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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傀儡”曾被杨侃称为：“雕刻鱼龙之质，应乐鼓舞，随波出没。”验之后来明代《酌中志》所叙的水傀儡表演则能让人印象更为清晰：在一个长丈余，阔一丈，深二尺余的贮水的锡镶方木池里，伎艺人在小彩楼中操纵一些约二尺有余，无腿足，青黄赤白，彩画如生的轻木雕成的各色人像、物件，使他们在浮在水上的竹板上面游移动转，玩耍斗戏。在如万马奔天、群鹅扑地的大潮中，手里操纵着各式水傀儡进行表演，这需要多高的技巧，多大的气魄啊！
“水戏”的面目，则如宋代《五色线》所描述：张志和表演水戏，是铺席水上，独坐饮酌，啸咏其席，来去如刺舟声，挥手以谢亲宾，上升而去……这是伎艺人修练出来的在水中驭水而戏的功夫。又据南宋宫廷画家苏汉臣所画《水戏图》，上面有易恒题诗：
水戏新番小妓精，教坊初进未知名。
立机倒运飞丸起，绝胜银盘弄化生。
从诗中可领略临安水戏的绝妙境界，其难度更胜“水傀儡”一筹……
在弄潮时演出这些节目，更加激发了临安市民观潮的热情。每当八月十八日潮来前夕，临安内外，就像过节一样热闹。首先是准备弄潮者所用的旗、伞，临安专制旗、伞的市户不取分文不厌烦琐地忙碌开了。制旗分为红、绿、杂、白等诸色，大旗则分成五六幅，小旗则分成一二幅。伞制成清凉伞、小红伞、小绿伞。还有市民把竿子系满绣色缎条，作“迓子胥弄潮之戏”中眩目的用具。
观潮已成为全城市民有组织的、有规模的、不可或缺的民间自觉的体育活动。在八月十八日这天，从庙子头到六和塔，绵亘三十余里的江畔，布满了专为观潮扎缚起来的彩棚、看幕，连一块可以安坐的空闲地方也找不出来……
临安政府不像北宋时那样阻止吴儿弄潮，而是因势利导，借弄潮而推助体育锻炼之波澜。皇帝与近臣这时也来观潮，而且出动近千只舟舰，从西兴、龙山两岸排布开来，在潮头来前，让兵士在潮水上一会儿展旗，一会儿舞刀，一会儿弄枪。他们蹈潮水如履平地的水中武术，丝毫不亚于伎艺人表演的水傀儡、水戏。特别是水军船只，重演了比金明池更盛大的水战：数百艨艟，互相追逐，火箭群飞，阵阵轰响，试炮放烟，云火四起，满江迷蒙，“敌舟”荡逝……这样的一场水战，消耗资金甚巨，全由南宋政府承担。
临安市民则承担犒赏表演归来的弄潮者的费用，即使不富裕的市民，也要端出丰盛的酒肉……每当弄潮者入城之时，也是整个城市沸腾之际，弄潮者高扬着手中未被潮水沾湿的旗帜，向市民们夸能，市民们也向弄潮者报以欢呼和鼓乐。在市民心目中，弄潮者是最有资格享受“最勇敢和最幸福的人”这一称誉的。
宋代话本《乐小舍拼生觅偶》，写的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故事：乐小舍，一位年轻的普通的市民，在那四面涌潮、潮水最大的“团围场”看潮。这里的潮头，可以冲到“岸上高处，掀翻锦幕，冲倒席棚”。市民喜将仕的女儿顺娘正在此处，被潮水冲得“脚儿把滑不住，溜的滚入波浪之中”。离顺娘不远的乐小舍，早就仰慕顺娘，因门第不配，未能如愿。当他看见顺娘落入钱塘江潮来势最猛的“团围头”中，便奋不顾身，“扑通的向水一跳，也随波而滚”。正是由于乐小舍不会游水，但又敢于跳入水中，去救自己心爱的人，因而感动了钱塘江潮王，潮王非但没有收去他们的生命，反而使他俩紧紧搂抱，浮出了水面，成就了一段广为传颂的美好姻缘。
这篇话本的意义已不在于救人，而是表达了市民阶层所认可的一种新观念：敢于到钱塘江潮中去弄潮的人是最勇敢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这一新的人生价值取向，甚至能够体现在市民阶层中的老太婆身上——
咸淳年间的一个中秋之时，临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妪，到江头观潮，值潮头最高，冲激吸收百余人，老妪也在其中。一会儿潮退，独送老妪于江畔，老妪竟然存活，只是全身皆湿，所佩《金刚经》却乾……
这一故事与乐小舍救顺娘的故事互相映照，虽有神怪味，但透露出了一个转型时代的气息，那就是下层市民意气风发地出现在最令人动魄惊神的体育活动领域中了，成为主人公。在笔者的视野中，宋代之前、之后，除寥寥几首诗词外，还找不见刻画、歌颂弄潮市民的小说。
