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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这两个严重缺陷的方向发展。从1907年算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在事实的教训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最后豁然贯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作了科学的分析。一方面指出这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两个主义有四点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宇宙观的不同”。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作了这样的分析：“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一再运用的把宇宙观和具体问题的结论既有联系又区别开来的观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一观点告诉我们，不重视宇宙观即世界观的分析是不对的；但是只对世界观进行分析，把对世界观的分析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把对世界观的分析和对具体问题尤其是对具体的政治问题的分析混为一谈，同样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研究鲁迅思想，特别是鲁迅的前期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既要从哲学上分析鲁迅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世界观，又要从政治上分析鲁迅的立场和对具体问题的观点；既要研究鲁迅前期世界观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带来的问题，又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他的各个具体观点的是非。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我们都应该运用这个观点来分析问题，切忌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使鲁迅把握了分析人及其社会问题的指导性线索即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树立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无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对鲁迅思想的发展有无可比拟的巨大意义。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生动地谈到这样的情况：“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从鲁迅前期著作就可以看到，鲁迅多么准确、充分和出色地描绘和抨击了这样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鲁迅从1925年对暴力的作用问题的正确认识开始，逐步对文艺的特点、性质和目的；人的感情和性格依存于经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共产主义等等一系列问题，掌握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1933年，鲁迅在《听说梦》一文中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这样坚定的正确政治方向，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后，曾经用这样的体会予以高度赞扬：“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鲁迅书信集上·203致韦素园》。同时，鲁迅又有这样痛苦的经验和劝告：“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的论客所误。”《鲁迅书信集上·542致徐懋庸》。
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手里就握着一把犀利的解剖刀。他像庖丁解牛一样，剖析着中国人及其社会问题，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第一，鲁迅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艰苦奋斗了几十年，他是一个方面军的代表。他既有奠定中国新文学基础的小说创作，又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这是在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不全面具备的，因此他关于文艺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思想，有许多独特的贡献。第二，他观察和研究问题的独特角度和揭发隐情的深刻眼光，使他的见解独具异采。比如七论“文人相轻”，把现代中国文人的社会心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这也是前此所没有的，并且至今发人深省。第三，他正确地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看到人及其社会问题中经济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因素，又不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而是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他的观点最接近生活，最接近现实，没有左的或右的弊病。鲁迅说得好：“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关于鲁迅思想如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需要许多专题研究，不是简单举例所能说明的。这里也就只好从略。
鲁迅诞生100周年了。鲁迅在逝世前不久诉说自己重病自愈时的心境的时候说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
关。”《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这就是鲁迅的思想，鲁迅永不磨灭的精神。
1981年1月，北京。
（原载《鲁迅研究》第5期）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永世流浪和“过客”境遇（1）
先觉者在精神原野上走得太远了，他们总是处在超越时代平均认识水平的突前位置上。他们的前卫意识往往难以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和接纳，他们难逃被世人围攻、迫害的厄运，最终落入为自己的家乡甚至是为自己的祖国所放逐而四处漂泊的境地里。鲁迅留日时代写的《文化偏至论》引用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段文章就是描述精神探索者的这种命运：“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鲁迅全集》第1卷；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史上无数的事实和自身的遭遇出发，提炼出了这样的重大命题，即：永世流浪和四方漂泊正是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与悲剧命运；精神探索者是永失故乡的“过客”。
鲁迅的故乡“情结”
热爱生养自己的故乡，是一种非常普遍、非常正常的感情。然而中国人珍爱乡土的感情似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为强烈的，这恐怕与我们民族从事农业耕作的生存方式、安土重迁的居住方式以及以家庭为本位的血缘伦理模式有密切的关系。“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人固守自己的乡土，执著地热爱着自己的故园。然而，封闭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难以接触和了解故乡以外那个大世界，并使坐井观天的人们排斥一切来自外乡的东西。鲁迅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答〈戏〉周刊编者信》。阿Q嘲笑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嘲笑城里人烧大头鱼时加上切细的葱丝。阿Q觉得自己的故乡未庄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于是他作为乡下人获得了凌驾于城里人之上的优越感，他获得了虚幻的“胜利”。
