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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赵县长，他便找人拟出了农村合作利的章程，这个章程很灵活，可以叫生产推进合作社或推进生产合作社，甚至仍叫生产推进社，也可以叫供销合作社或供销社、生产供销合作社。股金可以每股一元，也可以二元、五元等，但偏向于一元一股。钱多的可以多买，并不限制。同时还拟订了一个全县联合的县联社的章程，准备到适当的时候成立县联社。1948年我离开永年的时候，县联社已经成立起来了。（赵县长因为搞合作社有成绩，后来还担任过河北省的手工业合作社主任）
在小北汪村生产社成立时，应村长要求，我对全体村民讲了一次话，要求妇女们纺花织布，一定要讲求质量，否则运到外地卖不出去，就会赔本。并且要求生产社要有专人检查，凡不合格的布匹一律不收。大家表示，政府对俺这样好，谁还没有良心，把坏布交上？开始一段时间还好，收到的布都是好布。可过了一段时间后，交来的布就有次布以至坏布了。村干们很生气，就开大会批评，并把次布、坏布摆出来，希望交布的人讲良心，趁没有人的时候拿回去，再交好布来。果然大部分的布都换成了好布，但仍有几匹没人认领。村干们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不管谁交布，都要经过检查验收，不合格的当场退回，并给以批评，屡教不改者还要给以处罚。我们办事情不能只讲良心，还应该讲原则，规定出办法来。于是，由妇救会挑选出纺织能手来当检查员，组成检查组，所有的布都由她们检查验收后才交给生产社。以后，再没收进过次布坏布，所以一直盈余而没有亏损。
第三部分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 17。生产推进社（3）
很快，西半县（以至东半县的不少村庄）都以纺织为中心把各项生产事业搞起来了，生产社不但完成了救灾的任务，而且都有盈利。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企业。由生产社组织的运输队或个体商贩把布匹等物资运销到山西、内蒙以至东北，又从那些地方运回了大量的粮食、牲口和其它物资。这样就不但把灾荒度过了，而且促进了春耕，特别是因为增加了牲口，使当年的农业生产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以永年城为中心的生产救灾工作，搞得更加红火。只捕鱼一项，就成效卓著。开始因捕鱼的渔具不够，每天捕鱼不超过千斤。李长生亲自到临清一带收购了大批渔具。然后由生产社贷给渔民，以后由渔民们交鱼偿还。渔具充足后又教给并不断提高捕鱼技术。这样一来，每天捕鱼量大增，少则千斤，多则几千斤。问题是销售跟不上。当时农村的销量很小，就是邯郸、邢台等城市销量也不大。而且活鱼很难保存，极易腐烂。所以大家除销售活鱼外，尽量按本地方法烹制酥鱼。但酥鱼保存的时间毕竟有限，不过十夭半月而已。于是长生又到临清请来南方会制干鱼的师傅，这样才解决了问题。与捕鱼业发展的同时，其它如制蒲、制苇等与水产有关的手工业、副业和商业都发展起来了。当时永年与河北各地及山西、陕西的陆路交通已畅行无阻，而且由滏阳河行船，可达天津附近各地。天津虽尚未解放，但天津以外都是解放区了，从这些地方渡海到东北，非常方便。东北当时除沈阳、长春、锦州外，已全部解放，东北与关内的商旅也已络绎于途。永年的布匹和一些土特产行销很快，和粮食的比价非常有利，因此通过滏阳河再越海到东北这条路的贸易，给永年生产社带来了厚利。1948年夏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永年城南滏河岸，从东北运来了一大批粮食，上写交永年生产推进社收，有人去问长生，长生说东北的帐早已消了，怎么还会有粮食运来呢？后来一打听，原来是算帐在前，布匹运到在后，等布运到时粮食价下跌了，布价等于上涨了。当地收购部门按运到时的价格算帐，所以又给补送来这一大批粮食。这件事说明当时解放区的道德风尚很高，就是商业部门也大有君子国之风。不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风尚不可能维持下去。商品经济讲求的是契约关系，而且这种契约关系是由法律来作保障的。靠良心、靠道德来做买卖，在商品社会是肯定要吃亏的。（当然，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最有良心、最有道德的人，但在商品社会里，我们还应该最善于运用商品经济的规律去实现我们的目的。只有到商品经济发展到尽头，生产力特别是生产率充分发展，超过历史上任何阶段，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会很自然地废除商品，实行共产主义。而且到那个时候，绝不会只有我们一个国家，必定是许多国家乃至全都要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它一定会实现，但它不会由人们主观地、勉强地在落后的条件下加以实现。那样做是非科学的、反科学的，只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它的实现只能是客观规律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
当我1948年秋离开永年的时候，永年的生产推进社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它不仅帮助人民度过了1948年的春荒，而且使1948年获得了夏秋两季的好收成。不仅还清了从边区政府借来的公粮和银行的贷款，而且自己也积累起一大笔资金。根据赵县长的倡议，各村的生产社大都已吸收了群众的股金，由官办变为民办，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在各村社的基础上，建立起全县的联合总社县联社。这县联社也是集体的合作社，还清贷款后，资金全是集股而来，领导机构也是真正民主产生的。李长生因为领导有方，成绩卓著，被选为县联社主任。后来为和全国一致，把生产推进社改名为供销合作社。但其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并未改变。到了50年代，特别是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供销社〃跃进〃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就和第一商业局第二商业局一样，完全成了官办的企业了。
