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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做好。
记：说到发展，你们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出专辑，演出什么的？
於：这方面我们没有想得太多，什么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了，自然会有人找你出专辑，演出。
记：那你们怎样看待这种商业行为呢？
於：我们当然不是从商业角度考虑事情，我们写出的东西主要是要让自己觉得好。至于出专辑，那是人家觉得你的东西能替他赚钱，但我们也得推广了自己，所以我们也不排斥商业性。
记：你们现在自己开了个洒吧，自己在自己的洒吧里演出，好像挺“乐此不疲”的，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呢？
於：我们其实对生活没什么过高的要求，上次我们当中谁说过一名话：“都能玩摇滚了，我们还想要什么呀？
编后：从对“甜蜜的孩子”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一群很现实的人，不喜欢讲空话；更多的是实干，他们现在正着手经营他们的洒吧，大家有时间尽可在周末的晚上去现场感受一下他们的音乐。
我们忘了
——浙江大学乐队“忘了”访谈
这是一个需要激情的时代，所以我们有了摇滚乐；求是园更需要摇滚乐，以打破这沉闷的气氛，于是我们有了〃忘了〃乐队。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没有”忘了”乐队，浙大的求是之路就会显得有些枯燥；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没有“忘了”，就没了生活的激情；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忘了〃于他们或许只是一股噪音，一帮不务正业的人。〃忘了〃不在乎他们，只在乎用心聆听的人。
出于对音乐思想的探索，最近我就一些问题向其主唱顾大宇作了采访。
MW：对于摇滚乐，它的含义并不是很明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你对摇滚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顾：我认为摇滚乐是一种严肃、认真、负责的音乐，它对自由的追求更发自于人的本性。
MW：很多人认为，搞摇滚的人就是反叛的人，你对此有何看法？
顾：对！反叛就是摇滚的本质。
MW：你们乐队创作的宗旨是什么？
顾：真。对于摇滚，这几年来我的看法稍微有了一些改变。以前我认为摇滚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写自己想做的歌。崔健说过：你可以丑陋，但绝不可以虚伪。丑陋在所难免，但不要因为丑陋就用虚伪掩饰。只要是真的，就能打动听众的心。但是我现在认为，撜鏀是一种矛盾的东西，虚假掩饰也可以是真的一种表现。就如METALLICA和Today and Tonight某些作品中的掩饰部分，使我同样的喜爱。正如一个孩子要装出大人气时的可爱，是一种善意掩饰的真。但若一个大人要装出一副小孩样，则是可恶的，因为他的目的在于欺骗。当然，每个人对撜鏀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关键在于追求自己的撜鏀。
MW：就你个人来说，你欣赏哪样的人？
顾：刚入大学时，我讨厌只爱认真念书的人，比较喜欢会玩的人；后来认为一个执著于某一件事的人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学习，还是搞摇滚；现在则认为能自由支配自己行为的人是好的，当然这种自由是受一定限制的自由。
MW：音乐需要感性，而现实需要理性。对于感性和理性，你是怎么看待的？
顾：音乐的终极是感性。但在实际中，我们的感性都是变味的感性，因为它不可避免的受着理性的约束，比如说音乐就不能摆脱音阶、拍子的束缚，所以它不能是完全感性的。从这一点来说，音乐是假的。凡是艺术都是假的。
在这几年中，〃忘了〃乐队不断创作、排练、演出，不断寻求进步。不管以后的路怎么样，能在短暂的生命中留下这段值得骄傲的回忆，无疑是永无后悔的。
