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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论在哪儿都找不到〃原初质料〃即无形式的质料这样的东西。设想一个将要用大理石雕刻维纳斯雕像的雕刻家，他或她永远也不能找到＋没有某种形式的大理石。它将总是这一块大理石或那一块大理石，一块方形的或不规则形状的大理石。而他或她将总是在形式和质料已经结合在一起的一块大理石上工作。至于说雕刻家将赋予它一个不同的形式，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东西是如何成为另一个东西的？简言之，变化的本质是什么？
第四部分 5。变化的过程：四因
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事物是不断变化着的，变化是我们经验的基本事实之一。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变化这个词有很多意思，包括运动、生长、死亡、进化、衰落。这些变化中有一些是自然的，而另外一些则是人工技术的结果。事物总是呈现新的形式；新的生命诞生了，新的雕像造好了。因为变化总是涉及到事物获得新的形式，所以我们可以就变化的过程问几个问题。对于任何事物，我们都可以问四个问题，即（1）它是什么？（2）它是拿什么做成的？（3）它是被什么造成的？（4）它是为什么目的而做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四种回答，代表亚里士多德的四种原因，虽然如今人们使用原因这个词主要是指先于一个结果的事件，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是指一种解释。因此他的四个原因就代表了对于一切事物进行总体解释的具有广泛效力的原型或结构。以一个艺术品为例，它的四个原因可能是：（1）它是一座雕像，（2）由大理石做成，（3）由一个雕刻家制作，（4）是为了装饰。除了人工技术制作出的事物之外，还有自然产生的事物。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虽然自然在〃动机〃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意图〃，但在有其内在的活动方式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确在任何地方总是有其〃目的〃。由于这一原因，种子发芽，根部向下生长（不是向上！），而长出植物。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植物朝向其〃目的〃即它们的各种不同的功能和存在方式运动。在自然中，变化也将涉及同样的四个要素。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因此就是：（1）形式因，它规定了一个事物是什么，（2）质料因，一个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3）动力因，一个事物是被什么造成的，（4）目的因，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构成的。
亚里士多德以一个生物学家的眼光考察生命。对他来说，自然就是生命。所有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处于生成和消亡的过程之中。在他看来，繁殖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说明所有的生物都有内在的力量能产生变化，繁衍后代。亚里士多德总结他的诸因说，〃所有生成的事物都是受某种力量支配而从某种事物生成为某物的。〃亚里士多德从这个生物学的观点出发，详细阐述了形式和质料从不分离存在的思想。在自然中，新一代的生命首先需要一个具有某种具体形式的个体，后代也会具有这个形式（父本）。然后还得有能够作为这个形式载体的质料（这个质料是由母本提供的）。最终，一个有着同样的具体形式的新个体由此而形成。亚里士多德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变化并不是将无形式的质料和无质料的形式结合到一起。恰恰相反，变化总是发生在形式和质料已经结合在一起的事物中，这事物正在成为新的或不同的东西。
第四部分 6。变化的过程：不被推动的推动者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不被推动的推动者是自然界中所有变化的最终原因。然而，这一概念与第一推动者并不完全相同，好像运动可以被回溯到一个运动开始的时刻似的。他也没有将不动的推动者理解为后来神学意义上的造物主。亚里士多德从他对潜能与现实的区分得出结论，解释变化或运动如何可能发生的惟一途径，就是假定某种现实的东西逻辑地先于任何潜在的东西。变化的事实暗示了某种现实性的东西的存在，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潜能的混杂而是纯粹地现实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个推动者不是一个正在发挥其威力的强大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动力因。那样的活动将意味着潜能，就像我们说上帝〃曾经想要〃创造世界一样。这就会意味着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他曾经潜在的能够或想要创造世界。
亚里士多德关于不被推动的推动者的思想的核心在于，它是对运动这一事实进行解释的一种方法。自然界充满了努力实现它们的特定目的的事物。每一事物都想要完善地实现自身的可能性和目的，也就是要成为一棵完善的树、一个完美的好人，等等。所有这些努力的总和构成了世界秩序的宏大进程。这样，所有的实在都处在一个变化过程中，从其潜能和可能性出发向这些潜能的最终完善运动。为了解释这个包罗万象的总的运动，亚里士多德把不被推动的推动者当作运动的〃理由〃或〃原则〃。因此不被推动的推动者代表了运动的现实的——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潜在性——和永恒的原则。因为对运动的这一解释暗示了一个永恒的活动，所以决不可能有过一个不断变化的事物世界本身还不存在的〃时刻〃。出于这个原因，亚里士多德也不承认时间中有什么〃创世〃。