1981年，我曾经回永年一次。这时县供销社的资金数以亿计，工作人员数以千计。我一查问原生产社入股的旧帐，大部分村社仍保存完好，经初步计算，过去一元一股，现股值约15元。我主张现在以15元为一股，过去的一元股票仍可换新股票一股，在换股票时号召群众再入新股，这样群众会恢复对供销社的信任，从而会吸收到更多的资金。然后在此基础上，和邯郸合办一个群众性的农工商公司，对外开放，使永年更快地富裕起来。我这次是与李长生同去的，他这时是河北省农业科学院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我离开水年后还曾担任过一届县委书记，所以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当时永年县委和邯郸地委都表示同意。现在看来太超前了，所以口头上虽说赞成，实际上还是没有行通。我当时到邯郸的主要任务是修改由我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所以对永年的事也就很少过问了。
第三部分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 18。与任弼时的三天竟日长谈（1）
自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和领导、和下级、和左右同志，不知有过多少次谈话，但连续三天做竟日长谈，却只有一次。那就是1948年夏天和任弼时同志的谈话，因此毕生难忘。
大约是1948年的8月末，我在永年接到党中央的来电，要我立即赶赴西柏坡。到时知道中共中央华北局已成立，要立即组成华北局青委。刘澜涛代表华北局接见了我们几个人，许世平、康濯、李梦华、杨泽江、蒋毅和我，说明华北局青委即由我们组成，暂由我和许世平负责。接着，就接到通知要我到任弼时那里去谈话。那天我去的很早，一则因为我对弼时同志很尊敬；再则我知道他在国外呆过，很守时。果然弼时同志已经在等着我了。我们寒暄几句之后，立刻进入正题。说是正题，其实还是很随便的。他随意（恐怕也事先经过考虑）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尽我所知，一一回答。问答中常常又扯到别的问题上去了。这样自由自在地谈，毫无拘束。谈累了休息片刻，接着再谈。午饭就在他那里吃，稍事休息，接着一直谈到傍晚，才让我离开。如是谈了整整三天才告结束。当时仅我两人，既没秘书参加，也没人在旁记录。案子上放着他的一个小本子，只在他认为很必要时才在上面记上几笔。现在档案馆保存下来的记录本就是他当时那个小本子，那上面只有一些零星的数目字和并不连续的几句话，人们看了是无法了解其涵义的。8o年代后期，中央文献研究室询问我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当即在电话上做了简单的回答。后来又寄来复印的小本子上的记录，希望我把那次谈话，根据记录作引子，详细地用文字写出来。但我随后因病住院，出院后又继续休养，一直拖延至今，仍未完成这项任务。
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要详细地把当时谈的话都记起来已不可能。可是那次谈话在我印象中是那样的深刻。弼时同志当时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如在眼前，所以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基本上牢记在心，不会遗忘，现在写出来，自信还是比较准确的。
我记得他一见面就问我：〃你不是邯郸中央局的青委书记吗？〃我说是。他又问：〃那怎么又去做了永年县委书记呢？〃我答：〃那是中央局的决定，当然也是我自愿去的。〃他笑了笑说，那也好。于是又问我：〃你对邯郸的情况熟悉吗？〃我说：〃邯郸的情况知道一些，永年的情况比较熟悉。〃
因为邯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我们便从赵国谈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谈到蔺相如完璧归赵，蔺相如与廉颇的关系由回车相避、到负荆请罪而重归于好。他问道：〃胡服骑射好吗？〃我说：〃那怎么不好？我们解放军穿的衣服也不是大汉衣冠了。我们用枪炮不也是学的外国吗？如果只用大刀长矛怎么能打败日本、打败蒋介石？就是小米加步枪也很不够呀。〃他又问：〃邯郸真有个回车巷吗？〃我说：〃是的，真有那么个巷，不过，不一定是真的。我去看过那个地方，如果真是那里，蔺相如的车子恐怕也回不过去。我们中国人就好古，甚至于'造古'，西安不是还有个王宝钏的寒窑吗？〃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大笑起来。从古谈到今，就问到了邯郸战役的情况。我说，打邯郸战役时我不在，我那时刚从豫东杞县回到峰峰矿区邯郸中央局搬到了那里战斗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任弼时同志忙问：〃杞县，什么地方？是杞人忧天那个地方吗？你在那里干什么？〃我答：〃就是杞人忧天那个杞国，现在叫杞县，我在那里当县委书记。〃他笑着又问：〃那里的人果真胆小，怕天塌下来吗？〃我说：〃恰恰相反．那里的人很勇敢，当兵的很多。在十年内战时期，尽管白色恐怖严重，那里的党组织也没有垮。吴芝圃就是杞县人，他曾在那里组织过农民暴动，还曾打开杞县城坐过三天大堂呢。抗战时期，杞人参加新四军的不少，那里人只认新四军不认八路军，我一到那里就由八路军变成新四军了。日本一投降，我们打开了杞县城，我也算坐过了大堂。后来根据《双十协定》撤退，也和吴芝圃一样，被'赶走'了。〃说罢，又都笑了起来。
