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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的人先是望着远处，愣着，接着哇哇叫着四散而去。
李致新刚从帐篷里探出个头，看着巨石滚来，袜子也没穿，光着俩脚丫子蹦跳着往山坡上跑去。
滚石快到山下时，向右偏了，然后与山腰上的另一块巨石撞在一起，一声山崩地裂的轰响。巨石化做无数碎石，天女散花一般向大本营飞来。
坡下有七顶帐篷在一瞬间被砸成一片片碎布，一块碎石炮弹一样飞过中国队的营地，将那个日本小伙子的帐篷划了一个大口子。
滚石过后，四散的人群都回到了原地。真是万幸，被砸的七顶帐篷里没有人，外面的人也没有受伤的，那无数的碎石居然在人缝中全飞走了。
望着日本小伙子被撕了个大口子的帐篷，白建强满心歉疚。谁知，那小伙子却跑过来一把抓住白建强的手，连声感谢。白建强被小伙子摇晃着手臂，一脸诧异。
日本小伙子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因为是把帐篷搭在了你介绍的地方，仅破了一个口子，我原来是要搭在坡下的，要是那样，被砸坏的帐篷就是8顶了。”
他边说边从怀里拿出一架照相机，说：“这是一次性的，质量很好也很轻，适合在高山上摄影，送给你，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这天上午，日本小伙子在破了的帐篷前蹲了很久，之后，跟中国队的队员说，他决定下去休息几天，本来他的高山反应就很重，加上这一惊吓，小伙子说恢复恢复再上来。但直到10天后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登顶回来也没有见到这个小伙子。
三个半小时上到2号营地，镇住了加拿大队友
1月4日，李致新、王勇峰开始向上行动，当天即赶到5400米的2号营地，然后又返回4900米的1号营地。当兰迪和达戈知道李致新、王勇峰只用了3个半小时就从大本营上到2号营地时，惊讶无比，因为在大本营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般这段行军路程需要8—9小时。
“现在我们才算知道什么是职业登山家了，今后你们俩怎么做，我们就学着怎么做。”兰迪、达戈打心眼里服了。
所有人的信任在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一种压力，这其中包括来自白建强对他们的实力无条件的信任。这是国内企业首次出资赞助登山，是中国登山运动与企业联姻的关键的第一步。他们认为这个首次尝试是很运气的，遇到了北辰体育协会这个合作者，白建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坚信南美之行一定能成功，并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此行走奔波。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次登山对于李致新和王勇峰来说，也多了一份以往所没有的压力。他们不仅要登顶成功，还要考虑从宣传的角度，尽可能多地把攀登过程拍摄下来。毕竟已有10年的登山经历了，这10年的经历告诉他们，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所攀登的山峰。
在山下，李致新、王勇峰就和白建强研究了很多次攀登方案，但因为资料不全，又没有亲眼见过这座山，对攀登路线上的事情并不了解，因此，所有的研究和讨论仅仅是纸上谈兵。
到了大本营，看到了阿空加瓜的地貌特征和攀登路线的情况，他们心里有点底了。
现在，这里是雨季，气候稳定，极少有雨雪天气，加上猛烈的北风终日不停，早将冬天的残雪一扫而尽，除了背风的南壁是终年不化的冰雪，其他三面都是裸露着陡峭的岩壁和嶙峋的碎石坡。而李致新和王勇峰要走的西北路线，基本上没有冰雪，都是30度到40度的碎石坡。没有冰雪，就少了雪崩、冰崩、流雪、暗裂缝这些危险的潜伏。比较而言，岩石路线的安全性更大一些。不过，阿空加瓜的狂风也不是随便刮的，到了高处，风力常年在10级左右，极易造成滑坠和冻伤，对体力的消耗也是很大的。风大，是攀登阿空加瓜的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是山体陡峭，突击营地最高只能建在海拔5800米的地方，只有那里有一段很小的地方可以建营。突击营地距离顶峰的高差是1100米，这使突击顶峰的路线变得极其漫长，攀登者必须有极好的体力。
