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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
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
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
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
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
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
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
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
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
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
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
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
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
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
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
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牛，碰见了都是讲，某个
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
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
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
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 年入西
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
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
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 年。。。正在这时，从垂
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
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
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
霖。
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
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
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
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1938 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
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常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薰育。他在
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
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
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
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
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
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
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
南联大呆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
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
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常风先生
十多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曾出过一套两卷本的《英美散文六十家》，
封面绿白相间，简洁淡雅，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此书署名为“高健编译，
常风审校”。从译者的序中，不难看出他对常风的一种特别的尊重。这引起
了很多人的好奇：常风是谁？
常风先生1995 年是整整85 岁高龄了，但精神一直很好。去年重病一
场，他已不能下床，但思维和记忆都好。
常风先生总是平静如水，他的修养极好，每次访他归来，我都在想，
年轻的一辈，怎么才能像他们那些老人一样，一切都那么天然挚朴，没有一
点火气呢？
常风先生是1933 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在30 年代是很有名的书
评家，香港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刘心皇的《沦陷区文学史》中都记载了常风
先生当年作为评论家的工作。
但这一切常风先生都是在他晚年才知道的，记得当我把这些有关资料
拿给常先生看时，他总是平静地对我说：“没做什么，没做什么。”常风先生
在30 年代初期帮助朱光潜先生办《文学杂志》，负责具体的编务工作，是《文
学杂志》从始到终的参与者。在《新月》将关门的前几期，他又是一位主要
作者，写了书评和一篇很长的散文。抗战军兴。
常风先生留在北平，这一段时期他和周作人有过一些接触。40 年代常
风先生出版了《弃余集》、《窥天集》，还有一本编好的《茅茨集》，由于时局
的变化没能出版。常风先生50 年代初由北京回到故乡，在山西大学教书，1957
年被划为右派。常风先生一回到山西即离开了文学界，没有参加过一次山西
文学界的活动，山西文学界也从来没有想起过他这位30 年代介入过中国文
坛中心的评论家。常风先生对这一切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以他当年给《新月》、
《大公报》写作的资历重新回到山西文学界，怎么可能呢？他的甘于寂寞，
期待平安，一切以平常心待之的人生态度，换得了晚年的安康。
常风先生对关心他当年文字生涯的年轻一辈十分感激，每次见他他总
要问起邵燕祥、姜德明、陈子善、韩石山。。感激之情总在心中。
常风先生真正的文字生涯并不长，最能写的时候赶上抗战，留在了沦
陷区，接着又不能写了。1957 年以后，还说什么写作呢？晚年能写了，但
精力已不支，写字手也抖，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常风先生还坚持写了近十万
字的回忆文章，其中《回忆朱光潜先生》、《回忆周作人先生》、《回忆叶公超
先生》都是超过万字的长文，经历的丰富、文字的老到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可惜他写得太少了。他多次对我说，关于凌叔华、张申府都可以写，只是写
不动了。
今年陆灏、赵丽雅二位要重印他的《弃余集》，常风先生还写了前言，
对年轻一辈，常风先生总是在默默中表示自己的感激。
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冯雪峰
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有几个人的经历和命运特别耐人寻味，他们
是周扬、冯雪峰、胡风、丁玲。他们四人有过合作，但更多的是分歧，最终
还是带着恩怨离开了世界。
他们的命运又和两个伟人有关，一是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是文化旗手
鲁迅。
四个人中，除了丁玲以小说知名外，其余二位都是有影响的文艺理论
家。在关于冯雪峰的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人们，因为以冯的资历和
与毛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的却是另
外一种感觉，研究冯的思想历程，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
不喜欢冯雪峰？
冯比毛小10 岁。早年曾是著名的“湖畔诗人”。1927 年加入中共，1933
年到中央苏区瑞金，结识毛泽东。从许多资料看，毛与冯的关系一直很好。
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冯雪峰传略》中曾说：“两人一起交谈散步不下数十
次。”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
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
1949 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
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
说是很高。1954 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
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
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李、蓝的文章后在《文史哲》刊出，
毛看见后先让《人民日报》转载，后觉不妥，改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
转载时，冯写了编者按，使毛大为不悦。后来袁水拍写了《质问〈文艺报〉
编者》一文予以批判，冯迫于压力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此文被当时在南方的毛泽东看到了，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他在“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错误”这一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没过多
久，毛泽东读了冯的诗歌《火》、《三月五日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
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并批给当时中央的主要
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阅，同时又嘱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这些
中共党内的秀才看。毛的批件中有一句话：“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
可。”此后，冯即受到批判，1957 年与丁玲、艾青等同成为右派。那么“看
《火狱》一篇即可”是什么意思呢？
《火狱》是冯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军攻人柏林后的大火，作于1945
年的重庆。这则杂感，被毛视为寓言，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而杂感一旦被作
为寓言对待，那读出什么内容的可能也有。冯在《火狱》的开始即说：“苏
联红军攻入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杂感用的
是诗一样的语言，有些意思和比喻需要前后照应着读，如果粗看，会有另外
的感觉。如第一句中的“恐怖之城”，忽略了那个引号，意思就不一样了。
还有：“为了我们现在也拿出了真的恐怖，而历史的胜利就从恐怖的火光里
照明了出来。”“全世界的人民围绕在优秀的民族及其伟大的领袖周围，却只
为了反抗流氓恶棍率领着被恶化了的民族，所首先肆行的横暴。”（《雪峰文
集》第3 卷348 页）我理解，冯的本意是欢呼胜利，但杂感用语晦涩，容易
产生歧义。毛的批件在对冯产生不满之后，读这样的杂感，容易产生另外的
联想。黎之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只记得胡乔木
说过：有一次毛主席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
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不知是否指的就是《火狱》。不过胡乔木又补充说：有
时主席一会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这常常使人觉得毛对冯的不满与周扬有关，
这种猜测有一定道理，但在没有可靠史料披露前，不能妄下结论。我理解毛
对冯的不满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分歧。
然而，毛泽东怎么会看到冯雪峰的诗《火》、杂感《火狱》和那些寓言
的？它们分别编在诗集《灵山歌》、《论文集》（第一卷）、《雪峰寓言》中，
是江青还是周扬或别的什么人提供给毛泽东的？提供时附带说了些什么？这
些都还是个谜。
1946 年2 月，冯雪峰由重庆到上海。9 月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
版了他的杂文集《跨的日子》。他给当时已到了张家口的丁玲写信，并寄去
了书，并请她转给毛泽东。
此事丁玲在《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中有记载。她在1948 年6 月19
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
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新文学史料》
1993 年2 期第8 页）这个记载很重要，它至少说明从1948 年起，毛就认为
冯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毛看的那本书，就是雪峰的《跨的日子》。这本杂感
集，具体内容不说了，单看他谈的问题和文章的题目，就容易引起毛的不满。
雪峰杂感集的最后三篇文章是《新的骄傲》、《帝王思想》、《封建的意识与封
建的装潢》。丁玲日记说毛认为冯有教条主义，这是很要命的批评。熟悉毛
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毛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极为反感，而
且常以这种词汇否定一个人的一生。研究冯雪峰，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
多历史变幻。
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
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
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
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
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
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
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
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
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
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
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
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 卷6 期）。虽是学林
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
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
1974 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
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
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24 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
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
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
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
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
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
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
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
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
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
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
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
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
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
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
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 页，上海远东出
版社）
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
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
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 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 年底以前。“金先生于
1949 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
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
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48 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
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
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
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
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