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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利安查亚省是印尼面积最大、位置在最东边、人口最稀疏、对外最封闭的一个省，它的面积广达41．3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的本州岛或英国大不列颠岛的两倍，但人口却不到200万。岛上少数民族比较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达尼人，他们至今的生活方式还处在石器时代，大多居住在贝莲姆山谷，和从前一样，都不穿衣服，男人在身上挂一个葫芦，女人围草裙，在一些集市上，可以看到他们和穿着现代服饰的人们和谐地站在一起，因而对很多探险者来说，探险的同时还是一次回归石器时代的旅行。
曾经有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发生在那里。1968年，两位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传教士在当地被阿斯玛特人（食人族）吃掉。当时曾有直升机去救援但食人族不停地射箭，救援没有成功。因为很多地方没有路，当地人对直升机不陌生，后来在政府干预之下，战争和吃人没有了，这些内容被作为表演形式保留下来，但尽管这样，印尼政府还是不鼓励人们到那里去，一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世界上第二大铜矿——美国人办的自由港工业矿区就在这个岛上，他们控制极其严格，一般人不让进入。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到达雅加达时，还有当地人对我们能否真的进入依利安查亚表示怀疑。
因为这个国家的特殊性，采访记者也压缩了，只有我和张伟两个人，大家戏称“夫妻采访团”。不过我们都没有以记者的身份申请入境，而是以登山者的身份加入“中国泰达登山队”的，在登记表中，张伟的身份是厨师，因为他的确爱做饭，而我的身份是儿科医生，这是王勇峰随口编的。他说，万一在山上有人病了，也不会请儿科医生治疗。
王勇峰是穿着那件“百战百胜”的Ｔ恤出发的，那是1993年登上珠峰时穿的
我们是取道新加坡前往雅加达的，在新加坡住在我们的朋友艾达家里。艾达曾在1999年送孩子来北京学习汉语，那时候，我们相识，她是一个热情的人，还有一个热情的家庭，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在深夜11点看到两位登山家叔叔，艾达让他们一定加一个午睡。
在机场接上我们的时候，看着我们小山一样的行李，他们张大了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们的托运行李就有9件，4个驮包，3个箱子，每人还有背包，另外还有摄影包。从北京机场出发的时候，行李一共185公斤，超重了80公斤，按照国航的规定，补交超重费8000元，几经交涉我们还是补交了4000元人民币。
到了艾达家，我们开始琢磨能把什么精简了。个人装备28种，集体装备16种，哪些能派上用场不好说，但到用的时候缺了哪样都事关最后的成败。
最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了一箱雨衣上。1998年非洲乞力马扎罗的大雨把大家吓坏了，惟恐今年再遭此运，赞助商天津泰达公司听说了以后，特意给做了200件厚厚实实的雨衣，说，你们用不了，就送背夫。盛情难却，我们的行李中加了这近30公斤的雨衣。接下去还不知道要为这些雨衣花多少钱，而能扔的也只有雨衣和食品了。
在整个行程中，超重是每个人的心事，到了雅加达之后，李致新拎着一条湿毛巾和王勇峰开玩笑：“谁让你弄湿的？这怎么减分量呀？”而回来的时候，背包里的岩石标本也成了负担，王勇峰为了省钱，全装进了自己的背包，从香港过境安检的时候，他故作轻松地把包背上肩的时候，人险些掀翻在地。资金的缺乏让中国登山家付出更多。
轻装之后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5点，我们就要出发了。可李致新和王勇峰竟没有一点困意，回到房间，艾达的儿子泰龙还在等他们聊天。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还听到王勇峰在大声朗诵泰龙的英文课文，泰龙在一旁哈哈地笑着说，王叔叔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李叔叔是幼儿园的水平。