正因如此，《乐小舍拼生觅偶》才愈显其珍贵，乐小舍从专为达官贵人表演取乐的弄潮游戏格局中挣脱出来，向世人表示了自强不息、身强胆大的健康搏击情趣和心态，他不愧为弄潮运动中全新的市民形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弄潮锻炼的形象。乐小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一点星飞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
什么可以这样飘忽不定？什么可以让人这样开心不止？倘若看看那幅《宋人蹴鞠图》，便会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个谜底就是在宋代城市中被市民称之为“运动”的气球。
据传元代钱选所作的《宋人蹴鞠图》，画有赵匡胤与五个人一起踢气球的情景。但也有人不同意此图为元代钱选所作，认为它是宋人对当时城市中最为时髦的体育活动——踢球所作的艺术纪录。
无论这幅画问世于宋代还是元代，它都是宋代城市蹴鞠运动绝对真实的写照——图上有六位服饰各异的中年人，右边前面一位蓄须全身素白，腰系黑色宽带的人，正用脚把气球蹴起，送给对面那位全身黑色衣袍，腰束白色宽带的官人。其余四位，伸颈俯首，观看和等待着踢球……
体育史家认为这幅画上六人，分别为赵匡胤、赵光义、赵普、石守信、党进、楚昭辅。我们姑且认为就是赵匡胤与群臣踢气球，叱吒风云的皇帝，开疆拓土的元勋，为了一个球聚合在一起运动，从而被置于图面。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平日需仰视才见的帝王将相，以普通市民悠闲的神态踢球，它标示着蹴鞠已不像宋代以前局限于艺人表演或军营演练，而是在城市中作为一项运动，甚至在上流社会也开展起来了：
雨罢莓苔聊点砌，风停杨柳暂藏楼。
明朝同奉昭阳宴，左右分朋试彩球。
倦饮人闲春欲回，月华多处五云开。
杨花蒲地东风转，半作轻球衮衮来。
上面两首宫词，反射出了从禁苑到大臣，都具有喜好蹴鞠的情趣，安徽省博物馆就藏有宋代蹴鞠纹象牙笔筒，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蹴鞠图案。在宋代城市来说，这种象牙笔筒用料不可谓不珍贵，因宋代大象多为外国入贡之物，不可谓不稀奇。取其象牙制成笔筒，日日置放在案头，须臾不离地把玩欣赏，这可以使人触摸到宋代城市中的贵族痴迷蹴鞠的心脉了。
就是一般的市民也卷入了蹴鞠运动。如现存的宋代陶瓷枕，上面绘有一普通装束，躬背背手，一脚立地，一脚踢球的妇女。这很像蹴鞠运动中控球的“金鸡独立”踢法。河北邢台出土的另一宋代白瓷枕，上有一正在将球蹴起的儿童，想来这种儿童蹴鞠景况在宋代城市中必甚多，所以在市民日常所用的瓷枕上都绘有这样的图案。
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一面长11厘米，背面横铸浮雕状装饰画的蹴鞠纹铜镜，更加可以印证宋代城市蹴鞠普及的情景——蹴鞠纹铜镜
在一块草坪和一尊高耸的太湖花石的背景下，一位高髻笄发的青年女子，低首作踢球状，气球介于起落之间。女子对面，一官服幞头的青年男子，上身前倾，两脚拉开距离，作“防御”姿势。青年男子一侧有一手执类似摇铃，又似筹码，大概是用以判断蹴鞠输赢之物的男人，凝视着双方的对踢。踢球女子身后是一着长裙、起高髻的女郎，双手拢拱，也作一全神贯注比赛状……此镜结构紧凑，主题突出，形象鲜明。在湖南博物馆还藏有一枚，想必当时这样的蹴鞠铜镜作为商品出售，颇受市民欢迎，故批量生产，供应市场。存世两枚，一模一样，足以佐证：镜铸者是撷取宋代城市居民最熟悉的活动而创作，似在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了宋代城市一对青年男女蹴鞠赛事的最佳观照。
绿草盈盈，花石玲珑，观察铜镜上的蹴鞠春色，再联系周彦质诗中所说“名园蹴鞠称春游”，更可以真切地了解到——
