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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在大杨官营、木厂口村一带洗劫撤走后，8月16日晚，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将从木厂口村水井中捞出来的18位遇难群众的尸体抬回村，停放在街心。乡亲们目睹此惨景，无不悲痛至极。村办事员、共产党员王海亭激愤地对乡亲们说：“敌人惨杀了我们的亲人，我们怎么办？”“参加八路军，向鬼子讨还血债，为死难的亲人报仇！”人们愤怒地回答着。当夜，在共产党员田增等带动下，全村182名青壮年报名参军，组成一支复仇队，编入了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十二团。
集体大屠杀惨绝人寰
刽子手滕川带领日伪军在迁安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对所有的村庄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疯狂“扫荡”之后，将抓捕的200余名村干部、群众押解到迁安县城。当时，伪县政府的一所容纳180余人的监狱里已塞满了“犯人”。所以，敌人把这次抓捕来的人连同以前扣押的县城附近各伪乡、保“情报员”20余人，分别羁押在县城内的昊天观和圣人庙（日军宪兵队部）里。
凶残的滕川妄图捞到冀东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在昊天观里对被关押的人们夜以继日地进行审讯，摧残杀害。审讯开始，滕川命令日本兵拉出小崔庄农民崔成路和五重安村年仅十六岁的赵盈儿，敌人剥光他们的衣服，反绑上双手，滕川假惺惺地对他们说：“说出谁是共产党和八路，大大的有赏，不说，统统的杀头！”满怀民族深仇大恨的崔成路、赵盈儿沉默不语。滕川凶相毕露，命令日本兵用刺刀将他俩活活扎死。接着，滕川对西峡口村青年农民张贺动了酷刑。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先放出狼狗将张贺咬个半死，然后再往他身上泼洒煤油放火焚烧，张贺的皮肉被烧焦，但他咬紧牙，什么也没有吐露，五重安村农民宫恒被敌人灌凉水活活折磨致死。野河峪伪大乡“情报员”梁秀山，虽然几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当敌人逼问他时，他始终重复着“野河峪乡平安无事”那句话。当敌人又非刑拷打西密坞村农民韩凤彩时，小崔庄村办事员王保生目睹乡亲们惨遭毒手，怒不可遏，挺身而出，厉声喝道：“住手！我是干部，什么都知道！”滕川一听忙说：“你的知道？统统的说，大大的有赏！”王保生怒目圆睁，对滕川骂道：“我知道你们是群专门杀人放火的强盗……”滕川气急败坏，命令对王保生施以酷刑。王保生的双腿被敌人用杠子压断，但他强忍着剧痛，仍是骂不绝口。滕川在被押的男人们中间没有得到什么，就命令日本兵将在押的十几名年轻妇女带进审讯室。首先一个个进行审问，接着就让看受刑人的惨景，然后将被折磨得半死躺在地上的提岭寨村青年农民大桥拉进来，一刀将他的脑袋砍下来，把血淋淋的人头摆在妇女们的面前，进行威逼恐吓。妇女们一个个怒目而视，没有说出一个字。孙家店村青年农民刘祥、赵玉芹夫妇同时被抓进县城后未能见面。阴险的滕川企图利用这一关系捞到东西，他命令伪军将赵玉芹押审讯室去认丈夫，并对她说，如果说出谁是村干部，谁给八路军做事，就放她回去。赵玉芹说：“我一个妇道人家能知道什么？”她走到审讯室，看到房梁上被吊打得鲜血淋漓的、地上躺着被折磨得半死的人里，都没有自己的丈夫刘祥。她心里十分着急，最后，在房檐前看到了丈夫被倒绑在梯子上，已经被折磨得血肉模糊，昏迷不醒，不成人样。顿时，她怒火满腔，痛斥敌人的暴行。
凶恶残暴的滕川对被抓捕来的干部、群众，用尽了各种酷刑，但仅仅摧残了人们的肉体，并不能征服他们的爱国意志。他毫无所得，恼羞成怒，最后，谋划进行集体大屠杀。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血洗杨官营野蛮报复（2）
9月10日（农历八月初一）清晨，滕川命令日伪军将关押在监狱、昊天观和圣人庙三处的村干部、群众300多人，全部4人一串地绑起来，都驱赶到昊天观里。滕川对即将惨遭屠杀的群众欺骗道：“这里八路活动的厉害，皇军为保护中国良民准备把你们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他命令将被折磨得不能行动的张贺等6人活埋在昊天观院内。然后，把300多人编成四路纵队，前后由乘着汽车全副武装的敌伪军监押着，出城东门向南走去。当人们走到大杨官营村北时，有4名群众因遭折磨行走艰难，滕川便命令日军当场用刺刀挑死。
