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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就回家了，回自己的家。她平静了许多，她甚至还给家人都买了小礼物。然后，她就着手做一件事情，开始忙碌起来。她顶着八月的骄阳，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这城中的大街小巷，她还跑图书馆，查资料，在里面一呆就是一整天。日子在忙碌中总是容易过去的，终于，开学了，终于，她看到他了。在见到他的当天，她交给他一摞稿纸，那是她忙碌了整整一个炎夏的证据。
“这是什么？你也写小说了吗？”他高兴地问，“街名考？这是小说的名字吗？”
那当然不是一篇小说，那是一份答卷，一个回答，回答他在五月的某个晚上，向她随口提出的问题，关于这城市，关于那些街名：东营盘、辑虎营、付家巷……他说：“哦我忘了，你们女的都不关心这些。”不错她那时是不关心，可现在她关心了，那个水声浩大的夜晚之后，她“关心”了。
他有些惊愕。
隐秘盛开 /蒋韵
4。小玲珑讲的故事
他是我的老师。教过我不长时间。我没必要说他的名字，说了你也记不住。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幸福”，因为他总爱把“幸福”这两个字挂在嘴上，口渴了，舀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了，一抹嘴，说：“真幸福啊。”憋一泡尿，憋急了，终于撒出来，也是这么一句：“真幸福啊。”特别书生。
他不是正式老师，是代教，民办教师。和你们差不过，也是老三届的，不过他没你们“ 幸福”，他不是插队知青，是“回乡知青”，农民的儿子，是我们县中的学生，据说他曾经是我们的骄傲，高一的时候就在省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春耕的吧？要不就是夏种什么的，“牛铃像音符一样欢快地撒在田垄上，”反正就是这一类玩意儿，才子啊！后来就让他回来当代教了，缺老师嘛。不知道是不是走了谁的后门，反正他回来了。特别瘦，挽着袖口，领口上别着假领子，白棉线勾的那种，我也会勾，有一段特别时兴这个，有用线勾的，也有用毛线打的，阿尔巴尼亚花边，那是往大衣领子上别的。他就戴着那种领子，他们说是高二的一个女学生给他勾的。叫什么娟，这个什么娟我一直不认识，有人说她挺漂亮，有人说她一点不漂亮，很丑，不过挺风骚。他们说看一个女人风骚不风骚从她走路怎么甩手就能看出来，特别灵验。我小的时候，我们县城里有一个女人，在医院里当护士，长得特老实，人笨笨的，穿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很朴素啊。可是她从街上甩着手一走过去，那些婆姨们就撇嘴，说，“骚货！”她们一看她走路就识破她了！后来果然她男人死了，她们就说是让她折腾死的，“无底洞啊！”这女人没多久就改嫁了，没几年，嘿，她男人又死了！真厉害呀。
一开始，“幸福”不教我们，教高二的那个什么娟，可后来我们的语文老师要生孩子了，就让他兼上了我们的课。这一下，他就教四个班的课了。他倒没有不高兴，年轻嘛，再说又是民办的。可是怪了，第一天，他来给我们上课，往讲台上一站，就喊了一声：
“呼延小玲！”
我挺纳闷，站了起来，不知道他叫我干什么？又不是全班点名，我也不是班长什么的，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就说：“哦——坐下吧。”神经病不是？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要叫我站起来，对，不知道。可这一下就让我反感上他了，我心想，你以为你是谁？你不就是会写“牛铃像音符一样欢快地撒在田垄上”吗？这天他让我们写作文，《春天的脚步》，你听听这题目！我太知道他让我们写什么了，粉碎“四人帮”了，春天到来了，等等。可我装傻，我就写，春天是个巨人，它的脚步太大了，它从我们的头上，一步就跨了过去，所以，别的地方都绿了，可我们这里的山，还是光秃秃的，风，还是凛冽的。我说本来我们这里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可由于春天的粗心大意和疏忽，结果，我们就只能从冬天直达夏天了，春天的脚步把我们遗弃了！