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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米卡是依利安查亚省南部的城镇，位于平缓的丛林原野上，在蔚蓝的海洋和苍翠的群山之间。
出人意料地，我们被安排进了喜来登酒店，几天之后，正式开始攀登的时候才知道，这家酒店的老板，一个瑞士人，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伴。
这完全是一个热带风格的酒店，楼梯、地板、房门全部是深棕色的柚木，房顶也是一条条厚重的柚木横梁，深棕色营造的沉重氛围逼退了室外的溽热。
最引人注目的是走廊两侧的纱窗，好像整个酒店都被纱窗密密实实地从上到下罩住，房间里也是如此，任何一扇窗的外面都是纱窗。院子里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一进门口，立着一个醒目的牌子，“晚上六点以后请不要游泳”。那是蚊子上班的时间。
这个因自由港而闻名的小镇同时因为蚊子而闻名，是世界上有名的登革热和疟疾高发区，因而防蚊是我们来这里得到的最严正的忠告。
喜来登酒店显然也是和自由港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它的二楼，有一个很大的展室，有录音录像设备，讲述依利安查亚的历史，同时也在讲述自由港，这个世界上第二大铜矿的兴盛。
小镇上的小型超市和街边的小饭馆很多，所有的小饭馆门前都是一块大布，上面画着大虾和螃蟹，写着巨大的字：ＳＥＡ ＦＯＯＤ（海鲜）。小馆的四周也是用白布围起来的，里面放着一排排的木桌和塑料小凳子，脚底下是湿乎乎、粘乎乎的土地。
在蒂米卡同样是喝不到啤酒的，可口可乐随处都有。这里的海鲜就像外面招牌上画的，主要是大虾和螃蟹，是浇汁炒过的，配餐的是米饭，还有北京常见的苏子叶以及薄荷叶，用来去腥味的。
到蒂米卡不久，我们就掌握了这里的天气规律，每天午后必有大雨，一如北京的酷夏大暴雨，每天不知疲倦地下一个下午，甚至到半夜。在依利安查亚的20天里天天如此，就是在山上，气候特征也是如此，所以，偶尔一天下午3点了还有太阳高照，大家忍不住会抬头去找：为什么不下雨？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4）
开往普拉的汽车像是在刀背上行驶一样
等待踏上铁木巴加普拉的路途并不漫长。我们只在蒂米卡待了一夜就出发了。
铁木巴加普拉是一个典型的矿镇，人们都叫它普拉。当这个现代化的小镇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你必得惊叹人在自然中的力量。在海拔1990米高的地方，6万工作人员和4万服务人员生活在这里，在无尽的大山之间，生活区整整齐齐地呈现在你面前，还是那样的生机勃勃。
当然，如果你换个角度来看这种生机勃勃，厌恶感会油然而生。
这个矿山是荷兰人在1936年发现的，1963年，美国人开始开发，1972年，美国人组建了自由港矿业公司开始开采，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铜矿山，从南向北，我们穿越的路线已经将近150公里，但我们所看到的普拉只是这个矿山的边缘。
每天，6万人在这里不停息地挖掘着，每天，这里都要有几千吨废料倒入河流，一座座青山就这样被吞噬掉了。1986年，加拿大摄影师马罗在这里登山的时候，当地部落的首领对他说：他们是在挖掘我们母亲的头颅。因为这里的山脉被当地人誉为母亲山。这也是自由港一直不欢迎外界造访的原因。
不知会不会有一天，矿车就直接从查亚峰身边开过。实际上，现在几乎是这样了，站在查亚峰大本营居然可以看到矿区的灯光。
从蒂米卡到普拉才不过100公里的路程，但海拔高度却提升了1700米，温度也降到了16度，最让人欢欣鼓舞的是，可怕的蚊子跟不上来了。
从蒂米卡泊船的地方一直向上延伸的这条公路应该说是奇迹。它直截了当地横穿过热带植物群，发动机轰鸣着四个车轮同时驱动起来，我们坐的货车泥水四溅地冲上陡峭的山路。坐在车尾的四个人一声惨叫被埋在了行李下面。因为是先装车，王勇峰、张伟、我还有阿古斯坐在了车尾。我们的小货车就斜斜地停在了碎石路上。“快，把行李倒到车尾。”王勇峰叫着爬过行李，我们把行李一件件移到了车尾，这样的坡度是没想到的。
