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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大、中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联。整个串联活动在毛泽东直接的公开支持下，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当时，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的人的首要目的就是北京，都想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这样，在《通知》发出以后，毛泽东又先后在北京接见了六次红卫兵。连同前两次接见，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后一次为止，毛泽东一共接见了八次红卫兵，总共接见的红卫兵人数大约在一千一百万人左右。我作为空军司令员，全部参加了毛泽东这八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像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而且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参加的大串联活动，恐怕还从来未有过的。到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很快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为数众多红卫兵流动的需要，就开始出现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运载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在当时的火车车厢里，到处都挤满了人，不仅茶几上坐了人，椅背上坐了人，走道上坐了人，甚至连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造成了车厢里的行李架普遍断裂，各种设备被破坏。可以说，红卫兵的大串联，已经造成了全国各交通线上的一片混乱。
到了十月份毛泽东第四、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更多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及全国各地，使交通运输部门不堪承受，反映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经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开始提倡徒步串联。这以后，尽管不少学校的师生响应号召，进行徒步串联活动，一支支命名为“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联队伍不断出现，但仍然有大批师生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进行串联，使全国交通运输紧张的状态，没有得到任何缓和。
“走”的问题没有解决，接着又发生了“吃”的问题。在当时大串联的热潮中，除了北京以外，一些革命“圣地“，也是串联师生的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大多数“革命圣地”缺乏必要的接待条件。如井冈山，本来山上就没有多少人家，结果一下子就上去几十万学生，很快就没有吃的了。这一来，上山的学生都饿得不行。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着急，马上就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大城市的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点心等。把这些食品集中起来后，要我派空军的飞机，从四面八方向井冈山上空投食品。我们前后一共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数的学生们免于饿死。不过，最后还是饿死了极少数的几个人，还有因为饥饿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这样的现象不仅局限于井冈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圣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后来，周恩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去向毛泽东请求说：“现在铁路、汽车和轮船都很紧张，粮食和住房也紧张，是否可以对串联的人数作一个限制。”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个话不满意，回答说：“现在才接见了六、七百万，少了，要再加一倍，还要保吃、保住、保行。”
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敢再吭声了。回来以后，就又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军队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再开会研究，再动员。他接着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进行动员，号召北京市的军民，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要求各部门各负其责，要准备粮食、准备房子，搞好交通。所有的学校、机关、厂矿、招待所和宾馆统统让出来，准备接待红卫兵。
就这样，毛主席又开始接见红卫兵。我记得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部分以外，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机场进行的。由于西郊机场的跑道不够，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我们连夜加工，临时扩展飞机场的跑道，在跑道的两侧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带，并且筑路修桥，以便使大队人马能顺利进出。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连续两天在天安门和西郊机场接见了两百五十万红卫兵。当时，飞机场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由于人太多，到最后散场时，挤伤了好几十个人。
散场后，我将挤伤了人的事报告了周恩来，他要我负责把受伤的红卫兵统统送进空军或海军医院。为此，我们和海军又忙了半天。事后，周恩来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医院看望、慰问那些受伤的红卫兵。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的的确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能见毛泽东一面是无上光荣、无限幸福，人人都渴望着能见到毛泽东。另外，像这样面对面地接受红卫兵的顶礼膜拜，毛泽东自己可能也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可当时他毕竟也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虽然每次接见时，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或者是乘坐车辆进行检阅，然而每次在天安门或车上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通道一堵塞，站立的时间还会更长。这样，每次接见红卫兵，也确实够他累的，他也有些吃不消了。到第八次接见完了以后，精疲力尽的毛泽东终于说：“不能再见了。”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才发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学校红卫兵停止前往北京串联。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知道给国家、社会和有关地区的政府、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幸亏是毛泽东最后自己受不了了，如果当时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接见人数再增加一倍的话，情况不知会糟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八、红卫兵的兴衰
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各地红卫兵以串联之名到北京集合，然后，一面等待毛泽东接见，一面就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各军事机关。那个时候，这些红卫兵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甚至连中南海、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都有人冲，但是唯独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不可以冲。当时，江青发出了命令，谁要冲钓鱼台，谁就是反革命，卫兵就可以开枪。
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每次接见完红卫兵以后，周恩来都要带一些人，去开会动员来京的学生返回本单位“就地闹革命”。但他们哪里听得进去呢！任你周恩来说破了天也不回去。他们在北京有吃、有喝、有住嘛，回去干什么？于是，整天就在北京抄家呀，破“四旧”呀，闹得整个北京城不得安宁。不仅如此，中央文革还派出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到外地去“传播革命火种”。这些从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党、政机关去大冲、大闹。这一来，上海、杭州、广州、沈阳等城市都乱了，当地的党、政机关也差不多都瘫痪了。这样一种闹法，全国的混乱是必然的。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的红卫兵到处冲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搞得全国没有几个党政机关能够正常工作，几乎无一处能幸免于难，各单位的领导人更是一个个被揪斗，坐上了“喷气式”。就拿这时的国务院来说，除了周恩来自己，其他副总理都已经统统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这个时候，除了毛泽东说的话有人听，中央文革说的话有人听之外，其他任何人说话都不行，连周恩来也不行。所以，这个乱是自上而下的乱，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乱。