天近中午，敌人驱赶着300多名群众在大杨官营村东公路边上停了下来。滕川立即命令敌伪军一面包围村庄，搜捕抗日干部群众，一面在杀人的场地——大杨官营村西岚山脚下的老牛圈那里做大屠杀的准备。老牛圈是三个相连的大水坑，敌人除在这里的周围架起数挺机枪外，并从村里抬来几个大缸摆在每个水坑前。首先将从大杨官营村抓捕到的农民徐雨年、徐乐年、杨福来3人杀死，留下张永成、丘宽2人，强迫他们往水缸里挑水。布置就绪，刽子手滕川为防备被驱赶的群众的反抗和逃跑，采取了分拨屠杀的手段，把300多人分成三拨。当他们屠杀第一拨人的时候，第二三拨人由少数敌伪军在原地监管着。因从这里到老牛圈相距约有2华里，又有村庄做屏障，使同胞们看不见日军是在那里杀人。
中午，日本侵略军用刺刀驱赶着第一拨100余人来到老牛圈。这时，十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举着洋刀“嗷嗷”怪叫，强迫人们跪下，可是，同胞们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当儿，杀人不眨眼的滕川，将战刀在水里一蘸，嚎叫一声，挥刀将一名群众的头砍掉，跟着，其余的敌人也都下了毒手。顷刻，四五十名同胞的人头和尸体滚入水坑，鲜血染红了坑水。这时，东密坞村青年司浩人眼见乡亲们惨遭杀害，怒气冲天，挣断绳子，踢倒身边的日军，撒腿就向南奔跑，边跑边喊：“乡亲们快跑，不要等死！”当他跑出老牛圈，将要跑进兴福寺前的一条大沟时，不幸遭敌枪击，中弹身亡。司浩人的英勇行为，点燃了人们的反抗怒火，当剩下的五六十名同胞刚要四处奔跑时，万恶的日军刀枪齐下，很快将第一拨人杀死。时间不大，敌人又驱赶着第二拨人登上了兴福寺前的高坎。这时，一位抗日政府女干部和一位抱着未满周岁小孩的妇女，看见同胞被日军残杀于老牛圈里的尸体时，就停步不走了，并大声说：“乡亲们，鬼子在杀人，我们不要再往前走去送死……”穷凶极恶的日军朝两位女同胞身上猛刺数刀，她们怒目切齿，破口痛骂日本强盗，最后英勇地倒下了。就连那位妇女怀抱的未满周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被一个凶狠的日本兵拎起双腿劈成两半。
野河峪伪大乡“情报员”梁秀山被分在第三拨里，在日军驱赶着这拨人向老牛圈走去时，他想，不能这样白白送死，跑还有生的希望。于是，他边走边悄悄地弄松绑在手腕上的绳子，当走到村西头一群众院墙外的茅厕时，趁敌人不备，捋掉绳套，钻进茅厕，免遭杀戮，成为这次惨案的幸存者。张永成、丘宽因给敌人挑水，也免于一死。据他俩回忆，他们目睹滕川在这次惨案中一气砍杀了群众18人，死于滕川刀下的共有三十余人。
万恶的日本强盗杀完人回城后，大杨官营村的乡亲们回来了，他们目睹老牛圈的惨景，一个个涕泪交加悲伤万分。亲人的尸体填满了水坑，尸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有的身首异处，有的断臂缺腿，有的肝肠外露，有的血肉模糊。水坑内的尸体都已浮肿腐烂，无法打捞，更无法辨认。乡亲们只好在水坑上面铺了层玉米秸，然后用土简单的掩埋了。老牛圈的血水溢出坑外，穿过大杨官营村街心，向南流出16华里，汇入滦县商家林村的北泡（小湖），真是血流漂杵。
翌年夏季，山洪暴发，老牛圈里的人头骨被冲出，有的被冲入街心，有的漂泊在庄稼地里，汛期过后，大杨官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拾头骨，共拾到头骨312颗，重新掩埋在兴福寺东侧。
面对敌人无比疯狂的“扫荡”和残酷野蛮的杀戮镇压，英雄的迁安人民，没有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他们掩埋好死难同胞的尸体，满怀民族深仇大恨，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敌人殊死决斗，与抗日根据地共存亡。广大民兵同敌人展开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配合主力部队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1945年，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把侵略者押到了历史审判台上。1959年，参与制造杨官营惨案的凶手之一、原迁安县伪警备大队长汤鹏举，被我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在铁蹄蹂躏下的迁安，遍地狼烟，村村喋血，家家戴孝，巍巍岚山低垂下泪，绵绵滦河哽咽哀鸣；而今群山起舞，滦河欢笑，到处呈现出文明盛世的景象，但侵略者在这里的罪行，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马家峪惨案
