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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批评与教诲，发生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来自我当时的班主任彭延新老师。那是一段决定了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光。
终生的教诲
高中最后一年…高中二年级，教语文的彭延新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刚分班完毕，他便来和我们见面。一进教室，他就说道：〃我刚看了一下咱们班的名单，发现有一个叫谢耘的。谢耘我不认识，不过我教过谢耕。哥哥学得很好，想来弟弟也应该不错吧。〃他的话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在中学一直不算是最最顶尖的学生，属于〃第二梯队〃，并不太得到老师的〃宠爱〃。彭老师对我的偏爱，并没有妨碍他日后对我的严厉管教。正是在他悉心调教下，我开始懂得了一些基本的做人道理，学会了对自己负责。
高考前的复习课上我经常在后面开小差，和同学搞别的名堂。终于在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我尝到了恶果，得到了报应：数学考了72分。如雷轰顶，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开始沉沦。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灾难性〃打击，是我至今为止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彭老师的批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多次告诉我们：〃考试成绩不好，不要讲'题难了'、'没发挥好'、'马虎了'等等，一定是你们没有学好。出了问题不要怨天尤人，必须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高考近在眼前，我知道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个〃72分〃，逼得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反复咀嚼彭老师的教导，并根据他的指点，去分析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近一个星期的反省与苦思，我分析的结果是，我太不踏实，练习做得太少了。于是按照彭老师的教导，用自己那尚不健全的理智，勉强约束着自己，强耐着性子一口气做完了几十套题。
1981年7月初，长春正逢阴雨天。考试结束，我的自我感觉和当时的天气一样，相当不好，精神极为沮丧。可是结果与我的感觉相反，我取得全省第九、全校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后改为〃电子工程系〃）录取。这个成绩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而且是我五年中学时代中最好的一次。如果没有彭老师多次的批评和不厌其烦地灌输教诲，运气再好，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因此我真正体会了别人的批评对我的价值。那次〃72分〃的经历和彭老师的教诲，无情地撕掉了我〃高贵〃的自尊心，使我懂得了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真实人生中发生的挫折和困境。
上大学前向彭老师辞行，他两眼认真地看着我说：〃你和你哥哥不同。他以后会比较顺利，而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将要遇到很多麻烦。〃当时18岁的我对他的话没有什么感觉。很多年以后，我才猛然发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被彭老师言中了。临别时，彭老师赠给我的另外一句对我影响至深的话，是他以前曾经无数次重复过的〃日参省乎己〃。
如果说〃传道、授业、解惑〃是三个不同的层次的话，彭老师无疑是达到了传道的高度。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在他反复教导下最后定型的，并且一直受用到今天。在他那双严厉的眼逼视下，我开始学习面对真实的自我和现实，不再逃避和自我欺骗……不论内心有多么的难堪。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逐渐明白了，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尊〃，有勇气多面对一分真实，便少了一分作茧自缚，获得了一分新的自由。
遭遇东芝
难忘的经历之三
当年惠州的集团公司创建后，主要负责设计生产卫星电视接收机，而销售由北京公司负责，直接向张云峰而不是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报告工作。卫星电视接收机的市场，由于政策的原因，也由于销售是另外部门负责，所以情况一直不好。随后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对有线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总经理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中国投资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了一笔较大金额的贷款，保证了项目的启动。但是，这个产品的市场又由于政策的原因，没有按照我们期望的那样启动。及时顺利地拿下并执行第一个出口合同，并没有能够让我们进入良性循环。我们在国内只拿到了几个小规模的订单，根本无法支撑公司的运作，更谈不上发展。
不过在国内打市场的过程中，在北京和上海发生的两件事情还是颇值得我们自豪的。
在北京，当时的北京有线电视台迟迟下不了决心开通收费频道，但是中南海却有了需求。结果我们的产品进入了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提供特别保密电视节目的服务。
在上海有线电视台，我们首先用价格优势把欧洲最大的电视加解扰系统制造商eurodec公司挤出局，随后和日本东芝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完成了系统的详细性能测试之后，台里安排我们双方进行入网测试试验。我们租了一辆出租车，在上海市几个不同的地点和东芝的系统作对比测试。到晚上结束时，出租司机有些好奇地问我们：〃我看下来，你们的图像质量好像比东芝的好呀。〃
事实确实如此。上海有线电视台最终出示的测试报告显示，我们系统的技术水平要高于东芝的。在上海，张云峰总裁告诉我们：〃作为技术团队，你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电视台作测试的时候，东芝的技术人员看到我们发射端设备精致漂亮的外观时，好奇地问我们设备是不是美国trw公司做的。其实，除了里面的核心芯片外，全部是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而东芝的设备，和我们的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当时中国乡镇企业的产品，但是上海还是选择了东芝…东芝答应把更多的产品生产线放到上海。