幸福大街序
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系自以为是的文学青年的时候，我常常是因为整个学期都不能够写出一部专业的风月小说而感到深深遗憾。我总是衷心地希望这一次不要那么生硬和阴森，反之它应该是如我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温煦的艳情——魏晋南北朝的一个士大夫和南方的獠族女子，一个房地产记者和一个企图拯救地球的女博士——看起来有点庸俗，实际上也可能非常庸俗。其实什么东西到我的手里都会变得难以置信的庸俗。当我企图涉及色情时，它往往纯情得惨不忍睹；而当我下决心令它成为一部异常纯洁的小说时，它反而处处流露出色情的味道。这充分证明了我毫无写作的天分，不但想象力枯竭，而且词汇极度贫乏。所以整个冬天我只好勤奋地翻看旧书，反复揣摩村上春树、杜拉斯、马尔克斯和张爱玲的开端和结尾，而这些色彩艳丽和凄清的故事，和一个末路穷途的小资产阶级的心情暗中谋和。岁月如此虚度，从那所二流大学毕业后，渐渐地我离开了校园傍晚的落叶、水洼、栅栏的影子，离开了弗洛伊德、smashing pumpkins、性手枪、福柯、学潮，以及和固定女友定期的性交，无中生有的疼痛回忆。我把我全部的家当装进了一个2000元的集装箱，而我本人如同一棵连根拔起的树一样，轻轻地落在了北京——所有外乡人的梦想中的天堂和心脏。我用了四年的时间来清算了我身上的学院派文人的气味，最后我成为了一家周刊的房地产的记者。我很忙，即便是做爱也用1/16的节奏。我决定放弃写不入流的小说，而如鱼得水地投入真正的生活。
生活的确给了我丰厚的回报。我有了电脑、手机、房子、信用卡，成为了一名中产阶级。在渐渐拥有名声的同时，和一切的房地产记者一样，不可避免地发胖。31岁那年，如一名改邪归正的回头浪子一样，放弃了多少有些许放荡的自由生活，和一位丰满的北京姑娘结了婚。如一切称职的丈夫一样，从此拥有了固定且合法的性伴侣。三年之后，和一切突然发现婚姻的徒劳的夫妇一样，离婚。原因复杂，到现在我也没有彻底弄清楚过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城市里，人们象赛龙舟一样离婚。由于有了律师从中作伐，一切变得简单而迅速。但是生活是无限宽容的，不管伤口是否愈合，它如同一位历尽沧桑的年老妓女一样，随时充满温情地准许我们重新开始，如同一篇新小说的开头。所以我平静地接受了我应该得到的生活。按部就班，毫无怨言。作为一个称职的房地产记者，今天的任务是，到幸福大街的818路站牌接一个房地产商——我的采访对象。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一名单身汉，34岁，微胖，职业记者，穿一件旧的仔服，在幸福大街的站牌下耐心地踱来踱去，吸烟。所谓的幸福大街，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窄窄的街，两旁是矮矮的树、商店、平房和出来乘凉的老人。在这一个日新月异的都市里，这条街异乎寻常地保持了一种亲切、破败的旧貌。“幸福”这个充满润湿的诗意的词，在这里仅仅是伤感地成为一条窄窄的街道的名字吗？一条窄窄的街道和幸福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令人疼痛的相关吗？不过是一次心血来潮的命名罢了。但是它的确是这样，令人充满关于乌托邦的幸福的遐想。太阳已经收走了最后一抹余晖，行人的背影越来越黯淡，佝偻的老人开始在树下缓缓挪动——什么时候，衰败的暴露已经越来越没有顾忌。我感到恍惚起来。有些遗忘已久的记忆蛮横地闯进来。真不应该啊，我对自己说，怎么可以和那些浅薄无知的少年人一样！我其实很少去回忆。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地名我是记得的。有多少名叫幸福的街呢？只要把记忆中的时钟轻轻往回一拨，就回到七年前，仍旧是我——那时侯还没有开始发胖，站在幸福大街的车牌下。仍旧是等人。
我等的是红喜。
那天红喜要来。
她没说为什么。