李永春
四面环山的马家峪，在遵化县城南60里。村西越过山岭10里就是遵（化）唐（山）公路，南面绕出山口前的屏障是丰润县北山，北面和东面都是高耸入云的高大山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村西山沟里建有炸弹厂；村东山洞里贮存着冀东军分区供给部的军用物资，并住着八路军的伤病员。八路军和民兵还经常从马家峪出发，去破坏遵唐公路和日军的物资运输。日伪军在马家峪一带不断受到袭击。于是，日军蓄意对这一带进行报复。
1942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二日），驻丰润县左家坞的200多名日伪军，由日军佐佐木率领，在马家峪村北面的大屯官村屠杀无辜群众，马家峪人民闻讯，当晚纷纷跑到深山躲避。留在庄里的多数是妇女和老年人。他们打算等天明再去山里躲避。没想到翌日（20日）凌晨，日伪军就包围了马家峪。天一亮，端着刺刀的日伪军把50多名老人和200多名妇女逼到村中心五道庙坎下听“训话”。五道庙坎下是一条30多米宽的大壕沟。老人们蹲在壕沟北面，妇女们坐在南面，四周架着机枪。日军还在人群前点起一堆大火，把从各户抢来的门板、饭桌子、农具等架起来焚烧。
“训话”开始，日军头目佐佐木先嘟噜了几句，翻译官翻译说：“这里是‘匪区’，今天皇军来，是找八路，找八路的伤病员，找八路的东西，交出来没事，如果不交出”，他顺手一指会场西北面挖好的一个1丈2尺长宽、4尺多深的大坑说：“统统死了死了的！听清楚没有？嗯！”群众鄙夷地注视着他。
突然日军将从会场外面抓来的一个叫徐浩林的老人推到人群前面。日军扯下他的棉袄，问他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里，徐浩林不说话。日军抽出东洋刀，用刀背试砍他的脖子。徐浩林还是不吱声。日军翻转刀背，猛地一刀，将徐浩林的脑袋砍落在地。孩子们吓得哇哇地哭着往母亲的怀抱里钻。翻译官吼叫着：“不许哭！”日军又让保长徐兆光提着徐浩林的头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翻译官威胁着说：“看见了没有，如果不说，都这样！……”人们还是一声不吭。日军走进人群，把50多岁的徐从林拽了出来，逼问谁是八路，哪里有八路的东西，徐从林摇摇头，没有回答。日军一刀把他砍死。接着又从人群中拉出王合奎，推到沟西坎上的院子里，边问边打。王合奎破口大骂，直到打昏过去，骂声才停止（傍晚，日军走后他才苏醒过来。鼻梁骨被打塌，至今落残）。日军又从人群里拉出徐兆灿等八九个人继续打，徐兆灿也骂不绝口，也被打得昏死过去。
时到中午，日伪军们杀猪宰鸡，在村里吃午饭。吃饭时留下部分人员监视着群众。饭后，日军干脆不再问了。把搜庄时抓来的徐兆喜、徐兆明、徐兆清和徐兆耕4个老人驱赶到会场西北角的柴草垛上，然后将柴草垛点燃。徐兆喜等被烧得疼痛难忍，喊叫着往回跑。日伪军用棍棒把他们打回去。4个人衣服都着了火，身上冒着油。只有徐兆耕忍着剧痛冲过火堆，东倒西歪地倒在坎子根下佯死不动，幸免于难。其他3人被打昏后，倒在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日军见没有人说出八路军的去向，也没有人交出八路军的东西，就用镐头、木棒四处乱打。会场里的男人们被打得来回挤动。当挤到一块时，日军就从高坎上往下扔大檩条砸。马玉如老人突然站起来喊：“跑吧！不能等死！”说着他便沿着农坎根向南跑。跑出十几米，被日军开枪打死。徐景顺正患病，也被日军从家里赶了出来。他拄着棍子，蹲在人群的北边。日军从他背后猛砍一刀，头被砍落，尚连着一层皮，垂挂在胸前。鲜血染红了壕沟，尸体和被打昏的人倒了一地。
太阳偏西，日军将还没有被折腾死的30位老人，由两个日本人各拽一个，拽到会场西面干水沟的沟沿上。另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逐个地把他们杀死，尸体扔在沟里。对已昏死过去的徐兆兴、王贵云等5人，也拖来扔在沟里，用土埋上。