我们从杞县谈到永年，也是从古到今。任问：〃有个'脱颖而出'的毛遂，埋在永年，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可惜毛遂墓已淹在永年洼的水底了。〃他又问起临洺关，问李世民和窦建德作战的地方是否还有遗迹。我曾到过洺关西面山上李世民驻兵的地方考察过，我把考察的印象告诉他：〃从西面山上进攻洺关，居高临下，颇占地利。至于用水淹洺关，按现在的水流量，不可能达到史书上所载那样大的效果。也许隋唐时代的河水，要比现在浩荡得多。〃我们又说到太平天国北伐军从山西东下河北，经临洺关北上，想直捣北京。任弼时同志说，那样孤军深入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像洪秀全那样的农民领袖到南京后即已斗志消磨，怎么能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起来的反动统治呢？他沉吟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要克服农民意识，克服那些落后的东西。〃听了这些话，我是从心底佩服，我想，他那篇《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写得多么好啊！那些深刻的思想不正是针对着农民的落后意识而来的吗？这些我并没说出来，只是深思而已，因此我们彼此沉默了一段时间。第三部分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 19。与任弼时的三天竟日长谈（2）
接着，他开始详细地询问围困永年和土地改革的情况，我尽可能详细地给予解答。说到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央局冶陶会议时，我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冀南区党委和三地委提出了批评意见。听我说时，他听得极为认真，有时似乎首肯，但没有说话。最后他问我，〃那么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说，〃地富路线的帽子，没有给我戴上，但并没有澄清是非。现在，正在动员干部南下，如果许多思想问题、政策问题不搞清楚，对今后革命的发展是会有影响的。〃他听后，沉思不语，没有再提问，恰好到了吃饭时间。吃饭时，我们都没有说话，不像前两次那样有说有笑。
最后一个下午的谈话内容，主要集中在生产救灾和党务工作上。他对我们搞的生产推进社很感兴趣，详细了解情况后问我：〃你们借边区的粮款今年能还清吗？〃我说：〃不但能还清，而且有盈余，而且能把生产社办成群众的合作社。〃他听后很高兴，要我们写个总结给边区政府。（后来赵县长把总结交给了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大大地表扬了一番，赵县长和李长生都得到了提拔）。谈到党务工作时，他问我县委书记是怎么当的。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于是又问：你管军事工作吗？我答道：〃围城司令部成立之时，我多少管一点，也不过是去开会提点意见罢了。司令员是李大磊，老同学，他要我到新区发动群众，我到了临洺关一带，离司令部较远，就去的少了。后来，分区直接管围城工作，围城司令部名存实亡；再后来冀南军区也直接来抓围城工作，围城司令部无形中被取消了。〃他又问：〃那你对独立团或县大队怎样领导呢？〃我答：〃我到永年，独立团就归了分区，新成立的县大队，由军事部门派来了大队长和副政委，我兼政委。主要的任务是协调军队和地方的工作和关系。副政委参加县委，我要他每两个月或一个季度到县委汇报一次，由县委会讨论一次全县的军事工作和有关前方的一切工作。就这样，我们的大队、区游击队和民兵，以及围城、支前和公安部门的工作，都是很协调的，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尤其是参军和修筑围城工事，成绩很大。〃这时，弼时同志又问，你是怎样领导政府工作的呢？我说；〃县政府有个党团，党团书记是县长，政府的事情由党团解决。我们县委也是每两三个月讨论一次政府工作，开会时一般只是县长参加，必要时全体党团成员都来。〃他又问起群众工作，我介绍说：〃冀南的群众组织工、农、青、妇，联合到一起，以前称各救会，后来称救国会，那里也有个党团，因为救国会主任不是党员所以党团书记是别人。不过开党团会时一般都请他参加。县委的领导也是通过党团，有时我也找救国会主任来商量。〃他说：〃救国会是工农青妇联合起来的吗？〃我答：〃实际上是混合，工会早就并入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后来也并入了。所谓救国会实际上就是农会。〃他说道：〃你是搞青年工作的，为什么不争取点儿独立性呢？〃我说：〃在太行山，我们争取过，但受到批评，说是闹独立性。有的青年干部还因此受到处分。后来战争越来越严重，也就不提了，心想等打败日本再说。〃他说：〃打完了日本，你们青年工作也没有恢复呀。〃我说：〃日本打完后，不是又打蒋介石吗？要不是去年召开全国青年工作会议，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中央局的青委书记呢。〃他说：〃别的地区早已动手办青年团了，你们为什么不动呢？〃我说：〃我在下面当县委书记，连个消息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动？当然，作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