在很多路段，那狭长的碎石公路就像一条绳带，附着在山脊的棱线上，宽度正是那山脊的宽度，我们的车子就在蜿蜒的山顶上如腾云驾雾一般，忽而进入云雾之中，忽而又浮荡在云海之上。简直是在刀背上行驶一样。
那个和画册里一模一样的达尼人从天而降
我们在矿区高级员工的宿舍区里困守了四天。
一排排外表看起来像简易房的灰色楼房，房间外是一个长长走廊，每个房间里有两张床，也有卫生间。霉味从墙壁、被褥、床铺四面袭来。每天下午，如约而至的雨水就来了，整个天灰蒙蒙的。
宿舍外的长廊上，四个人冲着对面云气之间的山各自发呆。
对面的山上，接送矿工的班车像长龙一样蜿蜒着，昼夜不歇，即使在夜里，它们也像无数只戴了头灯的大蜈蚣。
直到住进了自由港工业矿区的宿舍，我们才对自己的行程了解了一半，一路上不准确的信息太多了，看看我们的装备就知道了。装备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三部分，技术装备，防蚊措施，防雨措施。来之前的计划书上写明，要穿越原始森林，其中蚊虫很多。但实际上，那是北线的情况，走北线要穿越贝莲姆山谷，贝莲姆山谷，那无疑是一条充满诱惑和刺激的路线。但要比北线，就是我们现在走的线路要多花费20天的时间和几倍的金钱。
我们如今的路线是个捷径，从蒂米卡镇沿着平均30度的山路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达了自由港矿区，印尼方面已经和自由港达成默契，准许我们穿越这里登山。但我们要等待穿越的时间。这种等待在无尽的阴天和雨水相伴下，沉重无比。
每天下午5点半，对面山坡上那个清真寺的唱经声通过高音喇叭在山谷里回荡起来。这声音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晚饭时间到了。
我们在自由港的生活就是这样，发呆，去员工食堂吃饭。
只在一个有太阳的早晨，我们走出了矿区的铁栅栏。
越过宿舍区后面的食堂再往前走一点，声音嘈杂起来的地方，就是到了矿工们的一个班车站了，车站附近有一些小摊，卖一些日常用品，有简易邮局、台球桌和电影放映室。在那个小型的集市，我们往国内发了明信片，我在小摊上买了一面小镜子。
接着，向更边缘的地方走去。
路两边是滚滚不息的灰白色的水流，李致新趴在桥边看了看，说，都是矿山废料，污染很严重的。这些污水流向的地方是一个小村子。
村子路旁，妇人们在编织着网袋。绳子的原料是树皮，根据日本记者本多胜一1964年在这个地区体验生活时的记录，那是桑树科的树皮，据说，用番达纳斯树叶的梗也能编织。这种树叶用途很广，能编成雨衣、铺地的席子，还能用来盖屋顶、卷烟。番达纳斯树，主要分布在东半球的热带、亚热带，有200多种。
日本记者本多胜一被称为是日本新闻史上最著名的记者，他用独特的方式创造着报告文学，那就是和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的三同是艰苦卓绝的，但就是因为有这三同，才有了他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记录。他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对新几内亚的探险和对北极爱斯基摩人的访问。 《新几内亚高地人》是他一篇著名的报道，我们关于依利安查亚的很多认识都来自这篇报道。
当年，本多胜一应该是到达了普拉的附近，因为他的目标是要到蒂米卡。但走到这附近的时候听说，美国传教士已经从这条路到过蒂米卡了，他认为继续探险之路没有必要了，就从这里折返回了乌金巴。本多胜一只追求第一。
这种网袋的实用性我们见识了。当地妇女把带子挂在额头，网袋兜背在背上，里面装着什么呢？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个女人的网袋里有个半岁大的婴儿，他的小脚从网眼里钻出了半截，用手去抓他的小脚，孩子咯咯地笑了。
就在我们研究这些网袋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