为了谈论一个不被推动的推动者，亚里士多德不得不使用一种隐喻式的语言。在解释一个不被推动的推动者如何能够〃导致〃运动时，他将之比作一个被爱着的人，此人仅仅作为爱的对象，发出吸引力而不是靠强力〃推动〃着爱他的人。亚里士多德还有一种更巧妙的解释方式，把不被推动的推动者看作形式而把世界看成实体。根据他的四因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不被推动的推动者是目的因，就像成人的形式就在孩子之中那样，它指引着变化的方向朝向一个最终的目的——一个确定的、恰当的目的。作为目的因，不被推动的推动者也就成了世界的动力因。它以其吸引力激励事物努力追求它们的自然目的。虽然亚里士多德的不被推动的推动者是作为运动的科学原则和世界的内在形式而发挥作用的，但它的弦外之音的确带有某种宗教意味。许多世纪之后——尤其是在13世纪的阿奎那手里——这一思想被改造为对基督教上帝的哲学描述。
第四部分 7。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中就像在《伦理学》（Ethics）中一样强调目的这一要素。就像人一样，国家自然地就被赋予了某种独特的功能。亚里士多德将这两种思想结合了起来，说，〃很明显，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则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人类本性和国家密切相关，所以〃一个不能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或者一个由于自足而无需他人的人，要么是头野兽，要么是个神〃。不仅人的本性使我们倾向于生活在一个国家，而且国家就像任何别的社群一样，〃是出于一种要达到某种善的考虑而建立〃、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的。家庭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延续生命。国家的出现起初是为了延续家庭和村社的生命，家庭和村社从长远来看是不能光靠自身存在下去的。但是国家的功能还在于确保人民的最高利益，即我们的道德的和理智的生活。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没有描绘出一个理想国家的蓝图。虽然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看作使人民能够达到他们作为人的终极目标的机构，他还是意识到关于国家的任何理论都必须注意几个实际的问题。例如，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样的政体适用于一个特定的国家〃，哪怕一个最好的国家通常是达不到的。还有，我们必须确定〃如何在既定的条件下组建一个国家〃，如何维护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家们虽然有着出色的思想，但他们却通常并不务实。〃由于这些原因，他很难接受柏拉图那些非常极端的思想。他嘲笑柏拉图废除保卫者阶层的家庭并把他们的后代交由公共抚养的主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采取这种主张，〃那么所谓的父亲就没有任何理由照顾儿子，儿子也没有任何理由照顾父亲，兄弟之间也是如此〃。财产的公有同样也会破坏人们的一些基本享受，还会产生低下的效率和无尽的纷争。
第四部分 8。政治学：国家类型
亚里士多德承认，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社会可以把自己组织成三种形态的政体。它们之间最基本的差异是每种政体的统治者的数目。一种政体的统治者数目可以是一个、少数几个或许多个。但是其中每一种政体又都分别可以有一种常态或一种变态。当一种政体运作正常时，它是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统治。当政府的统治者只谋求自己私人的利益时，这个政体是反常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政体常态分别是君主政体（一人统治）、贵族政体（少数人统治）和共和政体（许多人统治）。与它们相应的变态政体分别是僭主政体（一人统治）、寡头政体（少数人统治）和民主政体（许多人统治）。亚里士多德自己最推崇的是贵族政体，这主要是因为就算我们再努力，杰出的人总还是少数。在一个贵族政体中，统治者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优秀的程度、他们的成就和拥有的财富使他们有责任心、能干，领导有方。
差异与不平等
由于亚里士多德严重依赖对事物的那种逸闻轶事式的观察，所以他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他关于奴隶的观点。他观察到奴隶都是强壮魁梧的，于是就下结论道，奴隶制是自然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说，〃很明显，有些人天生自由，而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对那些天生为奴的人来说，奴隶制既是有益的又是合理的。〃当然，亚里士多德非常注意区分那些天生就是奴隶的人和那些由于军事征服而沦为奴隶的人，他接受前一种人为奴而反对后一种人为奴。亚里士多德反对通过征服而沦落为奴隶的理由相当充分：征服了别人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本性上就高他们一等。此外，强力的使用究竟有无正当理由也很难说，这样一来，成为奴隶很有可能是一个非正义的行动的结果。同时，谈到〃对奴隶的正当对待〃时，他提议，〃鉴于他们提供的服务，应该可以随时给他们以自由，这是很有好处的。〃事实上，在他的遗嘱中，亚里士多德提出要释放他的一些奴隶。
亚里士多德也相信公民权是不平等的。他认为获得公民权的基本资格在于一个人所具有的参与统治和服从统治的能力。一个公民有权力也有义务参与正义的管理。既然公民们必须出席会议、参与法庭审理，那么他们就必须既要有充足的时间又要有适当的性情和品格。由于这一原因，亚里士多德不相信劳动者可以成为公民，因为他们既没有时间，心智也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况且参政的过程对他们并无益处。
好的政体和革命
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每个人道德和理智的完善。他说，〃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好的生活，而决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类似地，〃国家是家庭和村社在一种完满自足的生活中的联合，这是一种幸福高尚的生活。〃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政治组织的存在是为了高尚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为了交朋结党。〃然而，一个国家是否带来了好的生活，这要取决于它的统治者如何行事。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政体的变态和常态，好的统治者力求为所有人谋利益，而变态政体中的统治者则为他们自己谋私利。
