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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
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
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
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
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
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
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
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
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
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
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
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毛泽东与北大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
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
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
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
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
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
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
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 页）毛泽东可以算
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
四个月的小职员。
40 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亿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
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15 页）
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
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1949 年4 月30 日，毛泽东给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
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
改
期》，《读书》1998 年第3 期第122 页）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
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
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
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
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
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
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
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
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
仍旧
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
个职
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
了一
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
几
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
据
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
情，
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
毛泽
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
写的
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
国的
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
没有
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
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
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
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同上）曾经有
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
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
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有意味的百分比
我父亲是右派，多年来我对有关右派的资料一直很留意，有关反右的
研究著作，我也力求能够收罗齐全。关于这场运动，国内外已有了许多研究
成果，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好像被研究者疏忽了，这个问题就是当年反右派的
比例是根据什么确定的，确定的理由是什么？现在人们都知道，1957 年共
有55 万知识分子成了右派，但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具体数字是很难确切
知道的。1958 年4 月6 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 万。
后来不久，又说有40 余万人。1959 年中央在一份关于摘掉悔改右派分
子帽子的指示中，说约有45 万人。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
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 人。1980 年共改正了54 万余人，余下
的5000 余人是维持原案不改和尚须陆续甄别的（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
月》，河南人民出版社）。这么大的政治运动，要详细精确统计出受难者的人
数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法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55 万这个数字是确定下
来了，一般研究者都采用这个说法。李维汉晚年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
也认为：“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 万余人。”（该书下册839 页，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
李维汉反右时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的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那
么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55 万的数字是根据什么订出来的？谁订出来的？
我每读有关反右的资料，就绕不过这个问题，后来读了毛泽东的一些
书，才感到这个55 万的比例与毛泽东的数字观有联系。
毛泽东是受传统文化教育长大的，在他的读书生活中，读的是经史子
集，《水浒》、《三国》之类，在数学一科中，毛泽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
文革时期，他在给清华附中学生的一封信中也说过，自己数学不好。毛泽东
虽然数学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却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他
喜欢用百分比来概括自己描述的东西，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尤其在50
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中，毛泽东的数字观有很具体的表现，我从《建国以
来毛泽东文稿》中抄出几例，以说明他老人家对数字的喜欢。
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
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
可能
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
十多
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该书3 册，89 页）
看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理解他的这些具体数字的比例是根据什么想
出来的。
打虎预算，中南局最近提了一个打大虎八十的预算，这在全国是最高
的，你区和各区可参考中南计划的量增加预算；但你区和各区预算公
布不
久，可在做一时期取得更多经验后再行增加。（225 页）
在“三反”时期，毛泽东的几乎所有重要指示都有关于数字比例的现
象，而且此时就已形成了政治运动关于人的“预算观”，就是说运动中应有
多少人成为运动本身的对象，都是经过预算的。
我先注意到毛泽东的数字观和预算观，我就想找出他在使用数字的时
候，一般的习惯是什么。我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后，发现他的“比例观”
是百分之十。就是说，毛泽东在判断许多问题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思维习
