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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1940年前后，八路军就已经在鲁家峪设立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卫生院、电台及报社等机构。当时的鲁家峪也是冀东中部的抗日指挥中心。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推进毒气战的日本机关
栗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合著《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18·毒气战相关资料》《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8）《有关毒气战资料》。的说明中，曾披露了日军在毒气研究、制造、使用、训练等方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二部、第三部以及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负责毒气的研究与开发；广岛县大久野岛（毒气之岛）上的东京陆军第二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负责大量生产毒气瓦斯；而福冈县企救郡的曾根兵器制造所则负责将毒气填充到容器中。1933年创立的陆军习志野学校设有化学战应用专业，约1万多名各级现役军官曾在这里接受过训练。此外，该学校还深入到各部队为士兵们讲授化学战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得各部队在今后的中国各个战场上，都能独立地开展起了形形色色的毒气战。1939年8月，关东军化学部（满洲五一六部队）在齐齐哈尔的郊外成立。该部除了完成大规模毒气试验、训练等项目外，还配合七三一部队共同开展起了毒气方面的活体试验。”
在战后的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西俊英曾作证：在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七三一部队首次实施了细菌战。该部队在哈尔哈河里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以及赤痢菌。见《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对被告西的询问，第353页。执行此任务的是以碇少佐为首的20名敢死队，行动前他们还联名写下了血书。此外，七三一部队还在诺门罕战斗中使用了毒气。
深泽美芳当年负责毒气运输工作。1954年4月21日，他在军事法庭上作证说：引自深泽美好口供（1954年4月22日），（1）—119—2，230，2，第2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7月份，按照川根部队长的命令，我和一等兵伊泽返回海拉尔的平站兵工厂，领出4枚甲号毒气弹（每枚500公斤）后，秘密送到了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部队长又命我将一名苏军军官和一名苏军士兵运往海拉尔第一医院。但途中那位苏军军官死亡。到达医院后，经医生尸检才得知他是因中毒而死的。随后连同汽车在内，院方还给我们做了全面消毒。”
另据报道，关东军化学部成立后，还于8月份将泵式液态氰酸毒气弹（50枚，每枚装液态氰酸20公斤）从忠海运到了齐齐哈尔。见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家庭1987年版，第103页。
另外，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斋藤美雄在抚顺军事法庭的供词中，也谈到了习志野学校和关东军化学部联合搞毒气活体实验的情况：
“1940年4月，我从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学校来到了毒气试验场。同时，我还命令部下押解来了供试验用的30名中国人。引自斋藤美雄口供（1954年12月11日），（1）—119—2，20，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斋藤未交待试验地点及毒气种类）
飞松五男的供词中说：
“1940年5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在新民县辽河左岸堤防附近，对奉天甲种后备干部们进行了毒气应用培训。当时，队长南部吉让命令关东军化学部的轻型坦克牵引着喷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区域内喷洒了持久性毒气。毒气漫延后导致100头羊死亡，并使这块土地一年内不能耕用。引自飞松五男笔供（1954年9月6日），（1）—119—2，67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
渡边国义指渡边国义笔供（1954年8月8日），（1）—119—2，69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446页。原是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炊事班长。不过在1944年后的毒气训练中，他也曾担任过助手。可能是保密级别所致、渡边未能参加1940年秋举行的那场“氰酸弹”的空投试验。见厚生省引扬援护局史料室《我国化学武器技术史》，原陆军中将小柳津政雄著：《化学战研究史》。然而因跟随部队多年，他还是供述了关东军化学部搞毒气活体试验的一些情况：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特种汽车队第一联队材料厂的新兵们，在海拉尔机场以北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的毒气。喷洒面积200平方米，使用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一周的毒剂100公斤。喷洒后导致路边的农民6人死亡，50人手脚溃烂。