红卫兵运动，涉及到了中国整整的一代人。就这些红卫兵个人来说，大多都是一些真诚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组织起来的中学红卫兵（也有人叫他们“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女，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分红卫兵是比较盲目的、狂热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面对当时的一些现实，他们便逐渐清醒了，开始认识到了红卫兵运动所具有的一些负面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以后被大家称为“西纠”）。不久又成立了东城纠察队、海滨纠察队等。纠察谁呢？主要是对当时红卫兵的一些错误行为纠察，想以这种方式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察自己。实际上，这标志着一部分青年学生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重新认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思。
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即发出了一系列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规定了“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的纪律。这些通令曾在全国流传一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西纠”还保护过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张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
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更加扩大化，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最高阶层的领导人被打倒、被靠边站的时候，这些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且喊出了“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号。这一下惊动了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江青与中央文革一起，专门研究了“联动”的问题，亲自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于是，“联动”被强行解散，“联动”在各地的联络站全部被摧毁，负责人也几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这些被逮捕的“联动”负责人，才由毛泽东亲自下令予以释放。
随着“联动”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评声中，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闹革命”十分积极的青年学生，这时变成了“逍遥派”，他们从此不再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干部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参了军。
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相对应的，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他们的领袖是五个人，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当时，他们五个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们对中央文革真可以说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可说得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
不过，这些“司令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随着红卫兵使用价值的终结，这些“司令部”以及当年威风八面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与聂元梓一样，其他几大“司令”的命运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刘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的“学生领袖”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泽东抛弃，流放到宁夏，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谭厚兰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宫颈癌在保外就医中死于湖南湘潭老家。韩爱晶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宾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获释。
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司令”的结局。
九、军队院校的“文革”
在军队怎样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的矛盾和冲突。
从总的方面看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林彪长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一直都十分崇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但是，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但在当时，林彪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首先，他不希望在军队里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想法，在军队院校里就行不通。当时军队的院校很多，单是空军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个飞行学校和空军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地勤学校，以及雷达、高炮、导弹、通讯、后勤等学校。至于全军的学校，那就更多了。
一开始，当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出于林彪不在军队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军委及时对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几条规定，明确规定军队院校只进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单位内搞“四大”，不准搞串联。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一种狂热的政治气氛逐渐影响了全国。与全国的形势相比，军队院校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于是，军队院校的不少人就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里去闹，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样，同样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并要求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于是，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经过考虑，他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
之后，林彪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草拟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由林彪当面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于十月五日经军委和总政治部联合签署下发执行。《紧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但同时又明确规定：“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紧急通知》一发出，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也跟地方学生一样，来了就不肯回去。只有空军的飞行学员，因为要进行飞行训练，间隔时间不能太长。我一动员，他们就立即回去了。这些飞行学员算是听指挥的，在毛主席接见以后就回去了，可其余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来了。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在北京首先冲击的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