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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场合下，大家都这样说，不这样说谁也过不了关；但我随大流，这样无原则地批评李先念副总理，也是很不应该的。除此以外，整个会议期间我没有对其他老同志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
全会闭幕以后，中央决定，按规定范围传达会议的情况，同时要传达“二月逆流”问题。因此在空军的传达会议上，我也按照中央的决定作了传达。
康生和江青一直想充当反对“二月逆流”的英雄。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批完，到了九大即将开始的前夕，康生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向毛主席书面提出了要搜集和整理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发给九大代表。这样，他们要批判“二月逆流”的问题列入九大议程。当时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意这一建议，而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汪东兴和我们都不同意。毛主席最后表示：“不要再批了。”这样才使这一问题告一段落。
这样，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从一九六七年二月开始批起，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才结束。也就是说，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整整被批了两年多。
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看，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批评触及了毛主席，不符合毛主席的心愿，所以他们在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作检讨、靠边站。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一） 丁凯文
吴法宪将军去世已有两年多，今天我们终于看到这部期盼已久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很早就听说吴将军身后留下了一部回忆录的手稿，记述了他自己人生几十年的经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此书的问世，盖因这是被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中之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以往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听惯了也看惯了官方就“林彪事件”的一面之辞，几十年来官方的说辞充斥着各种媒体，不少书籍和刊物也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致使历史的真相被掩盖被歪曲，但我们却从未知悉当年这些身在其中却深受牵连身蒙其难之人是如何叙述这段历史的，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对解开那段历史之谜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有幸拜读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对澄清那段历史有着非凡的意义。笔者打算在近日将读书的一些心得逐步写出，贴到网上，与网友们切磋。当然本人主要是围绕吴著的下册而写。所谓心得也就是一孔之见，未必得当，望诸位网友不啬赐教。
一、庐山会议与批判彭德怀
吴将军的回忆录下卷开头是“文革的前奏”，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说起。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在党内发起的一次维护个人权威的打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运动，它以打倒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为代价，成功地阻止了党内对毛泽东自发动大跃进运动以来倒行逆施的批评、批判，也由于这次党内斗争，毛泽东和中共的左倾政策和路线更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庐山会议进行之时吴法宪并未与会，而是和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赴大连疗养，但是吴随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有些内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思考。
据吴的回忆，庐山会议还未结束时，空军司令刘亚楼给吴打了电话，异常兴奋地告诉了吴会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刘亚楼为何对此如此高兴？吴认为这主要是彭德怀与刘亚楼关系紧张，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刘亚楼和空军系统有看法，并常持批评态度。吴举例说，空军内部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记载了空军后勤部门一部分的“五年计划”，彭德怀大为不满，多次指责批评空军领导，一次还骂到吴的头上，彭不仅指责空军，连负责公安的罗瑞卿也一起骂了，甚至将状一直告到毛泽东处。如果仅仅丢失了一个笔记本何至于彭德怀如此兴师动众地抓住不放呢？吴认为，历史上彭领导的红三军团与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曾发生矛盾所致，特别是对当时罗瑞卿、刘亚楼这几个当事人不满，以致日后彭德怀借题发挥，在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罗刘等人常持批评态度。
罗刘对彭之态度与对林的态度则决然相反，罗刘在历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红一军团的主要干部，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坚定的友谊，林对罗刘二人都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共建国之后，林罗刘三人虽不在一起工作了，但还是经常见面，关系如故。这种在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友情与关系自然异常稳固。林彪上台主持军委工作，提议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顺理成章也，罗刘对林的上台当然高兴。
据吴的回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黄，也是采取人人发言，个个揭发的方式，刘少奇、陈毅、林彪等相继发表讲话，刘少奇给彭定调为“右倾机会主义”，彭有野心要夺权。然后分组批判彭黄二人。吴对黄克诚的揭发，只有一条对黄颇有伤害。吴认为黄有本位主义，原来黄在新四军三师工作时，曾有一些剩余的黄金，后来黄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从东北到天津，后又带到湖南。吴的本意是，黄应将这些黄金上交给上级部门，而不应一直带到湖南。然而，这一“揭发”日后却成了黄贪污的证据，令黄痛苦不已，实也违背了吴的本意。吴在回忆录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会议开了几天后，罗瑞卿来到黄克诚组，厉声责问黄为何造谣说长征途中罗杀了红三军团的人，黄说是钟伟所言，钟伟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为黄作证的确是罗下令将红军中掉队走不动的人打死。吴法宪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当时只有钟伟一人不避个人前途之安危出面为黄克诚作证。在这种形势下，吴也不得不“揭发”黄的问题，此后吴还参加了军委批斗邓华、洪学智的会议，吴本人却没有再揭发此二人的问题。显而易见，罗瑞卿在这场批判彭黄的斗争中是多么积极、卖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从中共党内军内斗争的情景来看，所谓揭发的问题大多是牵强附会，欲加之罪，只要“上面”将某人划为“反党集团”，别人就必须群起而攻之，只有揭发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现出对党和对毛的忠诚。吴法宪自己感叹说：“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善哉斯言。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二） 丁凯文
二、七千人大会与林彪的讲话
１９６２年初中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来自中央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委、县委等负责干部，达七千人之多，故称之为“七千人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针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以便清理左的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进一步落实“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显然，这次会议即使不是明确针对毛泽东而来，至少也要针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扭转这些人为造成的极左局面。显然这次大会的主基调就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而刘少奇带领一班人搞出来的报告更让毛泽东如坐针毡，由此，毛泽东开始表态反击，不仅认为该报告只看到现象，没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报告，当场给刘少奇等人一个难堪。