一切从那个夏末的下午开始。我是说，七年前。1999年，一个神经质的脆弱的世纪末。充满世纪末隐喻的夏日的末梢。我在等她。在幸福大街。这个年份发生了很多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事情，比如：彗星坠落，桃花早开，日月全食，某块陆地的战火，某个岛屿的地震，某地的下岗女工在电视的感恩戴德，某地在富于象征意义的无邪童声中回归。我这么回忆往事并不是想赋予这个年份一种特殊的含义——其实所有的大事和我们都没有切肤之痛，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已经习惯于对一切的世界大事无动于衷。我只是和一切漂流在外，自力更生的外乡人一样，多少有一点世纪末的恐慌和莫须有的伤感，急于抓住一点什么。我实在不能解释什么。那时侯我还没有老去。我还在竭力地保证自己不会麻木。
没错，是我，就是我。在27岁的夏末的一个下午，我刚刚写完城市北郊某个小区的房地产的报道，参观完美术观的一次新锐画展，并且在单位收到了一位古怪少女的恐吓信，中间夹着一只蝴蝶的尸体，她极其甜蜜地扬言要嫁给我并杀死我，因为我毫无道理地拥有过多的CD和影碟，但我的确没有兴趣和一个初三的少女发生任何艳遇。当我在一个文人典型的斗室中，在70年代的德国电子音乐中心急火燎地撰写永远写不完的稿件时，电话铃和往常一样，神经质地响了。我抓起话筒，我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它很柔和，有一点沙哑，南方口音，这个声音形成一个柔媚的轮廓，影影绰绰的，媚媚的，有点轻浮，甚至可以说是放荡，但又有一些迟疑，一点矜持，一点撒娇的意味，或者，索性是调情。什么都是一点点，什么都是不完全。摸不透的，不着边际的。一个柔媚的三十岁的女人和一个娇憨的孩童的结合起来的声音。她说出我的名字。我说，我是。我等她说话。她却笑起来，低低地，仿佛很害羞，不知所措，象小小的草的尖，撩你。很过份，真的是有一点过份了。她迟疑了一下，说，我是红喜。我关小了电子乐的音量，沉住气，用我最好的最自信的声音说：你好，红喜。
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多办法认识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想象力和好奇心会促使我们虽则素昧平生却促膝长谈，甚至通宵达旦。和一个你想象中的人说话是富于刺激和挑逗意味的。有一次我在E…MAIL中告诉她，一到夏天我就会在屋子里裸行，写作。她说，这样我会脸红的。那时我尚且和我的女友住在一个屋子里，每晚做爱，但我看到这句话时，我忽然想这个女人是在挑逗和暗示我她是我想要的。理所当然她是一个女人。她的话总是包含一种极为神经质的痉挛式的激情和叹息。我给她的每一封E…MAIL都很短，但都是细细斟酌的，不能暴露出雕琢过的痕迹。这是一种调情的工夫和技巧。她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地落入这一个圈套中来。她在若有若无，若即若离地倾诉什么，用一种乌托邦的、空想的语气，充满智慧和宽容。我想她在和我调情，因为陌生所以肆无忌惮。她是老练的，我想。无疑这激发了我的斗志和耐心。我不急于认识她。我照常上班，赶稿，认识女孩子，和女友作爱。我想象着她。真好。我喜欢想象女人。不仅仅是在床上。她会来。她不停地说话她就会来。
她说，啊你在工作，你真的好无耻。
是的，对于向往游手好闲和四处游荡的生活的人，工作是最不可忍受的。
我说，你来吧。
她在犹豫。揭开一个想象中的人的真面目是需要勇气的。
如我所料，她在一点点的犹豫之后说好吧，我去找你。
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她要来。毫无道理地。她穿过这个城市。穿过下班的人群，地铁和初上的华灯。去找一条名叫幸福的街。她甚至一这个地名是杜撰的。她听到这个名字时不相信地笑了。夏末的太阳仍然是毒的，路上很多车，车上又挤满满了人。她要倒三趟车，她出了很多汗，而平时其实她很少出汗，汗水毁掉了她脸上淡淡的脂粉。最后她死了心，知道自己不可能奢望比平日更美丽一点。她看着窗外。与其说她在赶路不如说她在等待。她总是在等待。很安静，也很耐心。她什么都愿意相信，尽管其实她早已经不再天真。她不是无辜的。岁月赋予了她邪恶的、造作的秉性，埋藏在她多年积累的陈旧的天真之下。她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少。对她而言，她去干什么？仅仅是去看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一名在夏天在屋子里裸体写作的男子？她凭什么相信他？直觉吗？这一中神经的运行方式是否可靠？对我而言，她是什么样子？她来干什么？她是否已经有了预期的幻想？