走到这最后一站，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心情明显很轻松了，没有了乞力马扎罗的那种低落，也没有厄尔布鲁士的那种焦虑了。毕竟，11年的努力马上要到终点了。这次出发，王勇峰特意又穿上了1993年登珠峰时穿的那件Ｔ恤，上面写着：百战百胜。
世界上第一个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是加拿大摄影师帕特里克·马罗。1982年登上世界最高峰之后，他决心站到世界七大洲的七个顶点上。
在南美洲顶峰的绝径上，走在他前面的一名阿根廷登山者摔落深渊，随后而来的空军救援飞机又撞山爆炸，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在珠穆朗玛峰，雪崩吞噬了战友和三名向导，接着，他又看见德国女登山家冻成冰雕一样的尸体。这，就是他的探险生活。极地严寒造成的冻伤，高山缺氧引起的脏器水肿和无法康复的脑损伤，以及时时相伴的死亡威胁……但这些都没有销蚀他对理想的追求。他几经磨难，终于在1986年成为第一个攀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
在登山界，由一个人完成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很多登山家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努力着，也同样走着马罗曾经走过的艰险之路。1988年，中国登山家李致新、王勇峰确立这一目标的时候，世界上只有马罗一人，而当1997年，中国人离这一理想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41位登山家实现这一目标了。
就在李致新、王勇峰为这最后一座山峰寻求经济资助的时候，传来了香港同胞钟建民成功登上查亚峰的消息，钟建民已经完成了六座，而当李致新、王勇峰出发的时候，钟建民已经在珠穆朗玛峰进行自己的最后一搏了。
其实，对于大多数山峰来说，真正的攀登就是那么几天的事儿，即使是攀登珠穆朗玛峰，打通路线之后，不过三五天就上去了，但就是那之前的准备是那么的漫长和细微，拿错一双袜子也可以断送你三五年的准备。因而，更多的时候，对于李致新、王勇峰而言，更多人的敬重更来自于他们十几年坚定不移的信念，却不是他们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业绩。对于中国登山家来说，很多困难是双倍于多倍于国外登山家的，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们是在用自己的青春等待，而在这种等待中，他们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们的理想从未放弃。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2）
在雅加达，使馆工作人员告诫我们，吃饭也尽量别出酒店
从新加坡登机时，海关工作人员听说我们是去雅加达时，连说：“不简单，那里局势还不稳定。”似乎每次都是这样，总是一出发就带着强烈的冒险色彩，但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对这两个人来说又仿佛什么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所有的心力都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清晰不可动摇的目标。
尽管入关时有使馆工作人员来接，但还是有点小差错。张伟被边检人员带进了小黑屋，我们很怕是身份暴露了，大气不敢出地等着。为了掩饰身份，这次张伟没有带专业摄像机而是带的质量较高的家用摄像机。
等了20分钟，使馆的周先生带着张伟过来了。原来虚惊一场，他居然和一个在逃犯重名，大家痛骂着他有那么一个大俗名时，一块石头落了地。那会儿，所有人都像惊弓之鸟，不知那个遥远的角落会给我们准备了什么。
从机场前往雅加达市区的公路很整齐，上下行四个车道，右边是浓密的植物，左边是一片片的水塘。
就是在这条安静的机场路上，去年五六月间，令人震惊的骚乱、烧、杀、抢、强奸，就发生在这里。现在，雅加达已经恢复了平静，来的飞机上有不少抱着孩子的华人家庭，大都是前一段时间逃离雅加达的回流。