日伪军走了，躲在深山里的群众陆续回村，赶紧扒开土，抢救亲人。经抢救，徐兆兴、王贵云、王敬仁等5人被救活，会场东面几户人家的院子里，还发现了被烧死的王景福、马文成和被凉水灌死的王景明。这次日军“扫荡”，马家峪共有43人被杀害（其中1人系丰润县胡各庄来马家峪住闺女家的）。这43人，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自此，马家峪人们，把老年人遇难的地方叫“老人坑”。
当时马家峪被围的200多人中，有不少人知道西山里有八路军的炸弹厂，东山藏有八路军伤病员的岩洞。日军那样血腥屠杀，始终没有人告密。刚围庄时，马玉福的妻子正在洒水，准备扫地。日军要赶她出去。她将手里的水盆朝日军砸去，当下被日军打得死去活来，但她始终没向日军求饶。等日军一走，她把儿子王守孝（后来改的名）叫到跟前，嘱咐他和王树柏、王树荣等10名青年报名参加八路军，为乡亲们报仇。1943年2月中旬，冀东军分区李运昌的队伍在马家峪北面大山（即芦各寨南山）被日军围困。马家峪人民，依然冒着枪林弹雨上山给八路军送水送饭，夜里给部队带路，下山突围。马家峪人民前仆后继，支前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潘家戴庄惨案（1）
田益廷刘作云王树增
潘家戴庄幸存者周树恩潘家戴庄现属河北省滦南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八路军北宁路南（下简称路南）游击区中的一个拥有371户、1765口人的大村。北距张各庄8公里，南距倴城8公里，是倴（城）、张（各庄）公路的必经之处。1942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驻张各庄、司各庄的日伪军250余人，在日军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千人坑”大惨案。屠杀群众1110人，烧毁民房1030间，财物抢劫一空，美丽富饶的村庄变成一片焦土。杀人现场惨不忍睹：30名婴幼儿被杀人强盗摔死在碌碡上，60名孕妇身遭杀戮，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惨案虽已过去43年，但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潘家戴庄人民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
一
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规定“自十二月二日至八日期间，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高潮”。
日军先是以路北为重点，沿长城各县制造“无人区”，驱赶路南地区16岁至60岁的男人去路北挖沟筑垒。尔后，在路南“挖遮断壕”，搞“清水摸鱼”。日伪军驾着大板车大肆抓捕男性青壮年去做劳工，违者遭枪决、刀砍或就地活埋。对于没有“良民证”的外乡客商、走亲访友和赶集上店的农民，则视为“通共”、“通八路”分子，枪挑、刀砍于“杀人坑”，并下令不准收尸，收尸者也以“通共”治罪。
为了配合路南地区群众的抗日活动，八路军迁滦卢县抗日基干队大队长张鹤鸣率二连、新三连和地方游击队一部，挺进路南，经常活动于唐官营、川林和潘家戴庄一带，寻隙打击敌人。12月4日下午4点时分，当抗日部队由唐官营经潘家戴庄向程庄转移时，日军派出一个骑毛驴的密探，尾随在抗日部队的后边，探清我部队的人员、装备后，从潘家戴庄折回张各庄据点。晚饭前抗日部队刚到程庄，准备在该村宿营，铁杆汉奸、伪保长程殿栋同伪办事员程为平，偷偷溜进倴城据点，向伪警察分局长王星寿报告。王星寿这个汉奸，为献媚请赏，马上通电他的主子——驻张各庄日本骑兵队队长铃木信。在此之前，负责在冀东执行“五次治安强化”的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少将兵团长铃木启久（后升为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曾指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迅速对该村进行‘剔抉’，彻底消灭该地的祸根”。所以，铃木信得到王星寿和密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