在宋代城市的春天里，市民们纷纷奔向园囿去踢球，男女老少都成了蹴鞠的对手，你来我往，流星一点。孟元老对此情此景概括得好：“触处则蹴鞠疏狂。”陆游则用诗描绘这种动人的南宋城市一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蹴鞠墙东一市哗”……尤其是在临安，城内娱乐场所之间，凡是宽阔处则都成了市民练习踢球的地方。这种全民性的体育锻炼热潮，使善于顺应市风的经商者，将专门零沽散卖的小酒店，唤为“角球店”。还有一位姓黄名尖嘴的商人，开设了一间“蹴球茶坊”……
这种将市民须臾不可离开的茶、酒与蹴鞠联系起来的做法，虽为商家促销手段，但若无市民迷恋蹴鞠的广泛基础，则不会出现。溯源而上，市民之所以狂热喜好踢球，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借蹴鞠运动，使身体强健的观念深入市民中间。这种观念突出体现于徽宗赵佶《圣济总录》，赵佶极力推崇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应和“五运六气”相联，实际是宣扬“运动”。赵佶主张“体欲常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并明确
提出“春宜吐”。宋代城市蹴鞠在春天最为兴盛，想来与此理论有关，所以陈元靓称宋代的蹴鞠是“运动戏”，是有根据的。体育史家如此总结蹴鞠——“能令血气调和”，“体虽肥胖，敬此而举履如飞；年乃隆高，频踢则身轻体健”。“一团真气，包藏太极之分。当场运动，如盘中之走珠”。蹴鞠“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胜华佗五禽之戏”。可以说，蹴鞠是宋代政府“五运六气”运动理论体育化之体现。
市民喜好踢球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宋代的足球制作有了很大的改进，更易踢玩。众所周知，球的制作是在晚唐发生变化的，即把两片合成的球壳改为六片或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壳内所塞毛发也被动物尿泡代替，这就使实心球发展成为了充气球。
宋代的气球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是宋代的球壳为十张牛皮。官府人员希望将棘手公务化为轻松便利，常用这样的比喻：用十张牛皮缝做一大气球去踢。气球或用十二片皮子缝成，如陈元靓所说：“十二香皮，裁成圆锦。”
气球的原料主要是熟硝、黄革。《蹴鞠谱》归纳制作气球工艺道：“密砌缝成侵，不露线角，嵌缝深窝，梨花可戏，虎掌堪观，侧金钱缝短难缝，六叶桃样儿偏羡。”从蹴鞠纹铜镜上女子所踢的球上隐约可见桔瓣状缝合痕迹，就是宋代气球这种多皮缝合的佐证。
制出一个完美的气球要“角嵌斜平缝不偏”，“须交碎凑十分圆”，这样的气球踢起来才稳当。程大昌《演繁露》说，这是“加巧”，使踢气球者，“以脚蹴使之飞扬上腾，不复拘于窟域矣”。根据气球这一特点，如何把球踢好、踢稳、踢高，就有许多讲究，像《宋人蹴鞠图》所画的那样——
身如立笔，手如捉物。
身要旋安，脚要活立。
众人簇围着一个气球踢，都以“失蹴为耻，久不堕为乐”。用蹴鞠的行话来说，踢起来会像乌龙儿摆尾，似丹凤子摇头，将球踢得很高。这也使控球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从而也就有这样一个笑话在城市中流传——
苏州进士李璋，善踢气球。有一次他与人蹴鞠，因用力过大，气球飞落到一位良家妇女头上，将这位妇女头上的冠梳碰个粉碎。这当然被认为是有意侮辱，大逆不道。这位妇女揪住李璋，到官府告他碎其冠梳。太守升堂问李璋：你真是举子的话，我试你一试。李璋说：那就请出题目。太守说：你就以踢气球误碎良家妇女冠梳为题作一首诗。李璋不假思索，应声吟道：
偶与朋游，闲筑气球。起自卑人之足，忽升娘子之头。方一丈八尺之时，不妨好看；吃八棒十三之后，着甚来由。
诗句活泼，琅琅上口，惹得太守大笑，随手一挥，释放了李璋。