我写的是我们那里真实的自然景观，可毕竟有些犯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批改这作文。没想到，他给了我一个“优”。大大的、红红的一个优，非常大，却没有一个字的评语。我有一点震惊，他还不算傻，对不对？总之我报复了他一下，一箭之仇。你别笑，我这人其实是很恶毒的呢，有仇必报，锱铢必较，连我妈都说我，这丫头记仇。真的你别笑了，这其实是一个很辛酸的故事，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听的，他们听不懂。他们只配听莎士比亚，听哈姆雷特那个哲学家在那里念叨：“活着还是不活着，这是个问题。”这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深刻啊，真悲剧啊！那些贵族式的耳朵只配听听这些生活的装饰。你，其实也长着贵族式的耳朵，不过还有一点平民的心肠，这是你和他们的不同，咦？你怎么这么瞪着我看？
好了，扯远了，还是回来说“幸福”。我报复了他一下，他再没招惹过我。连课堂上也没叫我回答过问题，一次也没有。过了有两个月吧，我们的女老师休完产假回来上班了，又胖了一大圈，本来就够胖的了，胸前的衣服还总是湿漉漉的。他自然也就不再教我们。他一共做了我两个月的老师，交战过一回合，就这么一点点交道，再也没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也想不到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就听说他病了，是肺病，咳血，咳得很厉害，大概是结核吧，学校解聘了他，怕传染。一个民办教师，又不享受公费医疗，又没有任何保障，病了，不能干活了，当然不能白养着你呀。他就这么让人打发了。他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在意。忽然间冒出了好几个新老师，是从前的右派，省城的、北京的，那些年下放到我们这儿的，现在情况不是变了吗？就从村子里把他们给挖掘了出来，我们学校开天辟地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多大知识分子呀，真是不得了：北大的、南开的，甚至，还有一个中央戏剧学院的，戏文系！好家伙，让人眼花缭乱。这个“戏文系”，他后来辅导我们高考，我们毕业后不是很快就给招集了回来，成立了一个高考补习班吗？他给我们上课，穿得破破烂烂，一脸络腮胡子，深眼窝，鼻子又高又直，像个混血儿，特别会讲故事，动不动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总是说，小品，小品！真把我们迷住了。这种时候谁还会想起那个不幸的“幸福”呢？
我们县里有个文庙，是座古庙，庙里有棵桃树，去年春天，那树上桃花开得特别繁茂，老人们就说，现在是不兴考试了，要是兴考试，这可是个好年景。原来，那棵桃树，66年之前，特别灵，春天它花开得好，我们县中，高考就丰收。人们一看桃花就说：“今年是大年啊。”花若开得疏疏落落，人们就叹气，“唉，今年怕是个小年。”据说在科举的年代它就是这样了，灵验、先知先觉……去年，它开花开疯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把枝条都压弯了，引得好多人去那荒庙里看稀奇。人们不知道它怎么了，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兆头。结果， 没多久就传来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进考场那天，下着鹅毛大雪，也是个好兆头，我们那一届，两个毕业班，一百来号人，本科、专科一共考取了二十几人！真是个大年、丰年哟！
全城喜气洋洋，考中的人家放起了鞭炮，像过年，像娶媳妇办喜事一样热闹。好多人偷偷跑到文庙里去烧了香。我妈也让我上街去打酒、买糖。我去了，顺便去逛了逛百货公司。刚一出百货公司大门，就看到马路对面，县医院里面，走出一个人。对了，是“幸福”。我第一个念头是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可我一下子就退回到了门里，隔着玻璃门，我看他看得很清楚，更瘦了，脸色蜡黄，可是看上去还很干净，领口上还固执地露着一圈白线领子。那过时的白线领子，不知道为什么，让我非常难过。他走出医院就朝东拐了，那是汽车站的方向。我推门出来，看着他的背影，他走得很慢，棉袄在他身上晃晃荡荡，从后面看他的头发留了很长，像一把枯草。全城都喜气洋洋，鞭炮震天，他穿城而过，病着，我那时忽然觉得他是被我们这一整个小城，抛弃了。
