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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0-鲁迅其人:全面解读鲁迅-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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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民志、民智等的讨论,对于民族的缺点、劣根性等已进行不少的探讨。不少论者提倡民族主义,以物竞天择为公例,比较研究一些民族的优劣,以及他们致强和致衰的根由,想借此激励国人奋起。这些讨论都是和政体改革,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有关。改良派认为群众愚昧不能依靠,群众文明程度太低,无自治能力,不能享自由,而只应受专制。所谓君主立宪,只是要张大士绅之权,民众是没有资格参政的。革命派有着强烈的光复旧物的愿望,更为强调民族主义,为民族招魂。他们认为,革命需要民众参加,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愚昧的群众,而是少数的英雄豪杰、革命志士。尽管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立场不同,但是他们都认识不到民众在创造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    
    鲁迅和许寿裳的讨论,涉及到人性问题、民族性的缺点及产生的根源问题。对于他们讨论的三个相联的问题,确实应该联系起来理解。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是目的,而不断改变人性、民族性的缺陷,铲除阻碍人性健全的发展和产生民族性缺点的病根,是逐渐形成理想的人性的途径。这也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疗救的目的,还是为了使人性得到健全的发展。    
    鲁迅追求理想的人性,与他经受的时代刺激有关。他从所经过的人生中,感到人性有着缺陷。1903年,他翻译了雨果小说《哀尘》。他同情书中那个贫贱女子芳娣的遭遇,在《附记》里发出“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的喟叹。他在《破恶声论》里,批判崇侵略的兽性爱国者时说:“人类顾由,乃在微生,自虫蛆虎豹猿以至今日,古性伏中,时复显露,于是有嗜杀戮侵略之事,夺土地子女玉帛以厌野心;而间恤人言,则造作诸美名以自盖,历时既久,入人者深,众遂渐不知所由来,性偕习而俱变,虽哲人硕士,染秽恶焉。”青年鲁迅认为,无论古今东西,智愚之别,人性都不完美。他还说道:“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他以为人类在进化发展中,存在着差异,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性的缺陷,距离理想的人性还相当遥远。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及其意义(2)

    民族性是人性的“同中之异”。鲁迅在早期著述里,研究了我国民族性的缺点,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性做了比较。他认为,在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我国国民的缺点是不敢正视现实,缺乏远见,沿守古训,不思进取,落后而又自大,自欺而又欺人,无理想,无特操等等。人们像压在磐石之下的小草,默默地生死;又像一盘散沙,没有聚合之力,鲁迅对于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重压之下,人们这种麻木和不觉悟的状态,是忧愤深广的。他说:“??华土,凄如荒原,黄神啸吟,种性放失,心声内曜,两不可期已。”《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无声的中国,使他产生了寂寞感。他对于人类文明史的探讨,认为中华民族从“煌煌居历史之首,而终匿形于卷末者”,正是由于民族精神不振,这使他有着从春温进入秋肃的萧条感。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鲁迅认为,只有打破现状,解放个性,才能振奋民族精神,国家才能有进步和希望。这就要通过“立人”去实现“立国”。    
    怎样去“立人”呢?鲁迅提出必须用“尊个性”“张精神”的方法,也就是使个性获得解放。他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而君之大觉近矣。”《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他以为“君之大觉”只能建立在“人各有己”的基础之上,鲁迅提出的“人各有己”,就是要人有自我意识,认识个性的价值,明白人生的意义。个性才是造物主,进步是始于个人的足下。人要独立思考,言必己出,勇于坚持真理,不应该逐波浮沉,随声附和,盲信盲从。他说:“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披心而,其声昭明,精神发扬,渐不为强暴之力谲诈之术所克制”《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他主张尊重个性,使自我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发展,由此提高群众的水平。他反对有些维新人士,假口要做“国民”、“世界人”,“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君为鞭?,攻击迫拶,俾之靡骋”《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这种灭个性,抑制自我的发展,只能扼杀天才,使个性沉沦于混浊水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鲁迅提出的“张精神”,是要人们不要沉溺于物欲,而不顾内面精神之发扬,他认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正是人具有精神活动和无穷的创造力。因而只有张扬精神,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动社会生活前进。他说:“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坟·文化偏至论》。人的精神能否发扬则和人格有关。如果人的格调低下,没有高尚的理想和情操,很难使精神昂扬,发挥创造的力量。鲁迅在评价西方哲学家关于理想人格的探讨时,表示了他的看法。他以为在社会的发展斗争中,一个人能有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感情,勇猛奋斗,不畏挫折地去实现理想,就称得上是理想的人格了。    
    在长夜未央,阒然无声的中国,要尊个性,张精神,进行启蒙的个性解放运动,鲁迅以为只有依靠少数精神界战士,“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由他们“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坟·摩罗诗力说》。。    
    鲁迅所期望的精神界战士,在品德和行为上有着独异群俗的特点。他说:“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在清朝封建专制下,鲁迅期望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争天拒俗,”“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的摩罗。这鲜明地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    
    鲁迅推崇摩罗型的精神界战士,也与他追求理想的人性有关。从鲁迅有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摩罗型的精神界战士,都有着真诚的愿望,追求进步的理想,有着为理想而奋斗献身的精神;他们都蔑视偶像,反抗世俗陈习,不顾毁誉,行其所行,“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他们都“贵力尚强”,“无不刚健不挠”,有着“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顽强斗争精神。他们有意志,有毅力,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才是社会栋梁,将来的柱石。鲁迅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斗争发展中,摩罗精神最为雄杰伟美。因为“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坟·摩罗诗力说》。。人若没有这种精神,就会怯于斗争,畏于进取,失去了向上发展的活力。可以说摩罗型的精神界战士,正是鲁迅早期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性。    
    面对着清季凄如荒原的华土,鲁迅热切地呼唤精神界战士的出现:“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在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坟·摩罗诗力说》。他期望通过少数的精神界战士,进行启蒙的个性解放运动,使中华民族能够发扬蹈厉,振奋精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途中,迎着狂飙怒浪“恃意力以辟生路”;实现他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坟·文化偏至论》。的社会理想。    
    鲁迅期望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不是出于大国主义思想。他主张世上各个民族能协同前进,自由地生活,他反对国家强盛了就推行霸权:“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他认为中国强盛了也不应是“搏噬无辜之国”,而应“颠仆压制,去诸两间,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繇具足”《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从个性解放到人道主义,是鲁迅“立人”思想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也是他“立人”思想的内容。    
    鲁迅“立人”思想的意义    
