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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生先生的书，又见到费孝通先生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在一次追思楚图南
的会上，费孝通说：“我们上一辈人，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
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
一个样子。现在，这股劲不大看得到了。，应该把这一套接下去。”
1995 年9 月，在南京师范大学，费孝通又说：“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
民盟讨论过多次，大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是，素
质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讲，要有具体内容，我说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
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
个了，怎么做人不讲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
高分，教育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人倒清楚一点，
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当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
去做人做事呢。。”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诗而后来的人不懂了？因为
文化精神不同了。1943 年张清常先生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小写过一首校
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这里四季如春，
在这里有爱没有恨。
我们要活泼精神，
守秩序，相敬相亲。
我们读书要认真，
知识要多，头脑要清新。
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
发奋努力，好好的做个人。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唱着这样的校歌长大，大概能做一个好人。因为
能产生这样的校歌的环境，是由许多文化因素构成的，就说这首简单的校歌，
后人就不一定能写得出，不是文人学者笨了，而是不兴这个了，所以人们才
常常怀旧。
钱钟书与西南联大
最近有些文章说到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不是很确切。钱钟书在
西南联大的经历是很能见出他的个性的。我在收集西南联大的资料时，见过
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钱钟书1937 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
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 年，他将要回国时，许多地方想聘他，最后，
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
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黄延复在《钱钟书在清华》一文中抄出当时冯友兰
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 月
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
拟请其于11 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
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
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
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
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清华校友通讯》第18 朗193 页）蔡仲
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也记载了此事：“致函梅贻琦，说明已商妥请
钱钟书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当时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
了冯友兰之外，还有钱钟书过去的老师吴宓。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不很愉快的，他后来在小说《围城》中描
写的人物、事件以及他的评价，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曾问
过当年在联大读书的几个人，他们说，联大的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钱钟
书在西南联大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
1939 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园立师
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当时蓝
田师范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沪上劝驾，这才有钱钟书舍联大而取蓝田师院的
选择。
关于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
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如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
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爱默：《钱钟书传稿》）
这些都是传闻，姑妄听之。但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钱钟
书离开联大，属不辞而别，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梅贻琦爱
才心切、并未计较，仍驰电挽留，这位钱钟书十分惭愧。
他曾为此给梅贻琦写信道歉，说自己“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给梅
贻琦写信时，钱钟书还给当时联大的秘书长沈履一信（钱与沈是襟亲），信
中说到自己不辞而别时有这样的话：“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
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清华校友通讯》第18 期）可见钱钟书离
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人事方面的原因。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倍》中抄了吴
宓当年的日记。说：“父亲与寅恪伯父都认为钱钟书‘人才难得’。1939 年
秋，钱辞职别就，父亲读了李赋宁君所记钱钟书的
ContemporaryNovelRenaissanceLiterature 等讲义甚为佩服，而更加惋惜
君之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1940 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
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
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
町畦，不重人才’。
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据吴宓日记记载，
他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1940 年11
月4 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席间吴宓提议请钱钟书回联大任教，“忌之者
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复返回”。如
果说钱钟书说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话确有其事，那他真正得罪了的恐怕是叶公
超和陈福田。吴宓也是挨骂的，但吴没把钱的话当回事，仍力主他回联大教
书。
钱钟书在联大教书不到30 岁，正是年盛的时候，钱先生才华过人，又
生性刻薄，难免出语伤人，在西南联大呆不下去也是极自然的，好在当时的
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些处不留自有留处，并没能压制了钱先生的才华和个性，
后来钱先生的刻薄大概是收敛了，不然他怎么平安生活下来呢？
反认故乡是他乡
这一两年的文坛，就像《红楼梦》里的那两句话，乱哄方哄你唱罢我
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稍有不同的是，许多问题的提出，讨论的口吻，思
维的路向，不是将他乡认为故乡，而是倒过来，反认故乡是他乡。
稍有历史感的人知道，今天读书人说话和想问题的方式和过去不同，
这个过去，恐不是10 年，20 年，而是更早些。那时的读书人，要么不说话，
要说就说自己想说的话，除少数另有图谋的人外，多数读书人是从当下自己
的处境出发说话的，无论说出的话是左还是右，几十年之后，人们再听到，
还是以为那是真话。比如，有一个过去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就是今天大家都
知道的张岱年的哥哥张申府。这个人就很有意思，1948 年，他在上海储安
平的《观察》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和平》，结果被民盟开除了，一直
在北京图书馆坐冷板凳。他过去是清华的教授，是朱德、周恩来的入党介绍
人。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了两句话，是批评当时读书人的，说他们现在是“左
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而他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话的，不管当时
战与和对谁有利，他觉得打下去对国家不好，对人民不好所以他要呼吁和平。
这大体是旧读书人说话的基本态度。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我们许多人说话
的态度就很让人奇怪，他们说出来的问题，细细想来，多数是假问题，他们
津津乐道，其实是忘了自己说话的处境，忘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话
的。
有一种议论，说现在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理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那些主张人文精神的念书人很尴尬，而使那些玩的就是心跳的人如鱼得