不论政府采取哪种形式，它都建立在某种正义观念和相称的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正义的概念可能引起纷争，并最后导致革命。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政体就产生于这样一个假设，那些在某个方面平等的人在所有方面都是平等的：〃因为人们在自由上是平等的，他们就宣称他们是绝对平等的。〃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说，寡头政体是基于如下思想，〃那些在某个方面不平等的人在所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因此，〃由于他们在财产上不平等，他们就以为他们是绝对不平等的。〃由于这些原因，只要民主政府或寡头政府落到了少数人手里，而责任政府的执政原则〃并不符合它们先前设想的理念，（他们）就会激起革命……这时革命就如同山洪一般爆发了。〃
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革命情绪普遍的和主要的原因是要求平等，人们要求与那些所拥有的资源比自己多的人平等。〃他没有忽略其他一些原因，诸如蛮横、贪婪，以及恐惧和蔑视。亚里士多德说，针对这些革命的原因，每种形式的政府都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步骤。例如，君主必须避免独断专行，贵族政府应该避免由少数富人为了富裕阶级的利益来进行统治，一个共和政府应该让那些更能干的成员有更多时间来参与统治。亚里士多德大声疾呼，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比守法的精神更值得加以精心维护的了〃。归根结底，人们在一个国家中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达到幸福，达到他们认为的好的生活时，他们才不会批评这个国家。
第五部分 1。奥古斯丁的生平
奥古斯丁十分关注自己的个人命运，这为他的哲学活动提供了推动力。从很小时候开始，他就苦于一种道德上的深刻的困扰。这种困扰激发了他内心对智慧和精神上的宁静的毕生追求。354年，他出生在非洲努米底亚省的塔加斯特城。虽然他父亲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母亲莫尼卡却是这个新信仰的虔诚信徒。16岁时，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开始学习修辞学。迦太基是一个生活放浪成风的港口城市。虽然他母亲向他灌输了一些基督教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但是他抛弃了这种宗教信仰和道德，而且在这时与一位女子同居，和她生活了十年，还生了一个儿子。同时，强烈的求知欲推动着他严谨治学，并在修辞学的研习上成绩斐然。
他个人的一系列经历把他引上了一条研究哲学的独特途径。奥古斯丁在19岁时读了西塞罗的《霍滕修斯》①，该书是一本倡导获取哲学智慧的读物。西塞罗的话语激发了他从事研究的热情，但是他陷入了一个难题：在何处才能找到理智的确定性呢？他的基督教的思想似乎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尤其为一直挥之不去的道德上恶的问题所困扰。我们如何才能解释人类经验中恶的存在？基督徒说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而且上帝是善的。那么，一个由全善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又怎么能产生出恶来呢？因为奥古斯丁从年轻时所学到的基督教中找不到答案，所以他转向了一个名为摩尼教的团体。摩尼教徒对基督教的很多看法是同情的，但由于自认为在理智上更胜一筹，他们不接受旧约中的基本的一神论理论，以及人类的创造者和救赎者是同一个神的观点。相反，摩尼教教导一种二元论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在世界中有两个基本本原，一个是光明或善的本原，另一个是黑暗和恶的本原。他们认为这两个本原同样是永恒的，而且相互之间是永远冲突的。他们相信，这种冲突在人的生活之中，就表现为由光明所构成的灵魂和由黑暗所构成的肉体的冲突。乍看起来，这种二元论的理论似乎对恶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完满的回答，它克服了在一个善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却存在着恶这一矛盾。奥古斯丁现在可以把他的感性的欲望归为外在的黑暗的力量所致。
虽然这种二元论似乎解决了神创世界中关于恶的矛盾，但是它引起了新的问题。其一，我们如何理解自然中会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本原？如果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理智的确定性又何以可能？更加严重的是，奥古斯丁意识到，说恶全都是由某种外在的力量所产生无助于解决他在道德上的困扰。强烈情欲的存在并没有因为对它的〃谴责〃被转向了某种它自身之外的东西而不再令人困扰。而起先曾经把他吸引到摩尼教去的是他们夸口可以给他以能够讨论并能变得明白易懂的真理，这种真理无须像基督那样〃先信仰而后理解〃。因此，他与摩尼教断绝了关系。他认为，〃那些被称为学园派（也就是怀疑派）的哲学家，比起其他的哲学家来更为明智，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怀疑一切，而且没有可以为人类所理解的真理。〃他这时被怀疑论所吸引，虽然同时他也保留了某种对上帝的信仰。他坚持了一种关于事物的唯物论观点，而且据此怀疑非物质实体的存在以及灵魂的不朽。
因为想在修辞学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奥古斯丁离开了非洲来到罗马，很快又到了米兰。384年他成为米兰市的一位修辞学教授。在此，他受到安布罗斯的深刻影响。安布罗斯当时是米兰的主教，让奥古斯丁有些始料未及的是，从安布罗斯那里他得到的主要的不是修辞学的技巧，而是对基督教的更大的认同。在米兰期间，奥古斯丁喜欢上了另一位女子，而他