她是天真的，还是淫荡的？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来了，我是说，红喜，她来了。这很重要。这是开始。这仅仅是开始。它令人激动，充满幻想。这么多年，其实我很少去试图想起那个夏日的傍晚。而七年后我再次回忆起来，它居然如此清晰可辨，如同一次庸俗的昔日重来，充满了事后的修补和一相情愿的刻意美化。但是毫无异议，红——喜，这个健康、美丽得甚至乡气的名字，她来得如此轻快、灵巧，象一切玲珑、喜人的事物，我无法描述她来临的时候我的喜悦。七年前，就是我，看着红喜从最后一趟818路车上跳下来，动作象少女一样敏捷、优美。她穿着薄薄的白色圆领短袖衫，外面是一件薄薄的深蓝色背带裙，裙子很长，仅仅露出了她的脚。她的脚上穿一双银灰色的凉鞋。头发绞得很短，微微有点凌乱上面别了一只银色的蝴蝶发卡——而她本人就象一只蝴蝶，轻盈，脆弱，扑闪着小小的翅膀。她向我走来，微笑。她是我想象的。普通得让我充满喜悦，就象街上任何一位美丽的少女。她看见我，却不认识我。她别过头去，东张西望。她害羞，但是不安分。她是脆弱的，象蝴蝶。她盖住了她丑陋的一面，她身上过分的激情和欲望在沉默。她因此是悲伤的。我叫了她的名字。她回头看我，她还在微笑，然后她再次向我走来。头上的蝴蝶一闪一闪，她逃不开，她的宿命和我的强大的想象。一开始她就不是我的对手。我高估了她。她比我想象的要脆弱地多。我忍不住抬手触摸她的蝴蝶。她机灵地把头一偏，笑了。她想显出落落大方的样子，但她脸红了。
事实证明，我不厌其烦的描写只是一种想象，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是一场恬不知耻的良心的忏悔。我赋予她虚幻的光环，只是企图证明她的非现实性，取消她的确凿的存在。 她确实太普通。她甚至没有我描述的那样美丽。她的到来并不是让我去描述她。她来是她要把她交给我。其实一开始她就下定了决心。这是她精心策划的一次对抗不可知的强大命运的一次徒劳的阴谋。但是她事先并不知道。七年前和七年后在同一个站牌下等人，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但是我知道，不可能在幸福大街第二次等待红喜，因她的到来只有一次。象彗星一样，她在我27岁夏天的也空中，只划亮了一次昙花一现的幸福。而在她，因为对乌托邦的幸福的壑欲难填，注定是永恒、决绝的悲伤。当她后来迟疑着把手放在我的手中，我确实相信她是命运所赐。我竟然相信了她就是我想要的那根27年疼痛的肋骨。原谅我在这里滥用了命运这个词，因为它是最不可描述的。
不，这个冗长的开端并不是你们想象的，一此邂逅，一次城市里索然无味的艳遇和注定的伤害。事实上，无论是我还是红喜，我们都不会是这一篇小说的注定要相爱的男女主人公。这只是一个引言，我还必须以后的叙述中慎重地反复考虑我的意图。我多么希望，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小说，博得你们的交口称赞。
有关张盈
张盈现就读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攻读作曲硕士学位。研究及创作方向：爵士乐作曲。 从师著名作曲家郭文景。1997年夏赴法国参加作曲大师班，获得成绩优异的证书。
除演唱爵士乐之外；张盈自中学时代起开始进行流行音乐的作词、作曲、制作并演唱。 也为歌手专辑和电影电视作品创作主题歌和配乐如：金海心和满江合唱的主打歌《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 电视连续剧《同路人》等。 经常参加北京原创音乐的演出及到各大院校演出自己的作品。
在1998年底由Channel＇V＇举办的X2000跨世纪新音乐发表会上，以一曲《邀舞》独得最佳新人奖、金曲奖两项大奖。演唱及作品风格混合JAZZ、POP、ROCK、R&B等多种元素，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张盈的个人主页：musictouch。yeah
OH！…那些“花儿”
北京的花儿乐队刚一露脸就被无数双热情的手托上了天。
这里面有炒作。
花儿的企划人说——花儿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
这种说法很聪明。
国际上有两句很通用很流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