在村子的土路上，一个身高一米五几的老年人目不斜视地向我们走过来，直到近前我们才发现他，原因是他的肤色和地面的土褐色几乎是一样的，让人最为诧异的是，他就是达尼人。我们渴望穿越热带雨林，渴望进入贝莲姆山谷见到的达尼人。如同画册上的一样，他赤着脚，头上戴有羽毛，全身上下的装束是：勾咋卡——遮盖男性象征的圆桶型的罩，也是他身上惟一的服装。
原以为，走了这条被现代文明浸淫了的路线，就不会再有石器时代的体验，原以为，到了这个和自然已成对立的矿区，就不会再见到著名的达尼人了。没想到，他从天而降。
勇敢的本多胜一穿上达尼人的衣服时加了一层塑料
在本多胜一著名的报道《新几内亚高地人》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63年10月，相当于西依利安中央高地东大门的瓦梅那，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20岁的德国人，另一个是24岁的澳大利亚人。德国人研究哲学，澳大利亚人搞美学，两个人都是大学生。为了研究当地哲学，他们走了3个小时，来到达尼族部落，想住一周。
他们认为，要想弄懂当地哲学，必须同当地人一样过裸体生活，于是，两个人一丝不挂，赤裸裸地走进了部落。部落里的男人吓得掉了魂，女人全部跑回了家。部落里一个拥有48个妻子的大富翁，给了青年人两个勾咋卡，说“至少把这个戴上”。可那两个年轻人不戴，照样裸体研究，无奈，驻在瓦梅那的印尼警察把两个年轻人逐出了西依利安。
这是本多胜一从瓦梅那警察那里听来的真实故事。两个年轻人不戴勾咋卡就和文明社会里在大街上光身行走没有区别。
作为一种民族特色，我们从蒂米卡带回20多个勾咋卡，样式很多，粗的，细的，带弯的，顶端带羽毛的。最长的一个有50多厘米，上面还有简单描绘的图案。像我们的服装有流行样式一样，勾咋卡也有各地特点。本多胜一到过的乌金巴，那里的人们喜欢巨大的筒，但在瓦梅那，人们则喜欢细而短的筒。
带回北京的勾咋卡是葫芦做的。大都是达尼人后院种的，当葫芦的藤蔓上结出青青的果实的时候，男人们开始审视那些葫芦的形状，不适合做勾咋卡的就吃掉，发现自己喜欢的形状就用棍支起来，或用蔓草拴起来，使它长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据介绍，在非洲的塔比罗族、阿萨姆的米利族那里，也能看到戴这种罩的人。不过，像这里一样，把它当作服装的不多。
在和当地人共同吃、住、劳动之后，本多胜一也和他们穿了同样的衣服，他自己的衣服和达尼人的做了交换，只是在穿上勾咋卡的时候，他加了一个小小的措施，垫上了一层塑料薄膜。这很值得理解，毕竟，是从别人身上接下来的衣服。
此刻，我们眼前的这位着盛装的达尼族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如何手忙脚乱地拿相机，然后，身经百战般的立在我们身旁，任由我们拍摄。看我们有些怯怯的不敢近身，他主动的几乎是扎进我们怀里，他太矮了，刚到我的肩膀。看我们每个人都跟他合了影，老人伸出一个手指，示意我们等一会儿。他更惊人的举止是从身后的网袋里拿出了一个将近10厘米长的弯曲动物牙齿，迅速的穿过鼻孔，又拿出身旁的竹子做的弩，装扮好了之后，再次站在我们身边，示意我们可以重新拍照了。
在周围孩子的一片笑声中，我们四个人花费了整一个胶卷在这个达尼族老人身上。当然，老人用他的方式结束了这次突然的会面，他伸出了手，做出点钱的手势，我们顿悟，就是吗，天下哪有不收费的演出。甚至怀疑，在这条土路上，老人是每天要上演的，今天的观众恰巧是四个中国人而已。
这里本来不是一个村子，是寄生在自由港周边的聚集地而已，而真正的达尼人生活的地方要在更深远一些的地方。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5）
世界上最长的单距高空缆车把我们提升了822米
6月21日，我们终于听不到古兰经了。
我们和矿工们挤上世界上最长的单距高空缆车时，云雾正从四周包围过来。
缆车启动前，我们按要求带上了和矿工们一样的安全帽、雨靴以及防辐射的眼镜，工人们无声地看着我们，四周只有缆车的钢缆发出的磨擦声。
这个缆车的缆线长度接近1．6公里，垂直升高的距离是822米。直线般把我们拉起的时候，缆车上的40多个矿工悄然无声。他们大都来自北部高原的山区。他们的家安在普拉边缘的那些简易木屋里。