最后的攀登计划是这样确定的。领队白建强留守大本营，其他三个人和加拿大的两个山友分成两组上山，李致新、王勇峰一组；刘文彪、兰迪、达戈一组。按照计划，第二组在海拔4800米的1号营地多休息一天，适应高度。这样，第二组的进度比第一组晚一天，李致新和王勇峰突击顶峰的当天返回突击营地，第二天，第二组再登顶。
上山的路上，他们迎头碰上了有人骑着自行车下山
从6974米的顶峰直抵4200米的大本营，带着登山镜，顶着鲜艳的红色头盔，满嘴的大胡子和头后的小辫儿迎风飞扬着。这本来是美国登山家坦杰斯在顶峰希望人们看到的一个景象。但事实上，当登山者在山上碰到他的时候，他基本上是骑几米就扎进岩石堆或是摔倒了，然后，爬起来，再骑。极少的路段里，他和他的自行车急驰而下。
在前往1号营地的路上，李致新和王勇峰迎面碰上了骑着自行车下山的登山者。这个场景让王勇峰想起了坦杰斯。当年的坦杰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攀登任何一座山峰的时候你都会碰上一些奇奇怪怪的登山者，他们选择了自己最爱的方式去登山，或是因为某种目的而选择一些特殊的方式去攀登。坦杰斯选择这样的方式是为自己的冬季登顶麦金利峰做准备。到1988年，还没有人在冬季攀登上麦金利之后成功返回的。1984年的冬天，日本登山家植村直己完成了攀登，但在他的国家正在为他庆祝的时候，却传来了植村直己失踪的消息。他没有活着下来告诉人们，冬天的麦金利峰顶是什么样子。坦杰斯，这个出生在阿拉斯加的美国登山家要完成这个愿望。
为了训练自己的体能，坦杰斯三上阿空加瓜。当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连滚带爬地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又开始准备第三次登上阿空加瓜。这一次，他是带着滑翔伞上去的。在6000米的地方，他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当云散去的时候，他登上6600米的高度，从山上跳了下来。他像鸟儿一样在空中翱翔了20分钟，飞行了大约6公里之后，回到了大本营。
这次成功使坦杰斯坚信，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完成。
1988年，坦杰斯终于成为第一个冬季在麦金利成功登顶的人。在登山中，安全下撤才意味着登山的完满成功。
坦杰斯骑着自行车飞驰阿空加瓜是王勇峰在他的书里面读到的。1992年，他和李致新攀登完麦金利之后，他在麦金利脚下买了坦杰斯写的书：《危险的脚步》。他当时正在学英语，想从翻译这本书开始，认识坦杰斯，也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这会儿，1995年1月4日，行走在阿空加瓜碎石路上的王勇峰忘记了那本书翻译几页了，但想起了书里的这个故事。每每讲起阿空加瓜山路上骑自行车的人，王勇峰总是要感叹一番，高山探险在国外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充满个性的运动，而在国内，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好好的日子不过，花那么多钱去爬山，图什么呀。怎么爬上去，再怎么爬下来，这有什么意义？每当有人这么问他的时候，他都是一脸苦笑。
直到90年代底开始，国内业余登山俱乐部迅猛发展起来的时候，问这样的问题的人渐渐少了起来。
1995年·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 1995年 阿空加瓜·抢来的成功（5）
站在顶峰之上，铅灰色的云朵像电脑动画一样迅速翻滚着。
只有云知道，这种壮丽是暴风雪的信号
按照原来的计划，5日和6日在大本营休整两天后，7日进入海拔5850米的突击营地。
可就在6号，Ｂ组进驻1号营地。夜晚，阿加空瓜峰顶出现了一块一动不动的蘑菇云。一种不妙的感觉涌上了心头，李致新、王勇峰清楚地记得1992年在麦金利时也曾见过这种云，它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王勇峰立即把情况报告给白建强，他听后非常焦急，四处探听天气预报，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
