我？谢谢，请便，我将把它视为我一生最高的荣誉。不开玩笑。
第三部分人物素描
陈达，台湾民歌手。——作者注
公元1979年7月，我到台北市立疗养院去当精神科实习医生时，距陈达过世还并不是一段太长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表演，但对他死前在疗养院内的一些情况却听说过一些，因为我所待的第三病房恰好就是当初他所住的病房，护士偶尔会说起。
望向病房大厅，每个走来走去的病人，陈达离开世界前的最后一段时间的状况就像这样浮现出脑海，这是台湾最后一位真正的民谣歌手生命中最后一站的现场。
他的照片还是看得到的。脸上的所有的皱纹是他历经整个世纪，在这个岛上——他完完全全的家乡所渡过的，风月的刻痕。
如此平凡的人物。他来自没有麦克风、没有喧嚣呼声掌声的年代。在饭后，夜正年轻的夜晚的室外，几把长凳，几个摇着扇子的乡人的围拢之下，一把走天涯的月琴，就这么就唱了，大概还不必讲究琴的调音的。“咚咚咚咚咚咚咚”，琴声有点蹒跚，几乎没有什么太深奥的技术可言；如果你尖酸刻薄一点，你甚至可以说他就凭这两手琴艺也竟可以到处招摇撞骗，随时编编歌词就这么给他混了一辈子。
“思啊，想啊，枝——”
来了。大概绝不是那种会讨好的嗓子。干涩的声音自录音带内冷冷的飙出来，划破半个世纪以后依然的月空。那个“想”字后面的“啊”字渗杂了浓厚的鼻音，全世界除了这块土地以外不会有其他任何地方有这样的，乡土的鼻音的唱法。“枝……”这一声是个尾音，延长了好久。它在夜晚的空气中划出了一道几乎是看不到那弯曲的弧线。随着音的延长，这弧线竟变得越来越锋利，甚至，凄厉。然后，它毫不留情的，像毫无任何阻力一般的，轻易的切割人你的心灵的肌肉。也不见血，但像把极精细的外科手术刀般，你知道它已深深切入，传来那种很薄很薄的，深深的刺痛。
瞬间我感到榻杨米旁祖母手中扇子传来的轻轻的，风。祖母似已睡着，她手中的扇子偶尔会停一下，但等等又会再扇起来。她的小收音机内传来的声音似乎早已曛人空气中，成为整个室内的一部分。那样的静止状态的我的生命，只是个冷血的，无动静的，纯观察的，像被包在蓓蕾内的一个，苗似的幼体。偶尔嗅到一丝“新乐园”透入的烟味。
但那个弧线已抛远到连尾音的回声都听不到时，似乎有内部的某种冷冷的液体已开始慢慢滚动了，而且热了起来。第二句已经开始唱了。
陈达，来自这块土地的，又被吞没于这块土地。我想，他可能连名字都是这块土地取的。陈达，真正的传奇。
许不了，台湾喜剧演员，是我心目中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喜剧演员。——作者注
有两种说法来形容一个人的心意。锦上添花的人和雪中送炭的人。前者不足为奇，后者也不是没有；大致上社会不论怎么变，这种类型的人都会有，只是比例会略有变更。但前述的分类显然未曾顾及到其他可能有的状况。像我，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属于锦上添炭的人，如果他们不介意的话。而另一种人就更为有趣，这种人雪中送花，那就是许不了。
和许不了见过短短的几面，第一次是在录音室里，为他们写了一首后来被禁唱的《大兵歌》的录音时。许不了一把拿去我正要开罐的啤酒，他手一按罐面，身一转，“波！”的一声巨响，你以为罐子被打开了，事实上是他用另一只手的手指用嘴内的吸气发出来的声音。这和他的变魔术一样，拿手的口技，你学都学不来的。
最早看到他在电视上，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凤飞飞主持的周末午间节目。他的确是个非常好笑、非常引人注目的喜剧演员。那种表情、动作、反应和声调，绝不是故意装了讨好别人逗笑的那种。他生来就是应该在喜感的气氛里串联人的笑声的。我还记得有一位太太上台把一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