隐秘盛开 /蒋韵
4。小玲珑讲的故事（2）
今年暑假回了家，哎，你可别以为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我没那么善良，我早把他忘了。暑假回到家，每天睡懒觉，和过去的同学，当然都是考上了大学放假回来的那些同学天天在一块儿玩，特别高兴。县城太小了，不够我们玩的，我们还骑车跑到十几里外的山上去玩儿。那山上有座庙，很有名，前些年一直用铁丝网拦着，不许人进去，荒在那里，现在还是座荒庙，不过铁丝网没了，没人看管，也没有游人，庙前庙后都是参天的古柏，怕有上千年了吧？一条山溪，淙淙的，在涧底里流，大暑热天，把手伸进水里去，凉得刺骨呢。我们那儿的老人们都知道，这庙在旧社会香火特别旺盛，很灵验。那一天，我们几个人，半真半假的，在结满了蜘蛛网的庙殿里，在佛像前，撮土为香，每人都许了一个愿。你知道我许的什么愿？我不告诉你。
就在第二天，我们家，来了一个人，一个不速之客，我刚爬起来吃早饭，我妈就把她领进来了。一个胖闺女，又红又壮，我不认识啊？她看我迷惑的样子，就说：“我是某某某。”
原来她就是那个“什么娟”！我很吃惊，特别吃惊，她已经一点都没有学生气了，完全是一个肥壮的村姑。脸晒得又黑又红，她比我只早毕业一年，一毕业就回乡了，没有赶上高考。一年的时间劳动和酷烈的太阳就把她修改得面目全非了。我看着她发愣，一时间竟忘了她为什么要来找我？我们素不相识，她找我干什么？
“呼延小玲，你很奇怪吧？”她说话了。
我点点头。
“你还记得‘幸福’不记得？”
“幸福”，我当然记得，我眼前忽然闪了一下他晃晃荡荡的那个背影，我点头，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怎么了？”我忙问。
“要死了。”她回答。大巴掌一捂嘴，哭起来。
“怎么可能，”我冲动地叫起来，“他不就是肺结核吗？肺结核怎么会死？”是啊，又不是林黛玉的时代，又不是华小栓的时代，肺结核怎么会死人？
她忽然拿开了手，我看到一张愤怒的脸，泪水在那脸上狂流，“肺结核是不会死，可是那得有钱！有钱打针吃药！没有钱，伤风感冒也能要人的命！”她恶狠狠地说，眼睛一下子变得血红，像两只兽眼。我知道我说错话了，要在从前，我根本不会这么说，可上大学后半年来天天和你们在一起，我也感染了贵族的习气。我很羞愧，也很着急，她平静了一点，可我始终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敌意。
“一开始说是肺结核，但是后来，医院又说长了东西，肿瘤，癌，”她毫不怜悯地、硬邦邦地，把那个结论像石头一样朝我扔过来，“癌，知道吧？到地区医院，说是要开刀，要交押金，他就回来了，不治了，回来等死……”她又啜泣了一声，抹了把眼泪，那粗黑的大手，被太阳晒得暴了皮，非常醒目，“呼延小玲，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找你？”
我摇摇头。
“谅你也不知道，”她冷笑了一声，“你怎么会知道呢？那个可怜的傻瓜！”她又抹了一把眼泪，“那个可怜的傻瓜，已经昏迷三天了，他水米不进，三天里，一直在叫一个名字，你知道他在叫谁？”她说，“叫你！呼延小玲，他一直在叫你！”
我真是吃惊啊，大吃一惊。我们还根本谈不上怎么认识！他做过我两个月的老师，第一次上课，莫名其妙地，把我叫起来亮了一下相，仅此而已。我们甚至连话都没说过一句。可他在弥留之际，却一声声地、叫魂一样的，叫着我的名字！
我没有再说蠢话，没有问她“为什么？”事后，我想，假如我那时一脸清白一脸无邪居高临下地问她一个“为什么？”，那个什么娟，她一定会扑上来像疯猫一样抓烂我的脸！我努力镇定下来，回身去找自行车钥匙，找半天找不着，原来自行车就在院子里枣树下支着，根本没锁。我对那个什么娟说：
“走吧。”