鲁迅非常爱自己的故乡。鲁迅的故乡绍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曾出现了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秋瑾、马寅初等等难以计数的杰出人物；甚至连周恩来、朱自清等名流也声称自己是“绍兴人”。明末文学家王思任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也。”［明］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见《琅文集》；第195页，岳麓书社；1985。绍兴民风之刚悍在江南是少见的。
鲁迅热爱的是这个刚强悍的故乡，青年时代的他曾这样称赞绍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当然，鲁迅并没有无视绍兴的缺点，他批评绍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想，乐安谧而远武术”《〈越铎〉出世辞》。。
1912年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不久又随教育部迁居北京，在京城单身生活达7年之久。这期间，他曾于1916年底回绍兴探亲。1919年底，他卖掉了绍兴的老屋，把全家迁到北京，从此永远告别了故乡。这时期的鲁迅对故乡感情已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在1919年初写信给挚友、同乡许寿裳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其实，鲁迅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与故乡感情交恶的主要原因就是族人（本家）逼迫他卖掉祖传的老屋。这老屋后面有一百草园，那曾是儿时鲁迅的乐园。如今，这风雨飘摇中的老屋被迫转卖他人，鲁迅童年的梦想失去了寄存之处。故乡性格中“专实利”的一面日益突出，而那个质朴、健朗的故乡渐渐淡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地表。
对故乡情感的变化导致鲁迅作品中故乡形象的变化。在五四前后鲁迅的作品中，绍兴（S城，鲁镇）变成一个沉寂、冷酷的小镇（《孔乙己》、《明天》），一个荒凉萧索的小城（《故乡》），一个盲目排外、仇视一切新事物的蒙昧的小城（《论照相之类》），一个在辛亥革命浪潮冲击下市民如丧家之犬到处逃窜的落后小城（《随感录·五十六》）。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空间距离的拉大，鲁迅渐渐淡化了故乡的负面印象，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他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中透露了自己情感变化的原因：“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看来，鲁迅是把回归故乡当作消除在大都市里谋生或战斗所带来的疲劳的治疗方式。当然，鲁迅只能从精神上、从梦境里不断回归故乡，现实中的故乡已不堪回归。1926年2月21日至11月18日，鲁迅创作了10篇回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的散文。它们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忆旧之作，鲁迅把这些作品汇集成《朝花夕拾》出版。
鲁迅在编定《朝花夕拾》后，写了一篇《小引》，他总结了自己借助回忆幼、少时代生活重归精神故乡的心理体验：“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的确，童年所吃的、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般的美好，可是它们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被成年人再度体验到了；故乡的蔬果及其一切风物都是那般的充满诗意，可是成年后若再度去面对这一切时，又会有“人是物非”（与“物是人非”相反）的沉重的失落感。
其实，一个人只要长大成人，离开了故乡，那么他就不可能返回童年和故乡这些美好的旧境，他已被童年和故乡永远地疏离，而成为四处漂泊流浪的“无家可归者”。唐代诗人贾岛的《渡桑乾》一诗就表现了这种永失家乡的漂泊感：“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全唐诗》下册，第1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鲁迅的漂泊流浪体验
据鲁迅自己晚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说，他父亲在鲁迅幼时曾为他拜一位姓龙的和尚为师，当然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鲁迅并没有入寺庙当小和尚，他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出家人”。然而若考察鲁迅的一生，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鲁迅其实正是一位不断地丧失着“家”的漂泊者。
因祖父科场案，少年鲁迅逃出家门，寄居于乡下亲戚家，忍受着被看做“乞食者”的轻蔑；17岁那年，迫于族人（本家）的欺压和流言的中伤，鲁迅告别老母，离开绍兴，只身一人来到南京求学；1902年，他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日本留学，在异邦前后共生活了7年；1909年回国后，他为生计所迫而奔波于杭州、绍兴、南京等地；1912年，他孤身一人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迁到北京，寄居于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达7年之久；1919年鲁迅把全家接到北京生活，不久又因“兄弟失和”而被“赶”出八道湾寓所，此后在京城几度搬家迁居；1926年为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和婚姻中的尴尬境地，鲁迅千里南下厦门；不久因受厦门大学当局的排挤而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他又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1927年定居上海后，困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日军炮火的轰炸，他又一次又一次地避难于家门之外……
鲁迅把自己在社会中受排挤、受迫害的遭遇形象地概括为“交华盖运”。他在《华盖集·题记》中写道：“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后来，鲁迅在旧体诗《自嘲》中进一步形象的描述了自己交“华盖运”的狼狈境况：“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20年代中期，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下到处碰壁，没想到1927年来到广州，在青天白日旗下，同样是华盖罩命，他在定居上海前写的杂文《革“首领”》中写道：“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枝……”他在这一时期的一封信中带点玩笑口吻对别人说：“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
对于这种四处奔逃的命运，鲁迅认为他的论敌可能会面带嘲笑地问道：“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鲁迅毅然回答说：“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而已集·通信》。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并非完全是被动之举，事实上，倒是他主动地选择着新的生活方式；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后，对于鲁迅的政治迫害已暂时消除，“正人君子”们纷纷南下“投机”革命，留京的“学者”们也改变原先的政治态度。鲁迅的亲属还在北京，而北京的一些大学（如燕京大学）多次想请他去任教，他却没有作出再度定居北京的选择，他愿意过四处漂流的生活。
从鲁迅1927年6～9月的几封信看，他对于是否回第二故乡北京曾有过较多的考虑。在6月12日的信中，他告诉与他很亲近的学生兼朋友川岛（章廷谦）说：“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8页。在同年9月19日致翟永坤的信中，鲁迅也说：“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胡胡涂涂。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不过有几个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未进妥……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4～575页。然而，他在同一天写给章廷谦的信中却说：“风举（指张凤举，鲁迅在京时的同事——引注）说燕大要我去教书，已经回复他了，我大约还须漂流几天。……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罢。”《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7页。
《鲁迅其人》第二部分永世流浪和“过客”境遇（2）
1929年5～6月，鲁迅单身一人从上海去北京探亲，燕京大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