    “立人”思想,是鲁迅早期思想中核心的部分,是他早期的哲学社会思想的集中反映。它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对祖国的命运严肃观察思考的产物,有着时代的内容。从时代的要求上看,当时中国需要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鲁迅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不同于政治家,而是表现了启蒙的革命思想家的特色,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首先,当时的政治家考虑的多是政体等问题,而萦回于鲁迅脑际的是“人”的问题,人的精神状态,人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认为:国家的强盛,“根柢在人”,人是一切的根本,其他都是枝叶,是从属于人的。他始终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关心“人”的命运,尊重“人”的价值。从根本上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当然,鲁迅是赞成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革命的。虽然他在这方面论述较少,但从他对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的革命业绩所给予的崇高评价中可以得到明证,他只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看问题罢了。他由此出发,通过自己切身的感受一再谈到旧中国是个“将人不当人”的地方,“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如果“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人们便要心悦诚服”《坟·灯下漫笔》。。    
    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与愚民政策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精神必然是禁锢萎靡,毫无生气,奴性十足,缺乏“人”的自觉意识,而国家、民族也必然日趋衰败。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鲁迅大声疾呼“立人”,这显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意义与启蒙意义。    
    其次,当时的洋务派有的提倡“制造商估”,有的“竞言武事”,他们都忽视“人”的工作,忽视人们的精神革命与思想启蒙。鲁迅认为他们是“抱枝拾叶”,丢掉了根本。因为没有人的觉醒,摆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其他种种办法都难以实现,甚至会阻碍“人”的发展。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说鲁迅“立人”思想确实是高瞻远瞩,抓住了根本。    
    再次,鲁迅的“立人”思想,虽然不免带有抽象的空想的性质,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他洞察世界之大势,为了引导国民“不后于世界之思潮”,而提出“立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深入探究中国之国情,“弗失固有之血脉”,摸索着改革中国现实的途径和方法。这就使他的“立人”思想,成为适合于中国国情、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思想,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颇具现代性、独创性和远见性。    
    鲁迅的“立人”思想,涉及人性、民族性、阶级性等问题。他在有关的论述中,提到了人性和民族性,就是没提阶级性。20世纪初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不可能掌握唯物史观。鲁迅同当时其他的先进人物一样,也是向西方寻找真理,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就是受到了西方的进化论、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以及尼采学说的某些影响。对这些西方学说,他是抱着为我所用的态度,针对中国的国情,加以选择、吸收、融合,变为构成自己“立人”思想的材料。因此,他的“立人”思想也就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唯物史观才能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青年鲁迅,不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问题。例如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是“古性伏中”,兽性的显露,而不是从帝国主义经济制度上进行分析,显然不当。他的“立人”思想,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人性、民族性、阶级性的相互关系。他是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对“人”对“个性”缺乏阶级分析,片面地强调个性解放,发扬个人内在的精神力量进行自我改造。他没有认识到人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而改造客观世界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阶级的力量。因此,“先改造个人、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这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实践,是发展变化的。“五四”之后,鲁迅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与人的个性都带有阶级性,不能抽象地脱离社会实践来谈“立人”。到了后期,他更是把“人”的改造和解放同社会的改造和解放密切地联系起来,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解放了社会,才能解放了自己,使人性臻于美善,使人类彻底解放,实现从人性的异化到人性的复归,在莽莽尘寰上,实现真正的“人国”。鲁迅的“立人”思想终于有了坚实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立人”思想的发展。    
    (选自《鲁迅论稿》)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1)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前期思想和创作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些研究论著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它,但都缺乏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想就这一思想的产生及其在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影响,作一点粗略的分析和考察。    
    一    
    所谓“国民性”,即“民族性”,原为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概念,最初运用于民族问题的研究,以后又扩展到各民族文学艺术的鉴赏和批评的领域。19世纪,文学与国民性的关系,才成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法国19世纪批评家泰纳(H A Taine 1828~1893)的《艺术哲学》一书,就系统论述了“种族、环境、时代”是构成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三个要素。此后,文学与民族性的关系便成为许多文艺批评家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国民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它指的是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共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一些研究者认为,国民性“即一国民之思想”光升:《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新青年》第2卷第6号。,是“以人种为基本而在种种的外底影响之下所形成的国民魂”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章锡琛译;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25。;它为一国民族所共有,具有“因袭的,保守的,固定的性质”邹敬芳:《东西国民性及其社会思想》,《东方杂志》第23卷第11号。;改造国民性,就是要社会的“先知先觉”,“用个人的努力,渐渐减少人性黑暗的方面,渐渐发展人性光明的方面”陈独秀:《我们应该怎样?》,《新青年》第6卷第4号。。所以,国民性的思想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每个民族存在某些“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这种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形成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文化上的反映。它通过民族的语言、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它以社会划分为对立的阶级为前提;它只“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而不承认各民族有超阶级的共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资产阶级用“国民性”、“民族性”的概念,掩盖民族内部阶级对立的实质,抹煞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上的本质区别。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超阶级的国民性也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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