尽管如此，这次我们在技术上超越了东芝公司的事实，极大地帮助了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即便与国际一流公司竞争时，也有与其一争高下的勇气和自信。
〃资本家〃式的管理
管理入门之二走向职业化
公司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回报，压力便随之不断地加大，内部矛盾也开始显现，亲情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经理和张云峰之间的信任也出现裂痕，双方在资金使用等问题上，出现原则性分歧。
1995年8月，张云峰总裁决定撤销总经理的职务，请来他中学的同学，某著名it公司在深圳的副总经理柳志雄出任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当时，那家it公司正遭遇由于计算机芯片大幅降价而带来的巨额亏损的灾难。
柳志雄的到来，对于前任总经理以及跟随她过来的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前任总经理个人。不仅因为这支骨干队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才加入我们公司的，而且中投保高额的贷款也是她争取到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她个人的信誉和感情，曾经寄予了她自己后半生的理想。
柳志雄从深圳的公司带来了几个高层生产管理人员，公司面临巨大的震荡，议论和传言四起。柳志雄和原来主要的管理人员分别谈话，管理层的工资也做了上调，公司管理的风格变得与以前大相径庭，明显地体现出纪律、规范、赏罚分明等刚性的特征。
管理层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对柳志雄有什么感激之情。两拨人之间的不信任看不出改进的迹象，特别是生产管理人员，原有的人和新来的人存在必然的冲突。当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柳志雄〃香港式〃的〃老板〃管理方式。这种管理，与大多数人的信念和习惯相去甚远，大家不自觉地将其与〃资本家〃、〃剥削〃、〃压榨〃等这些我们曾经从书本上学到的，只存在于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是因为我不是前任总经理带过来的人，没有太大的感情冲突；或许是因为在亲情管理下，我也不自觉地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以外的情感负担，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精神上有些不堪重负；或许是因为我毕竟在国外有过一些经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行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或许因为我是管技术的，而柳志雄等人都不是技术出身，双方的互补性较强；或许还有一些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原因。我和柳志雄的配合，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大的矛盾。后来，只要与技术有关的事情，没办法时柳志雄都让他们来找我，包括给客户作售前演示等，而每次我基本都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柳志雄等对我逐步建立了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柳志雄及他带过来的其他管理人员，建立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尽管没有像我和前任总经理及总工程师的关系那样亲近。我从新的管理团队身上也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柳志雄不仅带来了严格的管理方式，而且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经常要很费心思地去琢磨员工的思想活动，也不刻意去和员工建立个人的关系。尽管和柳志雄一起共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与我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缺少人情味〃但却比较理性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许克明是跟柳志雄一起从深圳过来做采购经理的，我不仅和他学了很多采购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一次和他聊天时，谈到公司的一些管理问题，当时公司的经营情况依然没有起色，我照例自作聪明地发表了一番议论。许克明坦率地讲：〃谢耘，在企业中老板永远是对的。〃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惊讶，许克明好歹也是研究生毕业，怎么有着这种〃下贱〃的想法？
许克明耐心地给我解释：〃我们和老板处的位置不一样，一般来讲他掌握的信息比我们多，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更全面，所以他通常是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问题的。〃他的这个解释固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包含的一些道理确实对我冲击不小。
当时公司情况不好，我的心情也比较郁闷，所以经常以看南怀瑾的书来消遣。南怀瑾在他的一本书中，对于我们认为的贬义成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了正面的解释。这与许克明讲的〃老板永远是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有相通之处。
南怀瑾的论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中国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应该关心。但是，有个原则，如孔子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不在那个位置上，不轻易谈那个位置上的事情。
……
所以孔子这两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为政的基本修养。表面看来，好像帝王可以利用这两句话实行专制，要人少管闲事。事实上有道理在其中，因为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道的资料也不够，不可能洞悉内情。
……