其他国家的登山者也开始议论纷纷，但都拿不准这块蘑菇云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个德国人跑来问他们，他们说，这是天气转坏的预兆；德国人也说，他们的智利向导认为两三天内将会有一场特大暴风雪。
大家的心情沉重起来，真像那位智利向导所说的，登顶计划就吹了。因为根据这里有经验的人讲，阿空加瓜地区这场特大暴风雪至少要使整个登顶计划延滞10天甚至半个月。如此下去，食品、燃料都不够。
7号下午4时，狂风仍在刮个不停。左思右想后，李致新、王勇峰当机立断：立即实施突顶计划，抢在暴风雪到达之前登上阿空加瓜峰。
4时40分，他们俩人顶着狂风开始向2号营地攀登，同时也通知先期到达1号营地的Ｂ组向2号营地攀登，两个组在2号营地会合。
晚8时30分，他们到达2号营地。顶着强劲的高空风支起帐篷，钻进帐篷倒头就睡。由于海拔高度上升，大家都有些头疼，再加上疲劳和狂风肆虐，当天晚上休息得并不好。
8日下午3时，李致新、王勇峰到达突击营地。在那里，为纪念攀登阿峰遇难的德国登山家而修建的几个小木屋已被狂风吹得破烂不堪。在突击营地，当天已有一德国登山老者孤身一人在那里扎营。
9号清晨7时，只喝了几口开水后，李致新、王勇峰准时开始进行突击行动。
必须要说，他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这天万里无云。
100分钟后，他们上到6500米高度，连他们自己也觉得神速。但接着是一个平均坡度40度的岩石碎屑坡，最艰难的路段出现了。走两步滑落一步的情形完全打乱了行走节奏，没想到，这最后400米高度竟花了3小时。
高度近400米，途中全是松散的碎石，像沙地一般，上两步就会下滑一步，体力消耗极大。加上这里海拔已超过6000米，两个人对缺氧的反应很大，全身疲软，头痛眼花。每上升两米，就不得不趴下大口喘息一阵，而在这过程中，又滑下去一米！
在这一步一滑中，王勇峰右脚的截趾部分开始阵阵疼痛，毕竟才手术三个月。
山上狂风怒号，呵出的热气瞬间便在羽绒帽贴着前额和两额的边沿上冻结成冰碴。只有咬紧牙关向上攀登，终于走出碎石槽，来到6850米的西北山脊。
前面山脊的宽度不足一米，风大人站不稳。无法在山脊上行走，否则就会被狂风吹下悬崖。他们选择了在山脊两米左右的地方，顺着山脊前行。这时候，因体力消耗已近极限，加上缺氧反应，感到头昏昏沉沉的，精力已难以集中，只是机械性地一步步向前迈腿。
翻越过一块巨石后，突然，竖立在顶峰上的标志——一个铅制十字架出现了。离他们不过10米的距离，再有10米，顶峰就在眼前了。所有的疲惫被欣喜一扫而光。
王勇峰展开藏在怀中的五星红旗，大步流星向顶峰走去。李致新拿出摄像机，记录这个时刻：这时正是12时零5分。中国登山家擎着五星红旗正走向南美洲最高峰。
从瑞士人第一个踏上此峰到今天几乎整整100年了，中国登山家终于来了。
在这个登山季节，这几天与他们同在大本营的十几支登山队无一人登顶。
站在山顶上，远处的云铅灰一样的颜色，迅速涌动翻卷着，好似电脑动画一般地运动着，不是只有云知道，这种壮丽的景象意味着暴风雪快来了，来不及多欣赏一眼，李致新和王勇峰立即下撤。
下撤不到1小时，眼见狂风裹着乌云向山顶压来。
Ｂ组三个人已经不可能登顶了，天气眼见变坏了。
果然，10日晚，一场特大暴风雪终于袭来。
11日清晨积雪竟达1米以上，原来裸露的几乎全是风化的岩石山路已被埋没得无影无踪。
李致新用报话机向仍在突击营地待机的Ｂ组发出强行下撤的命令。驻扎在2号营地的十几名阿根廷救援军人这时已把所有在2号营地的登山者集合起来，掩护他们集体下撤。
Ｂ组三个人在下撤中迷路，差点走向深渊，幸亏李致新在能见度变好的瞬间发现险情，一阵声嘶力竭的大喊，终于把他们引到正确方向。
在大本营，见到李致新、王勇峰，白建强本来准备好的，在心里经过反复的演说词顿时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拥抱，紧紧的拥抱。
图片说明
■ 蘑菇云，暴风雪的信号。
■ 李致新在这一次的攀登中肩负摄像师的任务。
■ 穿越山谷，阿空加瓜静静地凝视着每个走向它的人。
■ 从大本营出发，是一条令人烦恼的冗长的碎石路。
■ 路上的刘文彪（右一）、王勇峰（中）、白建强（左一）。
■ 阿空加瓜的冰塔林是浪漫的。
■ 阿空加瓜大本营像个村子方帐篷是食堂一份牛排要价60美元
■ 在暴风雪中下撤的兰迪。
■ 左起：达戈、兰迪、王勇峰、白建强、刘文彪、李致新。