进入市区的路上明显出现贫富不均，污水道旁的破旧木屋和高楼大厦比邻而居。印尼是世界上富翁最密集的地区。当然，在这里当富翁也太容易了，石油、矿产、经济类作物、丰富的海产品，印度尼西亚简直就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地方。所以，很多勤劳聪明的华人在这里能够迅速成为富翁。
但华人在印尼的地位一直是极低的，华人的护照上有特殊的标记。在海关，华人和毒品是同样的概念，在这里，华人没有自己的学校，只是这两年，因为旅游开发的缘故，才有了华语学习班。在印尼，40岁以下的华人几乎都不能讲华语。印尼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一贯是：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利用，文化上灭绝。在印尼的华人有700万到800万，占印尼总人口的4％到5％，但他们却控制着国民经济的70％。
1990年8月中国和印尼恢复了邦交，但在1992年的时候，华人还不敢在公开场合聚会或讲华语，那样会遭到印尼人的攻击。
最近几年，华人在印尼的地位才有极大改观。
据使馆工作人员介绍，近来一段时间当地迫害华人的局势有所好转，但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尽量不要随便出酒店，更不要单独行动。我们被特意安排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以保证安全。
这家酒店的名字叫ＳＡＨＩＤ ＪＡＹＡ，十几层的客房里只有二十几个房客，其中还包括我们四个，印尼的局势严重地影响了它的旅游。去年6月，一个美元曾经换到了12000印尼盾，而现在，一个美元可以换7500印尼盾。
因为这样的兑换率，一到雅加达，王勇峰立即成了千万富翁，他管理所有的财政支出。去一趟银行，他的一个小信封就变成了一背包的钱。
在雅加达，既不能用信用卡，也不能用旅行支票，服务费都在20％以上。总之，在这里，什么信誉都不如现金。
第一次训练是在印尼特种兵兵营里开始的
到达印尼的当晚，10点钟，迟到了一个小时的穆特来了。他是整个登山活动的组织者，是印尼登山协会的主席。在国外，登山协会是纯粹的民间组织，出资最多的人一般就是协会的负责人。
穆特看起来像个印地安人，褐色皮肤，很健壮，左耳有个小耳环，右手拇指上有枚戒指。他是个地质学家，李致新和王勇峰大学毕业如果没有选择职业登山就是他的同行。穆特在伊利安查亚工作过很多年，但攀登查亚峰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
见到他之前，使馆的工作人员一直在为我们担心，路途太遥远，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去过。周彬先生特意留下来陪我们一同了解攀登计划。每次海外登山都是这样，使馆的工作人员给了李致新和王勇峰以最大的帮助，他们是每次登山最贴近最关心的人，也是每次成功后，最先祝贺的人。
穆特的第一句话就让大家放心了，他说，将有7个人陪同我们前往，其中有两个是军人，都是特种兵，有一位还有攀登经验。包括主席穆特本人的其余5人都来自登山协会。其实，后来真正上山的人数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比如有自由港救援队的人员、酒店老板。攀登查亚峰对于他们来说也同样是难得的机会。
谈判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了，依次是日程安排、经费、技术问题。第一个话题刚开始，王勇峰就迫不及待地询问：计划哪天登顶？传统路线难度有多大？他这两天睡眠很少，还特兴奋，人都变得絮絮叨叨起来。看来，当目标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惶恐的感觉。
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主题，仿佛那个日子是一个惊喜，希望它慢慢地到来。
按照穆特的安排，6月16日离开雅加达，通过自由港上山，往返一共16天。
6月15日，我们见到了穆特的助手，攀岩高手苏迪，瘦且高的一个羞涩的小伙子。他要带我们去训练攀岩，攀登查亚峰，最重要的就是攀岩技术。
第一站居然是郊区的一个兵营。通过了三个关卡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室内篮球馆大小的一个场馆。馆里有一群士兵正在休息，看到我们进来，纷纷扭过头来。门外照射进来的阳光在他们的头盔和盾牌上泛着冷光。看到他们的装束，我心里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地方，正是印尼特种兵的基地。