1940年7月，关东军化学部特种汽车队第一联队材料厂的新兵，在富拉尔基（现齐齐哈尔市区以西）以东的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喷洒面积2000平方米，使用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一周的毒剂100公斤。导致路过的农民5人死亡，25人手脚溃烂。
1941年1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富拉尔基的实弹训练中，导致地头上的农民80人中毒。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扎兰屯（地处哈尔滨与海拉尔之间，属呼伦贝尔盟管辖）西南60公里之处，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毒气效力测试。施放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后，导致农民3人死亡，70人手脚溃烂。
194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扎兰屯东南60公里的山地进行毒气效力测试。施放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后，导致当地农民4人死亡，30人受伤。
1943年1月，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扎兰屯东南80公里处的山地上进行了毒气弹发射训练。共发射大型红筒（喷嚏型）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红色迫击炮弹30枚。
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300人在碾子山（今属内蒙管辖）东3公里的山地中，施放了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导致农民3人死亡，50人致残。
1943年9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在扎兰屯进行了糜烂型毒气及喷嚏型毒气弹的发射训练，导致当地农民3人死亡，40人致残。
1944年8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材料厂在富拉尔基东4公里的村路及草地上，喷洒了100公斤杀伤力1000人，持续时间为一周的糜烂型及持久型毒气100公斤。喷洒面积为2000平方米，导致路过的农民4人死亡，20人致残。
1945年6月上旬，关东化学部训练队在富拉尔基的实弹演习中，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发射了喷嚏型毒气弹30个，导致农民10人致残。”
另外，三尾丰在谈到关东军化学部时也说：
“其实五一六部队（关东军化学部代号）就是一个毒气研究机构，但对外则称为“服装制作组”。它们搞毒气的分工是，五一六负责研究开发，七三一部队负责验证，五二六部队负责实地训练。只听说过富拉尔基有个五二六训练队，其他的则一概不知。”
武田英子在《地图上消失的大久野岛毒气厂》（自费出版）一书中，也对五一六部队做了简单的概述——“在齐齐哈尔郊外的荒野上，驻扎着一支由技术军官及军医官组成的约100人的小部队”。
1984年7月7日的《赤旗》报上刊登了有关五一六部队的证言；7月16日，该报又刊登了大阪市的富口先生谈有关五二六部队的文章。据富口讲，其实，五二六部队是迫击炮大队中的一个分队，也是直属五一六部队的一支实战部队，它下设4个中队。其中第一、第二中队的任务是专门实施毒气战。富口是1945年3月作为汽车兵被分配到第一中队的，训练场地就在富拉尔基。他记得，兵营四周都是铁丝网，里面有毒气实验室，训练场及器材仓库等建筑。对他们这些新兵而言，每天穿着防护服搞训练，简直就像炼狱一般。但究竟试验什么？他们则不得而知。
由此可知，渡边国义说的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或许就是五二六部队，况且该部的活动范围也是在富拉尔基及扎兰屯一带，而且其部队规模也大致在300人左右。虽然他仅知道五二六部队的一些毛鳞片爪之事，但如果属实的话，仍不失为是一份极其珍贵的证言。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毒气兵的训练与配备（1）
在表述毒气兵的训练与配备问题上，后口笃文的供词简直可以说是既简明又扼要。见后口笃文笔供（1954年9月13日），（1）—119—2，671，1，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90—392页。
后口笃文1954年9月13日的亲笔供词：
“1我接受毒气训练的时间与场所
甲、1941年，在广岛第五师团一一联队后备队第六中队开办的第一期新兵训练期间受训三日。时任步兵射手，二等兵。
乙、1941年9月，在湖北省江陵县沙市的第39师团231联队开办的后备军官集中训练期间，受训六日，时任第二内务班一等兵。
丙、1942年3月，在江苏省南景后备军官训练队受训三日，时任第三内务班上等兵。
2毒气训练概要
甲、毒气种类：我只记得有红、绿、青、茶褐色及黄色5种。毒气筒规格为大、中、小三种型号，此外还有毒气手榴弹及毒气炮弹等。
乙、毒气性能：红色为喷嚏型（时间短暂）、绿色为催泪型（时间短暂）、青色为窒息型（时间短暂）、茶褐色为糜烂型（时间持久）、黄色为芥子气体型（时间持久）。〔注：实际上，黄色1号为芥子气体型、黄色2号为糜烂型、茶色的为氰酸液体型〕。
丙、毒气的效力与使用目的：短暂型毒气弹内装气体。其杀伤效果是刺激人的呼吸道和眼睛，使之失去行动自由后，来达到杀伤的目的。尤其是短距离作战及拂晓发起攻击时，可利用风速弥漫毒气，以此来大量杀戮敌方。
持久型毒气弹内装液体。其杀伤效果是毒液侵蚀人的全身皮肤，使之糜烂并最终使人丧命。因此类型毒气弹杀伤力面积大，可区域性地彻底消灭抗日爱国力量和当地百姓，故而是一种最为残忍且又非人道行为的化学武器。日军经常在拂晓时分使用这种毒气弹。
丁、毒气的使用方法：①近距离——卸下毒气筒底部后盖、点燃内部的发火装置后投掷出去；②中距离——发射红筒装有弹簧装置。将该发射筒倾斜45°角固定在地面上，发射的毒气弹可命中一二十公里远的密集目标。③远距离——可利用毒气发射器或火炮。
〔注：火炮为迫击炮、山炮、野炮〕
戊、毒气配备：各中队配备大型红筒一个，中型红筒，圆筒20个，小型红筒、绿筒约150个。行动时，小队配备中型红筒2个，小型红筒、绿筒10个，发射红筒20个。另外，联队里还配备持久型毒气弹，而大队里则配备毒气发射器、毒气炮弹及毒气手榴弹。
己、防毒装备：部队都配备九五式防毒面具、及九九式全套防护服。”