■ 李致新的镜头里出现了十字架和圣母玛利亚像时，顶峰到了。随即，翻卷的乌云遮住了晴朗的天。
1997年·厄尔布鲁士·失败的威胁1997年 厄尔布鲁士·失败的威胁（1）
厄尔布鲁士 欧洲最高峰 海拔5642米
北纬 43度21分 东经 42度26分
1997年6月10日下午1时26分 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登顶
在这里，他们获得了一个值得所有登山者借鉴的经验：
任何一座山都不能轻视
“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因为我几乎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登上这座高峰的。能让五星红旗在七大洲最高峰上飘扬，是我作为一个登山队员最大的幸福。我要为此而努力，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也要完成这一壮举。我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的顶峰上，看到李致新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这番话的时候，手拿摄像机的王勇峰禁不住心头一热……
对于中国人来讲，去海外登山，实力是放在第二位的，经费才是头等重要的。这是李致新、王勇峰从1988年开始进行七大洲最高峰攀登以后得到的最深刻体会。到1995年，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只剩下欧洲、非洲、大洋洲的三座最高峰。可这最后三座相对容易的山峰却始终不能列入计划，原因很简单，虽然这三座山的攀登难度不比那几座大，但经费的需求是一点不低的。
直到1997年5月初，在中国登山协会为韩国登山队举办的招待会上，李致新提议组织一个中韩联合攀登欧洲最高峰登山队，欧洲之行才算有了眉目。
出发时间定在了6月，任何一座雪山的攀登至少要半年的准备时间，可他们却不得不打破常规，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对欧洲最高峰的攀登。
6月2日他们登上了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每次登山都会创造一些第一次，这次也是一样。下了飞机后，他们居然是坐一辆破旧的大公共汽车去与韩国人约定见面的宇宙饭店。
宇宙饭店如同它的名字，气势宏伟，只是没有什么游客。一直到4日晚上10时他们才和韩国人会合。
韩国队共有13人，登山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来过厄尔布鲁士。见面后他们商定5日12点飞离莫斯科。
可到了5日吃早饭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整个计划要听旅行社安排，这让他们大吃一惊，跟着别人的计划登山，对他俩来说还是头一次。虽然觉得已背离了登山所包含的讲究计划、准备完整、考验体力、融合意志和智慧的内容，但他们已是无可奈何。
飞机向南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后，下午3点到达了名叫矿水城的小城市，那里一辆能乘坐40多人的大巴在等他们。大巴看起来和北京的公共汽车没什么两样。只是多了叮零当啷的伴奏而已。
高加索山脉是欧洲登山家探索阿尔卑斯之后的第二个山脉。
高加索山脉很容易被人们冠以“最美的山峰”这样的评价。冰川、溪流、森林，每座山都仿佛是一幅俄罗斯油画。但李致新和王勇峰实在是没有心情欣赏，只想快点，快点到山下吧。
天黑之前，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住在一个四层楼的旅馆里，偌大的旅馆只住着这一支登山队。
人们把厄尔布鲁士称作是火山之子
厄尔布鲁士山，是大高加索山群峰中的“龙头老大”，简称“厄峰”，是博科沃伊山脉的最高峰。在小比例尺的地图上，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骑在”亚欧两大洲的洲界线上的“跨洲峰”。其实不然，它的地理坐标为北纬43度21分，东经42度2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