很不幸的，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做话头话，做推托词。甚至，有些人看见别人用这句话做挡箭牌，都误认为是跟孔子学滑头。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这句话列为〃罪状〃之一，把罪过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真正的学问，要和做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诫学生们，对一件事情，有一点还不了解，还无法判断是非，不要随便下断语，不要随便批评，因为真正了解内情，太不容易了。
许克明的话和南怀瑾的文字以及柳志雄的管理方式，使得我开始学习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理解自己在一个组织中的职责和作用，不再不知天高地厚地去做〃主人〃；学会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真理总是在自己一边；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在其位的人，才是承担相应责任的角色。即使出于好心，即使你的看法确实比对方更正确，你也没有权力去代替别人行使职责。你拥有建议权，而在其位的人，有权不接受你的建议。你不应该因此而感到郁闷，因为这是职业化体系的基本运行规则。
这种行为准则，与我们从小受到的〃以天下为己任〃，甚至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教育，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国家、民族也确实与公司是有本质不同的。
公司是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营实体，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承载太多的经济利益以外的责任，何况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而国家和民族远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实体，她承载了经济，但还有历史、文化和很多精神价值，她是无限责任的。
一个人不能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简单地应用到对待自己供职的公司上面。那样的话，你很可能不自觉地将公司变成自己的精神寄托。而任何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都无法承担这种责任，你很难逃脱幻灭的结局。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简化为一个经济实体，这样做，你将从根本上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很难避免沦为一个〃经济动物〃的下场。
而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他应该十分注意不要将国家政治的一些理念和管理方式，简单地应用在企业的管理上，从而在以经济活动为核心主体的企业身上，不适当地添加许多神圣的内涵，乃至给企业带上一个超凡脱俗的光环。那样他会在无知中，深深地伤害一个企业。
企业家固然可以有超越经济利益的社会抱负，但是企业本质只能是经济实体，而且企业中的绝大部分员工注定是主要按照经济利益原则行事的普通人。企业只有在履行好自己的经济角色的基础上，才能谈经济以外的事情。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的这种态度遭到了一些朋友的非议，也引出了有趣的故事。2004年，我在为一个企业作培训的时候，当谈到企业的第一本质是经济利益共同体的时候，一个总经理当时便站起来反对这种说法，并摔门而去，以示抗议，认为我亵渎了企业的神圣。2005年春节期间，一个朋友发来了吴晓波的一篇文章《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从丑陋的资本家到艾柯卡崇拜》，此文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
转眼到了1996年新年，柳志雄在公司组织联欢活动，要求我来做主持人。我自己还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不过我没有拒绝，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大家也都不是外人。活动结束后，原来的同事对我说：〃你怎么这样，让别人当傻子耍。〃我一笑了之，我真的没有认为柳志雄有这种恶意。
2003年我到南方出差，去看望在总经理带领下曾经满怀理想投身惠州的过去的同事，惠州这段经历对于大家的影响还明显可见。公司后来发展到这个地步，在我看来，给大家朋友兼同事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他们受到的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有感情和精神上的。我作为变故的直接经历者，清楚地看到，当时我们大家在一种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意识影响下，把亲情变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面变故对大家造成的伤害。
惠州集团公司的这段饱含亲情的管理实践，从反面促使我转向了职业化的行为方式。
无奈的告别
1995年10月，不知道为什么，我连续一个月发低烧，柳志雄安排我回北京检查，也没有查出原因。回到惠州后，柳志雄告诉我：〃我没法让你休假，但是你每天可以晚一点儿上班。〃
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柳志雄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救集团公司的破败。市场无法启动，公司没有盈利，形势迅速恶化。1996年中，我的大学老师山秀明找到我，告诉我倪光南和联想分裂，大庆市将给倪光南投资，〃再办一个联想〃。山老师和大庆市负责这件事情的副市长很熟，希望我过来做这件事情。公司破败无疑，我也必须另谋出路，所以我接受了这个邀请。这让我有幸和倪光南院士共事一段时光。
柳志雄知道后说：〃谢耘你背叛了我。〃我只好实话实说：〃柳总，你不可能挽救公司，你也得想自己的出路了。〃财务部总经理也说：〃你要走了，公司就真的不行了。〃我答道：〃如果你们把我剁成肉泥，便可以救公司的话，我一定让你们把我剁了。〃我真的不认为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做什么。
我们的项目是中国投资保险公司投资的。中投保的人知道我要离开，同情地对我讲：〃这个项目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现在离开，别太伤心了。〃出乎他们的预料，也出乎我自己的想像，我在离开的时候，还真的没怎么伤感，只是有些无奈。我认为这是成熟，但也许是麻木。
我离开惠州不到一年，柳志雄也离开了惠州，张云峰去了加拿大，我们的项目卖给了一家著名家电厂商。
作为我当时的最高领导，张云峰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