村上勇二的供词中记录了有关师团毒气兵的编制问题，他说：“按照1937年及1941年颁布的第5号动员编制令，各师团都配备了负责指挥毒气作战的军官、下士官及毒气兵，其总数为534人。第五十九师团也大致相仿。引自村上勇二笔供（1954年6月25日），（1）—119—2，2，3，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88页。”村上先后担任过第五十九师团的作战主任、情报主任及教育主任之职。他认为，毒气兵是师团中的最重要编制之一。
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从日中战争开始就将毒气兵列入了部队编制，而且还秘密地向各部队提供化学武器。
《侵略》一书中有一篇阿贺惠撰写的文章，题为“甲号弹——毒气弹的使用”。作者在文章中说：“化学武器之类的资料是军事秘密，故尔都收藏在部队文件箱的最底层。但作为武器实物，各部队的驻地哪怕是条件再差，也都单独设有一个存放毒气和防毒面具的仓库。另外部队行动时，即使是小股部队作战，也都携带着毒气和防毒面具。这对当时无任何防毒装备的八路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另据落合英明著的《日本的恐怖毒气战》（番盯书房）中介绍，当年曾在大久野岛毒气厂工作过的知情人告诉他，“红筒里装的是红一、黄一、黄二等型的混合毒气，是一种早期生产的杀伤性武器”。
此外，昭和十六年第7册的陆满密大日记中还记录了关东军请求提供特别弹药的报告：
（A）副官呈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
根据1月21日关兵弹甲第3号及5月3日关兵弹甲第29号的申请报告，现将拟定申请提供的特殊弹药开列如下（见附件一、二、三），特此呈报。
（B）副官呈陆军兵器本部次长的报告
关东军申请昭和十六年度干部培训专用弹药的报告已达。另附所需弹药种类及数量（见附件一、二、三）。特此呈报。
又及：根据临时军费令之规定，该费用应从预算内支出。
上述两份报告都盖有陆满密第401号及昭和1916年5月22日的印章。
附件一中，在开列各种弹药的末尾处还特意注明提供榴散弹和红弹。
附件二的末尾则请求提供黄弹。其规格及数量如下：
（附件二）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毒气兵的训练与配备（2）
规格型号数量九五式野炮黄弹药筒180个九一式10榴弹炮黄弹药筒160个九四式山炮黄弹药筒180个四年式15榴弹炮黄弹药筒20个九六式16榴弹炮黄弹药筒60个九二式10加农炮黄弹药筒40个丙型黄弹2000公斤附件二中的所谓“黄弹药筒”指的就是持续糜烂型毒气，当时陆军省本部已批准它在战场上使用。
报告（B）中的副官是指陆军省高级副官川原直一；报告（A）则是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呈给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有关请求提供特种弹药的申请报告。
虽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施放毒气的案件目前正逐步浮出水面，但我认为，它离解开全部真相之谜仍相差甚远。譬如《细菌战与毒气战》之二记述了“日军四处施放毒气残害众多中国百姓”内容，但恰恰就是这部分到目前还未译成日文。该著作中的“放毒大事记”举证了日军毒气作战的744个案例，现笔者将其整理成表附后。另外，吉见义明在《失去法律时效的战争责任》（绿风社出版）的一书中也认为：“日军实施的毒气战现已明朗化”。但他书中举证的日军在武汉作战中使用毒气达375次以上的这个数字，就没有统计在“放毒大事记”之中。日方所搜集的资料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那些日本战犯们的供词。尽管这些资料极其珍贵，但它仍具很大的局限性；而中方的统计又都来自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报告，当然它也未必一览无余、滴水不漏。其中的不足之处，恰恰就在于这里面缺少来自国民党战线上的统计数字。我想，填补这一空白的任务恐怕要由日本的历史学者来完成了。虽然本书也记录了744次这个数字，但我认为，实际数字则远远不止于此。由此可知，如今已统计出来的这744次毒气惨案就足以令人震惊不已，而那些尚未揭露出来罪行又有多少呢？
另外，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记录的“检察机关认定证据”中，附有一份“关于日军在中国实施毒战的说明文件”见《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9）《有关毒气战资料》，资料15。。其中记载着：据中国军方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期间，日军在中国境内使用毒气1312次，死伤者 36 968 人。日军施放毒气次数统计
年度次数放毒大事记统计远东军事审判检察机关记录１９３４１１９３５１１９３６１１９３７１７９１９３８１３８１０５１９３９１２３４５５１９４０１３６２５９１９４１８４２３１１９４２９２７６１９４３８７１３７１９４４５６３８１９４５１２２２合计7441312
毒气试验地——伪满洲国
除本书提到的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实地演习之外，“放毒大事记”一文中记录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毒气的案例不多，它所涉及的内容也只是新京第二独立守备队使用糜烂型毒气方面的培训、见阿部清二笔供（1954年9月20日），（1）—119—2，626，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野战重炮第二联队的实战演习、见宫下胜弥笔供（1954年8月10日），（1）—119—2，29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3页。三棵树护警队对拘留的中国人进行催泪瓦斯测试，见冲野一行口供（1954年9月16日），（1）—19—2，697，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4页。以及牡丹江陆军医院院长兵藤周吉在外科手术间给一名拘押的中国人做摩烂型毒气试验见片桐济三郎口供（1954年8月17日），（1）—119—2，206，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页。而已。由此可知，日军当年只是把中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