这则出自《李希声诗话》的笑话，证实了宋代踢气球已有了相当大的难度，气球起码要腾升到一丈八尺的高度，才为“好看”标准，这需要具备非常高超的控球技术，否则将难以随心所欲地踢球。因此，宋代蹴鞠家归结出了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肷等“十踢法”：
肩如手中持重物，用背慢下快回头。
拐要控膝蹲腰取，搭用伸腰不起头。
控时须用双睛顾，捺用肩尖微指高。
拽时且用身先倒，右膝左手略微高。
胸拍使了低头觑，何必频频问绿杨。
这样的踢球技术，已和现代足球运动技术相差无几，如控球时须用双眼四顾，以寻找最佳传球落点，拽球时“用身先倒”，即现在常见的“铲球”……“十踢法”，完全可以视作个人练习踢球时最为基本的踢球技术。
要全部熟练掌握这些蹴鞠技术是很难的，非得专门学习和坚持不懈地长期演练不可。于是，专门研究和传授这种踢球技术的市民社团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圆社”，又可称为“齐云社”。
南宋掌故家陈元靓认为：“若论风流，无过圆社”，“齐云一社，三锦独争先”。这就道出了蹴鞠社团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的重要。从目前宋代城市社团史料来看，如同文社（耍词）、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英略社（使棒）等，均未有完整的文字遗存，可蹴鞠社团却留下了整篇大套的记录，这不能不与蹴鞠始终是市民的“热门运动”，广大市民对蹴鞠高度重视，有着直接的关系。蹴鞠的章程制定得很细致，很明确，如《齐云社规》提出：
以鼻为界分左右，是在左使左，在右使右。侧边依拐，在肩使肩，在膝使膝，是搭使搭，当肷即肷。并要步活眼亲，两手如提重物，方为圆社。
具体到如何下脚，竟专有一篇《下脚文》，将如何理鬓、解鞋脱靴、怎样使气、怎样变化，等等，均明明白白道来，以使蹴鞠者有所遵循，以免无规矩。
蹴鞠章程还对蹴鞠运动员修身养性作了严格要求，像“十要紧”之类：“要明师，要口诀，要打点，要开发，要朋友，要论滚，要精明，要穿着，要让朋，要信实。”
蹴鞠还有自己的“市语”，即行话，这显然是由于蹴鞠在市民社会中已自成一行，需要用隐语类沟通。
不仅如此，民间的音乐形式——赚词中也出现了专门歌咏蹴鞠的作品。目前所能见到的宋代最为完整的赚词作品是《事林广记》中的一套“圆社市语”，它共用中吕宫《紫苏丸》、《缕缕金》、《好女儿》、《大夫娘》、《好孩儿》、《赚》、《越恁好》、《鹘打兔》、《尾声》九支曲牌，来歌唱蹴鞠运动。
唱赚是吸收了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等诸家腔谱而成的套曲，也就是说蹴鞠运动被宋代城市中非常流行的音乐样式传颂着，足见蹴鞠运动在市民生活中影响之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蹴鞠的市民中间，文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宣和年间，以蹴鞠驰名天下的王彦龄，就是一位儒林中人。那位当了宰相的李邦彦，当年不是也以能蹴鞠而闻名于东京街市的吗？
按实而论，李邦彦不是依仗蹴鞠走上宰相位置的，可会蹴鞠却是他成为宰相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也许是蹴鞠专业书籍已将是否会蹴鞠当成衡量一个人风流不风流的一大标准的缘故？
蹴鞠专家反复强调蹴鞠为“闲中第一，占断最风流”，“天下风流事，齐云第一家”，“不入圆社会，到老不风流”，“蹴鞠真堪羡，风流夺翰林”……蹴鞠几乎成为宋代学子才人的必修之课。宋代南戏《张协状元》中就出现了善于蹴鞠的文士形象——
〔净〕耆卿也吟得诗，做得词，超得烘儿，品得乐器，射得弩，踢得气球。
〔丑〕那得一年踢气球，尊官记得？
〔净〕相公踢得流星随步转，明月逐人来。记得耆卿踢个左帘，相公踢个右帘。耆卿踢个左拐……
《张协状元》的作者是浪迹市井的书会才人。他有空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