林彪在１月２９日发表了一个讲话，对毛泽东大肆吹捧，林彪的讲话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林彪这个讲话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诟病，指其为无原则地替毛解围，实乃为虎作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事，林彪的讲话当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正确所为。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即林彪为什么会在这种场合发表这样一通讲话，林彪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吴法宪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可信的答案。
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有相当一批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军队代表们的看法与地方干部就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一来军队讲究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军队代表通常是不会主动发言的。其次，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林彪和几个老帅们以及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对军队的干部们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乱发言。军队并未卷进地方的工作，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没有军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气”的问题。再次，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吴回忆说：“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告诉吴的，而当时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面讲话后，刘亚楼高兴地对吴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林彪讲话的大致内容，现今大家都已知悉，此处就不赘述了。林彪的讲话和后来毛泽东的讲话成功地扭转了会议的气氛，毛泽东虽然作了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是极左思想的根子并未触动，当然更谈不上从体制的角度予以制约、预防。刘少奇后来重新搞出来的报告实际上已大大后退，但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由此肇始。林彪自己是怎样看待此事的呢？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后，军队的干部们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由此可见，林彪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完全明晰党内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识到毛泽东的失误所在，但在毛刘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林彪的选择在关键时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毋庸说这就是林彪的局限性，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艰难岁月的再回首
－－读《吴法宪回忆录》（之三） 丁凯文
三、罗瑞卿的倒台
罗瑞卿的倒台是文革初起时一件历史公案。罗瑞卿为何倒台？其根本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大陆官方的一致说法是：罗瑞卿刚直不阿，对林彪的突出政治一套深恶痛绝，经常抵制林彪的错误，引发了林彪的忌恨。为了达到排挤罗瑞卿的目的，林彪借着文革发起之际，趁机倒罗，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全力支持，于是“违心地”同意林彪的意见，拿下了罗瑞卿。这一说法流行于当前的大陆史学界。
吴法宪的回忆中有如下史料值得注意：
（１）１９６５年秋，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常去上海看望总政主任萧华，常顺便去苏州造访林彪，杨与林彪的来往增多。
（２）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被突然解职。杨成武兼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林杨关系日趋密切。
（３）身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工作繁忙，经常外出，与林彪的关系逐渐疏远，有些事也自己作主，未向林彪报告，如搞“全军大比武”等。
（４）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末的一天，叶群致电吴法宪，要求吴派空军飞机将叶从苏州送去杭州，并嘱吴要严格保密。事后叶群告吴此行是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
（５）１２月７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吴去上海开会，并将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去上海。但叶剑英未向吴透露会议的内容。
（６）吴法宪一到上海，杨成武和萧华就与吴谈话，随后叶群向吴透露此次会议乃毛泽东所决定，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叶群还透露，林彪对如何处理罗瑞卿一事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然毛泽东决定先搞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叶群还向吴提供一些揭发材料，如罗反对突出政治，对林搞封锁，逼林交权等。
（７）上海会议分为三个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吴被分在邓组。由于组内发言冷清，邓点名让吴发言，吴不得不将叶群提供的材料照本宣科说了一遍。与邓组的冷清相比较，杨成武、萧华、叶群所在的组则异常活跃。叶群在会上抛出了一个材料，即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就可以了。”
（８）周恩来在会议第三天命令吴法宪派专机去昆明接罗瑞卿到上海，周还特别交代要吴亲自掌握好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吴说“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
（９）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决定在北京继续开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与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此时，叶群曾多次打电话给吴，要求吴在会上揭发罗瑞卿，特别是叶群在上海就已提出的“四条意见”。吴说“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吴不愿就此事发言，但杨成武则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因此，在压力下吴法宪还是在会上作了发言。
（１０）吴法宪最后总结说：“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根据以上吴法宪所披露的情况来看，笔者有如下一些感觉：
（１）林彪与罗瑞卿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从吴法宪的回忆来看，这种矛盾似乎并未尖锐到林彪非要整倒罗瑞卿，至少吴法宪本人并未有所察觉，与此同时，林罗关系的冷淡更显出杨成武与林关系的热络。
（２）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倒罗会议，完全是有备而来。虽然吴法宪自己在会前未必知晓开会的内容，但是从叶剑英和杨成武等人的积极活动来看，他们对此都心知肚明，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这些人在倒罗一事上这么积极。
（３）无论在上海会议上还是北京会议上，林彪都没有发过任何指示，也未作过任何的表态。这一态度耐人寻味。
（４）叶群在这次倒罗事件中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叶群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是叶群（林彪指使？）主动要去汇报，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叶群去杭州汇报并听取军内各大佬的意见，以便决定对罗采取什么措施？叶群与军内大佬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相比，谁的能量更大？谁起得作用更大？
（５）以吴法宪当初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吴法宪在批罗倒罗一事上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说句实话，那时的吴法宪还不够资格，军内倒罗的势力还轮不到吴法宪冲锋陷阵。许多内情吴法宪未必知悉，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决策。所以吴法宪只是知道其中一部分内情，而非全部。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了毛泽东的这场倒罗斗争，但是笔者读后还有些地方不甚满足，有些问题尚需今后继续予以分析和探讨：
（１）回忆录中对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表演着墨太少，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毛泽东倒罗的急先锋！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