迅速超越云雾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样快速的上升，高山反应是逃不脱了。
下了缆车，又坐了一段卡车之后，我们行进在泥泞的山路上了。
雨总是跟随着我们，上山开始就悄悄地飘起来了，越走越大，最后终于发展成大雨。雨里行走了五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海拔4023米的查亚峰大本营，这时，距离我们离开北京已经有8天了。
我们的营地傍着三个高山湖泊，蓝绿色的湖水像纤尘未染的深色翡翠，静静地躺卧在一片片风化岩石中。碎石中只有一些稀疏的草和紫色的小花。向东望去，几个世纪以来时而向前延伸，时而向后退缩的冰川，把山崖悬挂突出的部分都快磨光了。因为雨水多的原因，上面几乎每天会有雪，是松软的雪，使那些冰川看起来毛茸茸的，非常可爱。李致新兴奋地眺望那里说，能滑雪呢。
营地三面环山，山谷下正对着的就是自由港，到了晚上，那里的灯光会把天映亮。周围的山都是严重风化的山包包，扎下营，顺着印尼向导指引的主峰方向，我们试着往里面走去。
十几分钟之后，沿着碎石坡路翻了两个山脊，在一座恢弘的岩石大山前我们惊呆了。
来之前，他们甚至没有一张查亚峰的主峰照片，巨大的绵延不断的灰色立体岩石山耸立在眼前，几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李致新和王勇峰在山脊上冲着山盘腿坐了下来。苍茫的暮色正从四周围拢上来，他们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仿佛默默地和它聊着，这样看过去，连灰色的岩壁也温情了。
15年了，他俩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这样面对面地和山交谈，15年了，山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也成了把生命互相托付的朋友。
高山反应袭击了每一个人
回到营地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不过才5点钟。坏消息来了，我们的装备还没有上来，山下的背夫在闹罢工。在这里，寻找背夫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大多数人不适于高山行走，我们的行装还要分装成15公斤一个的小包他们才肯背，当然，这样能给更多的人挣钱机会。到晚上8点钟的情况是：我们四个人只有一条睡袋和随身背上来的东西，一直到晚上9点钟，印尼登山协会的几个人才自己背上来几件行李。
到了大本营，我们终于搞清楚了这支登山队的组成。除了印尼登山协会的5个成员，特种兵阿古斯，喜来登酒店的老板；还有自由港救援队的贝弗利，一个讲一口纯正美式英语，有着美国人名字的印尼小伙子，他是第一次登山。看来，穿过自由港也是有交换条件的，印尼登山协会要给自由港培训人才。
按照印尼登山协会的安排，我们四个人被分成两组。李致新、王勇峰和苏迪、厨师咖喱以及一个瑞士登山爱好者一组，作为第一突击队，他们6月23日突击顶峰，而穆特和厄共带领救援中心的贝弗利以及张伟和我，6月24日登顶。作为计划，李致新和王勇峰同意了。至于我们两名记者的安排，他们说要根据登顶勘察的情况再最后决定。
当天晚上，大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头疼，睡不着觉。印尼队的帐篷里一直有人在喊叫。我们这边只有张伟反应良好，吃得香睡得好，这再次印证了王勇峰的那句话，在高山反应面前，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只是一个承受力和忍受力的区别。李致新这次的反应最奇怪，直到撤营，他还无法睡觉，在山上的四天里，他总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四天体重下降了4公斤。
6月22日，所有人在附近适应性训练一天，并在海拔4200米的山脚下修建了一个过渡营地，留了一些装备在那里，准备第二天的登顶。张伟当天就入住了这个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