一路上，我只问了她一句话，“还来得及吗？”她说：“不知道。”她在我前边带路，是一条土路，坑坑洼洼的，非常难走，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立刻暴土狼烟。这样的路，只要一下雨，人的脚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我们骑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大汗淋漓进了村，正晌午，村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哭声，那个什么娟，她这才回头对我说：
“他还等着你呢，”她凄凉地笑了一下，“不见你，他不会咽那口气。”
隐秘盛开 /蒋韵
4。小玲珑讲的故事（3）
我进去了，走进窑洞。他躺在一盘大土炕上，枕头边搁了一只簸箕，里面铺着炉灰，炉灰上凝固着黑褐色的血迹。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直到这时我才似乎掂量出了这件事的分量，血，让我掂出了这件事的分量。我慢慢走过去了，站在他炕前，几只大黑苍蝇在他脸上趴着。我以为他死了，心里一哆嗦。苍蝇嗡地飞起来，那些苍蝇喝他的血喝得真肥啊，都飞不动了。而他，已经没有了人样。
长这么大，我还从没有见过垂危的人，濒死的人，我真是认不出这个五官都塌陷下去的人就是“幸福”——喜欢舞文弄墨，写一些幼稚却热情的句子，总是兴高采烈的那个小老师。他皮肤是灰色的，毫无生机，紧闭着眼睛，头发像一团被晒干的烂海藻，塌陷下去的嘴角上挂着鲜艳恐怖的血痕，像朵毒花，触目惊心——这就是“死”，真让我震惊啊，我一时间连“难过”都忘记了。
炕上坐了一些人，守着他。我进来根本就没看见那些人。这时我听见了抽泣的声音，他们一看见我就哭了。那个什么娟，爬到了炕上，嘴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吹气一般地、却无比清晰地说道：
“呼延小玲来了。”
她说了两遍，呼延小玲来了。这弥留的人，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睁得很大，“呼延小玲”这名字，竟然，这么神奇。他睁大了眼睛，问：“在哪儿？”
那个什么娟，粗鲁地，一把拽住了我，我像她一样爬到了炕上，跪下来，俯身望着他。他看见我了，瞳孔张了一下，一动不动，一动不动，然后，他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清楚地、缓慢地，望着我的脸说：
“真是你？呼延小玲？”
“是我，”我点头，“呼延小玲。”
“噢——”他又闭了下眼睛，笑了，非常满足地笑了，说，“真幸福啊！”
那笑，几乎是神秘的，有着我不知道的、悠远的深意，像地狱里的光，把他照亮了。“真幸福啊！”他几乎是神采奕奕地望着我，又重复了一句，“这下我可以安心地走了。”
我哭了，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他抬起一只手，骨瘦如柴的一只手，哆嗦着，想为我抹眼泪。他要走了，我知道，这是回光返照，除了神明，谁也拯救不了他，我突然擦去眼泪，俯下身，我说：
“你再努力一下，再坚持一下，行吗？”
“行。”他笑着，望着我。
我坐下来，坐好，然后，我伸出胳膊，托起他的头，我把他抱在了我怀里。他非常听话，配合着我，靠在我身上，像个孩子，我说：“你几天没吃东西了，是吧？你吃一点东西，再走，不然你没有力气走远路。”他说，“好。”我忙喊地下的人，我说，“去端米汤！”米汤端来了，金黄的、金黄的小米稀饭，那香气熏出了我的眼泪。我让她，那个什么娟，把碗放在炕上，然后，我一勺一勺地，慢慢地，舀起来，吹凉了，喂到他嘴里。他一勺一勺地，听话地，咽下去。他两眼一动不动，望着我，安详，信赖，依恋。他努力地喝下去半碗，嘴唇竟然有了一点湿润的活气。我掏出我的手绢，擦干净了他嘴角上的血痕，然后，我抱紧他，让他把头，紧贴在我胸口，从没有人碰过的最干净的胸口，我说：
“现在，你睡吧。”
他的眼睛，就像起了雾气，雾蒙蒙的，却有了一种更深远的光芒，他深远地、庄严地凝视着我，他用最后的力气，凝视着我，他说：
“呼延小玲，我真幸福。”
然后，他就慢慢闭上了眼睛，扭过脸，把脸贴在我胸口，从没有人碰过的最干净的胸口。他睡了。我抱紧他，就像抱着一个小弟弟，就像抱着一个我生下的孩子。我感觉到他微弱的、最后的鼻息，一下一下，珍贵地，灼着我的皮肤，还有我的心跳。一下一下，渐行渐远。他是在睡梦中走的，在我怀里，非常安详，静谧，幸福。我抱着他，感觉到他一点点、一点点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