我们被告知，训练时间半个小时，不许拍照。苏迪显得很无所谓的样子，他说，没关系，别正对着拍他们就行。苏迪曾经在这里和士兵们一起训练，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
军营里的岩壁高15米，几乎都是俯角，一共布了三条线，中间是难度赛的线路，两侧是速度赛的路线。李致新仔细观察了一下，判断难度在5．8级左右（攀岩的难度标准，依据难易程度，设置等级，5．8级属于难度偏大，5．10级难度更大一些），王勇峰也仔细看了看岩板，说是法国产的，质量不错。但即使是在兵营里，也很节约，接近地面的一米是木板，王勇峰说这是一个省钱的好办法。
攀岩是登山中的一项基本技术。早在1865年，英国登山家埃德瓦特首次使用钢锥、铁链和绳索等简易装备成功登上险峰，从而成为攀岩运动的创始人。20世纪60年代开始，攀岩运动在前苏联迅速发展起来，1974年有了首届“国际攀岩锦标赛”。而在我国，攀岩运动真正发展起来却已经是80年代末的事儿了，虽然现在还不能进入世界排名，但在亚洲已经有了一席之位，中国登山协会的攀岩教练丁祥华和李文茂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两个都是国内攀岩高手，攀登水平在5．10级左右。
李致新和王勇峰分别爬了一趟，呼哧带喘的下来了，连连说，要是丁祥华和李文茂来就好了，小菜一碟。
离开兵营，苏迪又把大家拉到了一个商场外面，商场的外墙就是一个涂得花花绿绿的岩壁，很多孩子在那里爬上爬下，爬一次50盾，很吓人的数字，相当于人民币5毛钱。
在雅加达，攀岩馆很多，大约有2000多人在从事这项运动，而且，雅加达的每所大学里都有岩壁。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3）
带枪的特种兵和我们一起出发了
6月16日傍晚，从雅加达国内机场出发时，特种兵阿古斯来了，瘦小但结实，大约是让我们赞赏他们良好的服务，阿古斯托运他的枪时很引人注目，从雅加达起飞的时候，他让我们目睹了他托运一支手枪的全过程，以至于我把时间都记录了下来：18点15分。
也是在18点15分，当我们一包包的装备和阿古斯的枪一同放到行李传送带上的时候，行动开始的感觉终于找到了。
在当事人看来，他们因为正在经历着而不觉得枯燥和漫长，但对于旁观者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折磨。后来，在翻看这段时间的日记时，我忽然发现，那实在是一个看似毫无意义的过程呀，难怪当时报社的领导都着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看见山呢？
为了等飞往蒂米卡的飞机，我们在雅加达等了三天，机票一改再改，不像是等飞机，倒像是等公共汽车，因为要有足够的乘客飞机才飞，这足够的乘客并不是指从雅加达到这里的人，从雅加达到蒂米卡需要停三站，要保证三站都有足够的乘客。等待惟一的好处是可以坐波音737，而不是小飞机。
6月16日一早，我们就像是准备出逃的人，把行李收拾好等待出发的最好时机，但出发的时间总是没有最后确定，我们既不能出酒店也没有事情可做，居然是用泼水节的方式庆祝出发。
“战争”是王勇峰挑起来的，他看着张伟呼呼睡觉很惬意，就接了一杯水泼醒了张伟的美梦，这个创意很快演化成了“战争”，四个人各自为战，直到床褥和地毯都被水浸透了。
战争平息之后，李致新饶有兴味地回忆起1988年去南极攀登文森峰，那是他和王勇峰第一次在国外住星级酒店，叫餐服务让这两个土包子找到了乐趣，他们俩一会儿你叫一份冰激凌，一会儿我叫一份水果，直叫到领队老麦克大发雷霆，两人才知道，把东西叫到房间吃是极其奢靡的一件事。幸好这次他们没有继续叫餐游戏。
在蒂米卡，还有五个来自印尼登山协会的人在等着我们，和国内登山一样，他们被派去打前站了，其中有一位个子不高胖胖的叫厄共，他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到达过8000米的高度。是这些人当中最厉害的人物。
李致新说，这样的队伍组合很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国外登山队的资金丰富和本国队员的经验，创造本国队员的攀登机会。
如果吃过午饭蒂米卡还不下雨，我们会问为什么
6月17日，当蒂米卡的赤道阳光照耀在肩头的时候，当手表调快两个小时的时候，查亚峰之行才刚刚开始。
蒂米卡是依利安查亚省南部的城镇，位于平缓的丛林原野上，在蔚蓝的海洋和苍翠的群山之间。
出人意料地，我们被安排进了喜来登酒店，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