水。市场经济曾经是那些人文知识分子呼喊而来的，现在他们又大叫狼来了。
说这话的人，也是念书人。我就想问一句，且不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不是人文知识分子喊来的，就算这个已经到来的市场经济有他们的功劳，
那这个东西和他们想要的也有很大区别。人文知识分子现在担心的不是自己
的一点利益，而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呢？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
说人文知识分子眼红王朔们手里的那俩钱，未免太看轻中国的读书人了，现
在王朔们是先富起来了，但如果把问题放在谁的年收入高之类的水平上，念
书人还有什么话说？现在人文知识分子想要的那些东西，不是属于他们自己
的，而是大家的。念书人的这点理想，简单说，就是如下这个道理：如果一
个工厂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的话，前提是这个工人有权利自己办工厂（如果他
愿意和有足够的能力），现在对于工人来说，或者对王朔们来说，这个权利
已经到手了，但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冯友兰先生
是大学者，他晚年作了《新编中国哲学史》，其中第7 册是关于现代哲学的，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三松堂全集》，这一册排在第12 卷，但以后的都出了，
不是要钱，而是要他们的理想。忘记了这个，就太错怪今日的念书人了。
最近又有人写文章，阐述什么是文明，提醒人们：西方文明救不了东
方文明。这个问题很大，但现在说这样的问题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首先我要问，谁主张过西方文明可以救东方文明？其次在今日这样的社会环
境下奢谈什么文明无所优劣的高论，真有一种不帮自家兄弟说话的味道。这
也是典型的反认故乡是他乡。
中国知识界，很有一些人自觉地将自己所生存的真实环境一笔掠过。
所以思考问题或是评价自己在特殊社会环境下所获取的成就时，总让人有反
认故乡是他乡的感觉。
我们有一位作家，前两年写文章，说自己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多少
多少种外国文字。言语中显得非常得意，意思是自己的作品已获得国际声望，
企望自己的作品在国外获奖的心情，情透纸背。这个作家是以反左为自己的
责任的，这很好。但他在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成就上，却陷入了一个可笑的
怪圈。
这实际是一个常识问题。首先我们先要明白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
件下成长和写作的。如果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能写出什么了不起的
文学作品，那么结论只有两个；一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会扼杀文学的，二
是所谓的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根本就不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得出什么
结论呢？一些自然科学家就能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
与国际上同类学科对话，为什么到了一些作家那里，一方面自己在那样的环
境下受了多少苦难，而一方面又盲目地夸大自己的所谓文学成就呢？还有一
个常识问题，也常为他们自己所忘记，那就是他们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在一
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被意识形态所允许变成铅字的，发出真正独立的声音，
是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的。
前苏联有两部小说，一部叫《你到底要什么》，一部叫《活下去，但要
记住》，这两部小说我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不是一本书的两种不同译法，
但我很喜欢这两个书名。我算不上什么念书人，但喜欢看，喜欢听。我觉得
我们现在必须明确：你到底要什么。这在前两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是被误解
的，被误解是因为有些话没有说明白，尽管大家心里是清楚的。
自欺欺人
今日文坛和学界的风气已有很大改变，但这改变还不能说彻底。什么
风气呢？比如文人写文章，尤其是批评文章，总不大愿把被批评者的真名实
姓写出来，这其实有违最起码的批评规则。有时是作者写了，编辑怕惹事；
就改为某某，或干脆用×××代替，我一直不理解，我们的学界和文坛难道
就不能向过去文坛那样，有话直说，直呼其名吗？
许多读者读到这种地方，总感到很别扭。去年我在《黄河》杂志上编
发过一篇《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是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写的。收到文章
后，我见其中就有多处×××，我本想为他标出来，但一想到作者既然这样，
总有他的道理，就姑妄听之吧。但文章刊出后，不止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你这是何苦呢？想看这类文章的人，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说谁，不想看的，
你就写出来他也不懂，害得我还得再三解释。今年2 期《读书》上有王蒙一
篇说丁玲的文章，其中也有多处某某，我不知这是王蒙原文，还是编辑的用
心，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读书》的读者，哪个不知道一点丁玲和周扬的
矛盾？何苦用那个××呢？更奇怪的是《王瑶文集》第7 卷收录了王先生1955
年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从错谈中汲取教训》，文中多处出现“胡风
分子×××对我的书说过这样的话。。”，也许是想为王瑶先生避讳点什么，
故意隐去了那个人的真名，但买《王瑶文集》的人，哪个不知道这里的×××说的是贾植芳先生呢？这样难道就能为王瑶先生遮盖点什么吗？王瑶先生
从来没有为自己过去写的那些文章避讳过，他始终有清醒的认识，是一说一，
是二说二。现在有许多编辑，不知从哪里来的警觉，结果尽干自欺欺人的事，
这种多余的自律行为着实害人不浅。
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
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对
这些东西，是想由小见大，从点滴处见宽阔。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
旧学者身上，都有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从新学者身上
真正找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倒很难。还是先说几件事，再发感慨吧。
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
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
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
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场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对自
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真爱，不然他不会落泪的，今日的读书人，大概
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胡适1948 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
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9 首，背完之后，两人都流下
了泪。胡适和傅斯年现在已不是什么忌讳的人物了，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是
一回事，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适、傅斯年的一生，他们和
蔡元培先生一样，那是真爱这个国家。旧学者心中的这种感情是怎样培养起
来的呢？
1941 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广州的伪组织和陈璧君都诱迫过他，伪北京
大学亦来诱召，日本人及汉奸还曾以40 万港币让陈先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
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但陈先生都拒绝了，而当时陈先生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
没有。
从过去的学者身上，我们不免要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文化传统的影响。
这些旧学者既是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
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读书人总是分得清
好坏的，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中国的读书人
树立了个好榜样。他们不仅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个
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许多感人的东西。
罗家伦回忆他在北大的同学段书诒。段在病危的时候，医生给他用了
氧气，他醒过来后却用低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这使当时在
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们想
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
中是很多的。
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试图在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
现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人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有一个常识问题
谈不过去，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
环境以公平的认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论战的规则
对写文章的人来说，卷入笔仗总是难免的。现在学界也好，文坛也好，
论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