惯，他的思维中经常有一个百分之十的对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这个比例来
划分许多群体，判断许多问题的。比如1952 年他在给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
一份批语中就说：“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
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
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151 页）。这个“十分之一”的思维，就是典
型的毛泽东的比例观。1964 年10 月11 日，毛泽东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
年学生代表团时，说到教授的情况，他的话是：“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
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毛泽东思想万岁》
第2 页）。1955 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
何以不好？”（同上23 页）。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仔细读毛泽东书的人，几
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维习惯。
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的“比例观”，那么关于55 万右派的比例也就
不难理解了。
1957 年3 月8 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说到知识分子，他认
为“估计五百万——小学教员、教职员、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员，
还有新闻记者、医者。。五百万吧。五百万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
当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毛泽东思想万岁》138 页）。毛
泽东说这话的时候，是1957 年3 月。在他的记忆中，中国有500 万知识分
子为基数。1957 年3 月10 日毛泽东和新闻界代表谈话，毛泽东说：“我们
中国有500 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坏在成
了堆”（同上153 页）。1957 年3 月12 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说：“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
在内，大约有500 万左右。这500 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
国的。。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
的。。。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500 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
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册第379－380 页）。
按毛泽东的习惯，500 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么剩下的
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 万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50 万左右的右派，这
个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泽东的思维习惯。毛泽东喜欢百分之十这个比例，说500
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不可靠，但是说到这500 万人中比较熟悉
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的人，毛泽东又用了他的比例观：“大约有百分
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就500 万的总数来说，这些
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同上380 页）。反右开始以后，毛泽
东以中央名义起草过一份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
知，他说：“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
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它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
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
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同上537 页）。从上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
毛泽东喜欢用他固有的比例观判断问题，结果使500 万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
十的人成了右派。数字是抽象的，而个人是具体的，喜欢用数字思维的政治
家可能总以为好人是多数，他的百分之十并不为过，但500 万的百分之十不
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再小的数字比例，它所对应的都是具体的个人，而喜
欢用数字将人分为不同群体的人，似乎忽略了这点。这一思维习惯的结果，
用李维汉的话说就是：“全国55 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
职，相当多数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
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回忆与研究》下册339 页）。
电视与学术明星
这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学者介入电视，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批评
者以为这是学者的堕落，而有幸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以为这是他们介入社
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于学术明星的称呼，也很不以为然。
现代社会，电视是首选媒体，尤其是对于大众来说，这差不多可以说
是获取信息、娱乐及思想的惟一渠道。按理说，学者选择这样的媒体来传播
自己的思想，并影响大众的观念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什么，人们对学者的
表现看不上眼呢？称他们是学术明星，这还是客气的，我在私下里听到的还
有学术流氓、学术走狗之类的说法。不管这话中听不中听，我们仅把它当成
是一种情绪化的反映，从中来反思一下学者自身的表现吧。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学者要不要介入电视，而在于怎样介入电视。如果
平心静气地听听人们对学术明星的批评，虽然有过激之处，但就这种情绪所
代表的思想倾向来说，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尽管我不同意有些人对学者的
鄙视性称呼。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学者应该比大众明白，但实际上那些
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糊涂得很，他们以为自己在电视上频频出镜，并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我看这是自作多情。多数人并不这样看，作为学者，
老百姓是希望他们能在电视上出现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他们更希望的
是听到学者在电视上说出真话，说出良知，说出不同于常在电视上露面的那
些人的语言，但他们常常是失望。说实话，有个别学者在电视上谈起问题来，
实在不像个学者，而更像个官员，假话、套话满嘴，老百姓怎么能不叫你们
学术明星呢？
我本人是坚决反对学者成为学术明星的，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电视不像手中的笔，由不得自己，你在那里侃侃而谈的，只能是你既不想说，
别人也不想听的话。人们反感学术明星，主要是这些，所以那些想为自己辩
护的学术明星，我以为还是要虚心一些。在这点上，老百姓比我们清楚，你
在一个不由你的地方谈话，不说假话才怪呢。
学者们一般都知道，索尔仁尼琴那篇著名的《不要在谎言中生活》，他
在那篇文章中表达的思想和做人态度，是值得我们警觉的，不然我们就糊涂
得不可救药了。
学术明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台湾杭之先生在《一苇集》中就有长文
分析这种现象，可惜许多学术明星忘记了他的告诫，自觉扮演这种角色。只
要有好处在，这种角色也就不会绝迹。杭之就说过：“只要有政治的存在，
或至少开放、多元的民主政治文化还没有健全地建立起来，这种为了政治之
需要而制造出来之凡是的、歌德的学术，文化明星便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
永远不会消失。”喜欢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可以继续扮演下去，但他们要随时
耐得住性子听老百姓的批评，你做都做了，难道还不让人家说吗？
1959：谁在思考
——读《顾准日记》札记
《顾准日记》终于出版了，由《顾准文集》到《顾准日记》，我们终于
有可能走进这位在逆境中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日记是很私人化
的文本，它是一个人真实的心灵记录，因为它首先是写给自己的，日记的命
运作者无法预料。我们眼前的这本《顾准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
真诚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这个幸存的文本，充满了血和泪，它应
当成为知识分子最该读的一本书。
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在那样的年代，有那么多的
诺言，有那么多的大话，但谁在真正关心着中国底层的平民？并思考着中国
的命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